引言

公元663年爆发的白村江之战是古代日本大国意识形成的最初的标志性事件。这种自我意识一旦形成，它就试图在历史进程中进行自我实现。如果我们把镜头直接拉到一千二百年后的明治时代，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画面：在成为大国的欲望和意识的激励下，日本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很快就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大国。

对于日本而言，这种大国意识也有悲剧性的一面，它在自身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重创就是这种意识造成的必然结果。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然袭击美国珍珠港，这种战略决策的背后有着日本对自身大国定位的认知。日本虽然最终失败，但它在战争末期的一个举动，却让人感受到“日本”意识中的一个异常属性：日本海军组建了“神风特攻队”，以自杀的方式对美国军事力量进行攻击。对日本而言，在物质力量上的不足，似乎因这种精神的强大得到了补偿。

今天看来，日本的这种大国意识有着反常的属性，但这并不是当时人们的认知。理解日本这种自我意识的关键点之一，就在于这个敢死队“神风”二字的命名上。“神风”，顾名思义，就是“神制造的风”、“具有神力的风”的意思。日本用“神风”二字命名，就是要表明它的军队会获得神佑，从而武运长久，会战胜强敌。那么，“神风”二字何以具有如此大的力量？

这个“神风”与我们目前讨论的日本大国意识的形成，其实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不能把“神风”视为单纯的迷信而一笑置之。这种命名的背后，有着日本的“神国”思想。现在，我们就从历史演化的角度，通过分析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日历史上的第二场战争，来看看这个思想的成长过程。

中日历史上的第一场战争是白村江之战，它虽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后世的历史叙事往往对其语焉不详。与此相对，中日之间爆发的第二次战争，中国读者可能不是很熟悉，但在日本的历史叙述中却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页。这一历史事件在日本被称为“元寇”或者“蒙古袭来”，按照年号则称为“文永·弘安之役”，具体是指日本在镰仓时代（1185—1333）时，先后两次成功击退元朝忽必烈大军入侵的历史事实。尤其是第二次战役，日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有人可能会认为，和白村江之战的惨败相比，只是因为日本取得了大胜，所以“元寇”或“蒙古袭来”在日本历史叙事中才得到大书特书吧。这么说当然有道理，因为每个民族都偏爱记录自己辉煌的往事，彰显祖先的智慧和武功。

不过，在“元寇”这件事上，这种解释仍然是流于表面的看法。我们前面提到的“神风特攻队”中的“神风”二字，其实就源于这两场与元朝大军的战争。一场发生在中世纪的战争，竟然在20世纪的现代化战争中出现了回响！这意味着在自我意识的演化上，这场战争有着特殊的属性。

首先，这场“元寇”引发的战争是一场中日之间的战争，是东亚世界体系变动的结果。问题的蹊跷之处在于，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的历史叙述中，人们通常都不说这是中日战争。有一种解释认为，人们并未将忽必烈的军队当成中国的军队；或者说，忽必烈建立的这个大元帝国，有人不认为它代表了中国。

这自然只是一种看法。在中国，我们当然把忽必烈建立的元朝视为传统中华帝国正统的朝代之一，是中国的一个历史阶段；不过，在其他国家的历史认识中，持有相反看法的历史学家并非少数，他们更愿意用“蒙古帝国”或“蒙元帝国”这样的说法。那我们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其实，当下的我们以及现代历史学家如何看这个问题，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回到历史现场，当事者之间的相互认知才更重要，因为它会对随后的历史发展造成实质性的影响。相反，我们今天的看法只是对历史的一种解释，对已经发生的历史过程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因此，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处于历史现场的人们的观念，因为它直接涉及日本史上这场战争的历史记忆问题。

关于蒙元帝国的兴起，今天的人们并不陌生。13世纪初，居住在蒙古高原的游牧集团在铁木真（1162—1227）的带领下走向统一。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上游的草原上举行即位仪式，自称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古国”。随后，这个蒙古帝国迅速对外扩张，很快就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在不到一个世纪内创造了人类迄今为止版图最大的帝国，获得了“世界帝国”的称誉。不过，在成吉思汗殁后，帝国因王位争夺而发生分裂。忽必烈（1215—1294）继承了大可汗的王位，是蒙古帝国的第五位元首。在成为大可汗不久后的1271年，他根据大臣刘秉忠的建议，将国号改为“大元”，并在第二年定都大都（今北京），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

大元帝国经过数十年的南征之后，在1276年最终占领杭州，征服了南宋王朝。民间流传的“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说的就是1279年宋王朝最终覆灭的故事。但这个很流行的说法显然误解了什么是“中国”。中国历史学家姚大力曾经总结古代中国人对“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的看法。根据他的说法，古代中国人的中国认同，并没有完全局限在王朝的层面上。这是因为：

王朝总是有兴灭。但它们在时间上前后相连续，于是出现了超越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观念。这个历时性的政治共同体就叫做“中国”。

从这个“历时性”的角度来说，生活在元朝时代的中国人，当然认为元朝就代表了中国。另外，按照日本蒙元史专家杉山正明的说法，如果从“统一”的角度来看，蒙古征服南宋，是自唐玄宗时期出现的藩镇割据以来，时隔五百三十余年后中国的首次统一，元朝自然是中国史的一部分。那么，忽必烈自己有这种代表“中国”的政治意识吗？当然有。比如，忽必烈在讨伐日本前，曾先礼后兵，在1266年给日本送交了一份国书。由于这个时候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已经被征服，国书中就有这样的说法：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国书中的这些言辞的大意就是说，你日本自建国以来就与“中国”通商和好，如今我忽必烈登上了中国皇帝的大位，怎么不见你们过来“通好”呢？这个“通好”，其实就是要求对方朝贡、要求日本成为臣属的意思。当然，国书上少不了如果不通好，就“用兵”这样的威胁字样。重要的是，在这个对外关系中，这封国书有“时通中国”这样的文言，体现了忽必烈自认为代表“中国”的政治意识。这是历史认识的关键点。

接到国书后，日本朝野震动。此时日本执政的幕府将军叫北条时宗（1251—1284），年仅十八岁。虽然年轻，但据史书记载，“时宗为人，强毅不挠”；他看到国书后，以“书辞无礼”为由，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不仅如此，时宗还破坏“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自然法约定，先后斩杀了两批元朝的使臣。这表明，政治人物的性格，会在特定时刻决定历史的走向。元寇来袭，除了忽必烈一统天下的政治意志使然，也可以说是日本挑衅的结果。

北条时宗主政时期的日本，也就是镰仓时代的日本，和南宋王朝之间有频繁的贸易往来，日本历史书中通常称为“日宋贸易”。不仅如此，宋朝时期佛教文化传入日本后更是大为流行。日本后世引以为豪的禅宗，就是这个时期传入日本的。北条时宗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曾创建圆觉寺，并请宋朝的禅师无学祖元（1226—1286）赴日传道说法。

当时的这些经济与文化交流，导致时宗自然认为南宋是文明国家，是他心目中的“中国”，新兴的蒙古帝国只是军事实力强大而已，在日本的文明认知中，它处于“胡”或者说“蛮夷”的位置。结果，无论是出于鲁莽还是强大的自信，北条时宗的做法相当于邀请忽必烈进攻，这无异于一场赌博。于是，也就有了我们开头提到的两场战役。

第一场发生在1274年10月20日黎明，以驻扎在高丽的蒙古军和高丽军为主体的三万余人在席卷了对马和壹歧两个岛屿后，在九州北部的博多湾上陆。在元军的新式阵法和铁炮等新式兵器面前，幕府军队很快溃散。但不知为何，或许因为幕府的武士作战异常骁勇，元军到了晚上就退回到了舰船上。这是致命的撤退：到了半夜，舰队突然遭遇暴风雨袭击，船只被狂风巨浪吹到岸上，或搁浅或粉碎。日军乘势杀出，元军损失近半，不得不撤回高丽。

如果说第一次征讨日本的目的有着在战略上切断日宋贸易、配合征服南宋的战略意图，而不是想着将日本一举拿下，那么，1281年忽必烈发动的第二次征讨可谓是彻底的征服战争。这次战争几乎就是第一场战争的翻版，只是规模更大。

这一次忽必烈兵分两路，一路是从朝鲜半岛出发的四万东路军，由蒙古人、色目人、高丽人组成，另外一路是从庆元（今宁波）出发的十万江南军，由南宋降将范文虎率领。前者是这次征讨的主力，而后者是南宋降兵当中精锐被抽出后的“弱兵”，他们中的多数人带在身上的可能不是武器而是农具，所以有历史学家称这支大舰队实际上是一支“移民舰队”或“江南移民”。由于幕府在第一次战争后精心构建了防御体系，蒙元大军这次未能实现登陆。结果，舰队在海面寻求战机的过程中再次遭遇突发的暴风雨，船只被毁。据说，十四万大军中至少有一半兵士被斩杀，而南宋出身的兵士多被网开一面，留在了日本。这次暴风雨发生在公历8月16日，是台风最盛的季节。

这个横扫了欧亚大陆的蒙元帝国，挡住它征服日本之路的直接原因竟然是偶然发生的暴风雨——这种偶然性构成了真实历史进程的另外一面。当然，这个偶然性背后，也有日本列岛孤悬海外这一天然的地理屏障的要因。我们曾经论述过日本的风土条件在理解其文明特征上的重要性，这两次战役同样给我们提供了历史证据。

偶然性虽然构成了历史进程的一个真实方面，但人性有一个普遍的弱点，那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命运受偶然性支配。当时的日本人同样如此。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强大的外敌面前日本之所以得以保全，正是因为神佑的结果。这么说的证据当然就是两次出现的暴风。当时的日本人认为它们的出现是源于神的意志，因而是“神风”。

在当时留下的一些记录中，人们多使用“神战”来描述这场战争。这个“神战”的大意是说，在地面发生战斗的同时，天上世界的诸神也在对阵，而且诸神也会改变形态，直接干预地面的战争。据说，第二次与元军交战时，海面就出现了诸神化身的青龙，最终水淹元军。当然，这种“神战”并不只是事后的想象。在备战期间，幕府就下令日本各个寺院神社进行布施、祈祷，希望获得神佛的昭灵默佑。而当日本取得胜利后，镰仓幕府开始对寺院神社进行论功行赏，这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国民的“神国”意识。在随后由贵族北畠亲房（1293—1354）撰写的《神皇正统记》中，这一神国意识得到了明文的记载。

我们今天当然认为这种对战争的看法是一种迷信。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元军战败根本就是人祸。比如，在第一次征讨作战中，元军动用的船只是在朝鲜临时拼凑而成，当时已经亡国的朝鲜工匠很可能只是应付差事，不会给元军制造足以能抵御台风的船只；而在第二次战役中，元军派遣了大量宋朝的降兵上战场，有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宋兵出征的性质近乎海外移民，自然没有多少战斗力，也不会全力作战。当时如果是蒙古精锐全力出击，日本的命运估计就要改写了。

但在历史认识上，重要的并不是假设，更不是再次揭露“神风”的迷信本质，因为观念中的真实同样也是一种真实。我们现代人会认为日本当时的举措是迷信，但其实更合适的说法是，这种对精神性因素的追求、信仰以及使用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本能。孔子不讲怪力乱神，但反过来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怪力乱神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东西，会迷惑人心，因而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越是在人心期待变革的时刻，这种力量就越会对人心产生更大的影响。这种力量一旦在历史变迁中稳定、沉淀下来，形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种超自然的常量，人们通常就会称其为“信仰”。

另一方面，这种“神佑”观念在随后的历史演化中还会引发各种非理性的行为。实际上，通过故事演绎等形式，“神佑”日本的观念在日本扎下了根。比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出现了一首广为流传的军歌，叫《元寇》，叙述的正是这件往事。事实上，“元寇”这一说法——代表中华王朝的“元”和意味着盗贼的“寇”的结合——便是形成于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包含着与中华帝国对抗的明确的政治意志。在上至天皇下至贩夫走卒的传唱中，这种藐视大国、自视优越的神国思想最终深入人心。

我们看历史剧时经常会听到“民心可用”这样的说法，本质其实都是一样。民心说的就是一种被普遍共有的观念，至于这种观念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并不是主要问题。1941年12月日本对美国开战，也有着当时的“民心”基础。事实上，在当时的日本报纸上，就出现了题名为《果断的站起来，一亿的时宗》、《驱逐元寇，神风起兮》等激发国民士气的文章，呼吁“国民每一个人化作弘安年间击退元寇的‘时宗’”。历史认识的要害在于，在这种战略决策的无意识深处有着这种“神国”观念的作用。

这么说并不是要再次批评日本，因为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并非日本的独家专利。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上，我们都可以轻易找到由非理性的行为所造成的巨大的政治后果。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交错的视角，去看待历史问题，二者不可偏废。

中国日本论的先驱戴季陶在论述日本时，特别撰写了关于日本信仰的一章。他观察到，日本国民是“信仰最热烈而真切的国民”，又说“信仰的生活，是个人和社会的进步团结最大的机能”；但这种信仰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信仰是无打算的，一有了打算就不成信仰”，因为“冷静的理智不化为热烈的情感时，绝不生力量”。戴季陶的这些说法为人们指出了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还要从更大的世界历史格局看待“元寇”这一历史事件。元朝皇帝忽必烈试图将日本纳入自己的统治秩序，但遭到了日本虽盲目但激烈的抵抗。这实质是欧亚世界秩序重建的一部分。日本征讨固然未取得成功，但无疑扩大了当时人们的世界视野，并将日本纳入了更为广阔的“欧亚大贸易圈”当中，将全球的交流推向了一个高峰。

参考资料

• 《蒙古帝国史》
• 《蒙古战争史》
• 《日本通史》
• 《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