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六年（1608），辽东地区发生了哈流兔之役。本来应是边镇发动的一次普通的战役，但经过揭露，这次“战役”实际上是统兵的辽东镇新任总兵通过杀降的手段冒充捷报与战果的事件。那么哈流兔之役的经过究竟如何呢？

一、流兔之役的发生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二月，蒙古赖歹部与蟒金部入犯蓟镇。据《明通鉴》卷74万历三十六年十二月：“是月，朵颜（实际是蒙古左翼察哈尔部）犯蓟州。朵颜察罕之子赉珲岱（旧作赖晕歹——原书小字），狡黠为边患，与其从父莽吉勒（旧作莽金——原书小字）潜入蓟镇，大掠河流口，参将马栋等不能御。时援师所至，居民望见火光，惊为敌至，逃入京师者日数万，九门尽闭，京师戒严。

兵部尚书李化龙请以三十万金补蓟镇缺饷，并修守备之具。”蒙古部落进入河流口，大掠而去，给京师造成不小的恐慌，九门闭，京师戒严。而且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河流口之失，各属夷伯牙儿、满旦屠记等诸酋皆踵赖、蟒之后，率部夷讲赏，挟以必犯，而赖、蟒复纠集东虏黄台吉，更欲入犯喜峰。”这些蒙古部落依然承袭俺答的做法，利用入侵、劫掠的手段，给明朝造成很大的压力，让明朝廷觉得与其让边境遭受如此损失，不如与蒙古部落讲和，进行市赏。

但明朝方面认为如果轻易讲和，会让蒙古部落更加肆无忌惮，“伯牙儿、满旦屠记等诸酋皆踵赖、蟒之后”，入犯挟赏的蒙古部落会越来越多，故而明朝廷并不会善罢甘休：“蓟辽总督王象乾以狂虏无忌如此，势不得不协力一剿”；神宗则批复“逆夷不思朝廷恩德，敢于犯边挟赏，不一惩创，为患安穷？”除了惩办抵御不力的参将马栋之外，兵部还计划对入犯的蒙古部落进行打击。时任兵部尚书的官员，正是曾平定播州之乱的李化龙，他向神宗皇帝上奏：蓟镇实神京肩背藩篱，一决则烽火达于甘泉，徒驱无衣无食之卒以当十方方张之虏，所谓腐肉之齿利剑，必无幸者也。

皇上重念安危大计，莫如大发帑金，增守战之具，户部仍预春季之饷，预给军士，以养其力。万不得已，则请先发太仆寺银五万两与户部额饷星夜觧至军前，颁给戍卒准备衣械。至于蓟辽，一总督节制策应，宜听指。且杜松蓟之旧帅，若能募集敢死士万人，从山后捣其巢冗，则东虏狼顾，则蓟贼必溃。宣府抚镇将领，尤当一面修防，一面宣谕西虏，令其敛束部落，毋听勾引。李化龙认为除了增强蓟镇守备、保障京师安全之外，也要积极采取行动。

赖晕歹等部虽然在河流口击败明军，但明军有所准备，凭借赖晕歹与蟒金的力量不足以形成进一步的打击，于是赖晕歹又联合黄台吉等部共同入犯喜峰口。于是兵部请求辽东镇的总兵杜松招募敢死之士，从背后捣毁黄台吉部的老巢根据地，令其进退失据，不得不回援，到时候蓟镇的赖晕歹等部实力不足，孤立无援，明军就可以将其击败。神宗皇帝基本上同意了兵部的提议，令蓟镇、宣府、辽东三镇互相配合，抵御蒙古部落的二次入侵。

辽东镇新任的总兵杜松是明朝的名将。据《明史·杜桐传》“杜桐，字来仪，昆山人，徙延安卫”，则杜松与其兄杜桐祖上原为昆山人，后来迁到延安卫，应是世代戍边的军户出身。《杜桐传》附的《杜松传》则记载了杜松历任宁夏守备、延绥参将、延绥副总兵、孤山副总兵、延绥总兵、蓟镇总兵等职，可谓活跃在九边地区。据《明史纪事本末》，杜松“守陕西与胡骑大小百余战，无不克捷，敌人畏之，呼为杜太师而不名”，可见杜松在蒙古地区的威名。

当时杜松刚刚在连山驿（今葫芦岛市连山区）抵御蒙古入犯，随即率兵出边以配合蓟镇。后据总镇标下管坐营中军游击事都司崔吉上报：“镇守杜总兵悬赏银牌，以示激劝。遂兼程前进，二十三日驰至连山驿，分布一字阵，申严号令……于二十四日未时分，从宁远中左所长岭山堡平山台出境，驰至地名哈流兔，离边二百五十余里。前贼知觉，举烟放火，吹掌觱篥，聚集精兵，执打坐纛，拥众迎敌，喊声震地。

镇守杜总兵督兵前进，激赏银牌，复申号令，严谕各军当效死力，以报朝廷之恩，以报河流之仇。我兵奋勇剿杀，冲斫数阵，贼见勇猛，败遁腾山。我兵乘胜追杀，赶至巢穴。在阵斩获首级一百四十六颗，得获达马夷器。”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正月，辽东地方将“哈流兔大捷”上报朝廷，“辽东总兵杜松以狡虏助逆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连山驿斩获功次上闻，章下兵部。”而就在杜松及部下将士等待着朝廷赏银的时候，不利于杜松的信息却一件一件传了出来。

二、真相揭露与杜松去职

首先，在上报之时，整饬宁前等处兵备山西按察司副使马拯就提出，杜松出边，实际上是“剿杀拱兔营内达贼”，且“夷酋拱兔原系款和夷人”。而准备犯抢喜峰口的，是黄台吉部，而非拱兔部，朝廷的命令，也是让杜松去捣黄台吉巢，可见其中必有不实之情。当时巡按辽东的熊廷弼称：“臣闻拱兔于诸酋中最强，顾其人可以理谕，而不肯轻动，但一动，而其凶悍遂不可制。

自宁前抚赏以来，沿边部落零星小窃，岁时有之，而本酋自家近颇安静，与他酋之朝受赏而夕抢掠者不同。今既被剿，势必复雠，宁前单弱，势必难支。该道深忧苦虑，愁蹙向臣，血泪欲堕，臣为之恻恻心动。”可见其认同兵备道马拯的说法，并为这一事件的后果感到担忧。但是当时“据边报，东虏头目烧大成、把克台吉等因捣巢之恨，会合来大等，共选精兵万余，准在二十前后犯抢辽东宁远东西一带地方报仇。

又据走进回乡人口称，有近边驻牧属夷兀鲁孩厮等酋，因里边兵马捣巢杀他达子，各将部落牛马北移，仍调人马四五万，准在二十前后犯抢宁前地方报仇”，所以目前蒙古部落想要来报仇的情况十分危急，如果内部先乱，势必无法抵御外敌，故而熊廷弼采用调和的态度，以使杜松与马拯等人平心相处，共同御敌。他在奏疏中说：“但拱酋者，插汉之属也，于宁前虽为款和，而于蓟门实为助逆。

督、抚叙疏，谓其受抚于东，助逆于西，而比之于附他犬以吠主，非不知其款和于辽，而遽开此衅也，是时急在蓟门，以速解京师肘腋之危，不得不缓在宁前，以暂收塞上眉睫之效。兵部有议，军门有咨，抚、镇计定而后行，非该镇轻举妄动，而好逞于一击也。身提重兵，深入虏境，唯敌是求，何分款逆？虏既已整兵而来，我岂得按兵不动？虑不反顾，势不并存，剿杀之外，更无别法，亦非该镇可以歇手时也。以宁前之极敝，而复加强横忿恨之虏，该道之忧，忧在生灵，而该镇不必过起嫉功之疑。以辽左之积弱，而忽振张皇克诘之威，该镇之功，功在封疆，而该道亦不必过执启衅之说。

为今之计，唯有亟行叙录，以鼓将吏敢战之心，严加防御，以捍地方蹂躏之患，镇、道同心，文武协力，共图所以待虏之策而已矣。”据《明实录》：“连山驿之捷，总兵杜松因奉檄捣东虏黄酋以牵蓟贼，乃率众从宁远中左夜驰至哈流兔，剿杀拱兔营夷级一百四十六颗。宁远兵备马拯谓：‘拱兔原系款夷，今既被剿，势必复雠。

宁前单弱，事将叵测。’各相饮憾。辽东巡按熊廷弼以闻，请分谕镇道，商求目前所以待虏之策，毋徒各逞私忿。仍乞速行哈流兔之赏，以申激劝。”但他同时也指出：“夫以缓蓟之故，而忽开辽镇之兵端，以来、蟒二酋之故，而尽失东虏之款志。来酋之势未见立孤，而反益速其合，东虏之情未见内顾，而乃更触其凶，三方未收犄角之功，而一处先虞剥肤之害，此在老成筹边者自有成谋定画，非臣愚蒙所能测识。”

可见熊廷弼认为杜松此举，搞错了用兵对象，让与明朝款和的蒙古部落与明朝为敌，更加强了与明朝对抗势力的力量，给边防造成更大压力。只是因为眼前形势危急，且希望杜松能有所作为，这才为其回护。然而杜松终于辜负了人们的厚望。先是他急求赏金，“似有必得全赏，而后肯出门之意”、“哈流兔之捷，众谓其必报，总兵杜松急勒全赏。兵部言：‘拱兔阳款于辽，助逆于蓟，是役关系蓟门安危，不当以今日授蓟之故，逆料他日雠辽之事，宜速发赏功银到彼给赏。’从之。”

杜松急求赏金，兵部则与熊廷弼的意见一致，对杜松有所包容，而最终让赏金下发。接下来又发生了拱兔报复的事件，也就是大胜堡之祸。据《明实录》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月辛卯条：“虏犯中右所及锦昌，及是陷大胜堡。拱兔自以忠顺见剿，小歹青数激之入抢，遂以兵五千人攻堡，杀掠无遗，复深入小凌河约二十里，游击于守志兵入山口被冲，杀折官军一千余员名，守志身被重创。报我哈流兔之役也。”拱兔被哈流兔之役触怒，果真率领兵马入犯，其主要目的是来报仇。据熊廷弼报称，大胜堡之役，“该堡杀虏官军人等三百八十五员名。戴章甫再查，则比原数多一十六名”，熊廷弼还听说“拱兔自以款附见剿，不胜惭怒，云：‘杜总兵无故杀我边夷，我必将他边堡尽行屠克而后已’”、“拱兔本忠顺，虽怀仇恨，尚可羁縻。

惟小歹青最狡，往屡向宁前索赏未遂，因乘机挑拱兔曰：‘尔尝自称忠顺，他人作贼，尔还阻拦，今偏杀尔部夷，若还就与讲款，不如死。必须克得几座城堡，立些声名，然后讲款未迟也。’以此拱兔愈加羞愤，不图抢掠，只图克堡”，可见拱兔志在杀人报仇立威。这一次战役，游击于守志拥兵不救，责任最大，而杜松的表现也令人失望：“拱兔果以无罪见剿怒，小歹青又数激之，乃以五千骑攻陷大胜堡，执守将耿尚仁支解之。深入小凌河，肆焚掠。

游击于守志遇于山口，大败，死千余人，守志亦重创。松驻大凌河，不敢救。辽人多咎松，朝议谓松前仅抵锦州边十里，未尝出塞，所杀乃保塞部落，悉缚杀之，非阵斩。松愈忿，言抚按诸臣附会马拯，害其奇功。自提兵出塞，将捣巢以雪前耻，而所得止五级，士马多陷大凌河。”可见杜松也是拥兵不敢救援，而后因为朝廷的压力，不得不提兵出塞，然而只斩获了五级，所明军却因为陷入大凌河之中而损失不少。

在大胜堡之役后，李化龙仍然对杜松有所期待：“乞令杜松戴罪御虏，再或专，决难轻贷。游击于守志充为事官，立功自赎。”杜松却因此更加惭愤，杜门不出，举止乖张，其遭解任也在所难免：“勒杜松解任回籍。大胜堡之没，兵部议以松戴罪御虏。松自闻劾后，益愤懑欲死，尽焚其铠甲器仗，一切兵事弗问。兵部复言松志意已乱，留一日则为辽左一日之患，于是上命回籍。员缺即推堪用的来看。”

据熊廷弼上报：“今该镇决意求去矣。初三日移臣手本，内叙病势阽危，情辞切，欲臣速为题请更代。除听督、抚会议外，随还书留之。盖该镇正月内杜门，臣以书促之而即出；三月内杜门，臣又以书促之而即出，意今书可复挽其去志。

及初五日，据坐营中军游击崔吉禀报，有不胜其惊骇者。报云：‘三月二十八日，杜镇守接见京报参论一恼，中痰倒地，许久方醒。至二十九日，将冠帽、员领、玉带、帐房、官轿、执事、旗号，并盔甲、弓箭、枪刀、器具、衣服等件搬在大堂前，望西南叩头，用火烧毁。即唤值日捕盗官替寻棺木送进，随卧炕，抚、院、部、道倶来看视，不起。’”可见其惭愤而不知所为的情状。

杜松是一介武夫，行事鲁莽，本来就犯下错误，又不能及时自勉，反而行为乖张，更加重其错误。他的这些行为使得想要挽留他的人也灰心了。于是有关哈流兔之役的真相也更为具体地揭发出来了。杜松解任之前，有关哈流兔之役所隐瞒的真相就已经有所揭露：“是时，哈流兔捣巢言者谓松仅至锦州边十里，将卧佛寺看边属夷曹善友等尽行杀戮。”也就是杜松并未真正“捣巢”，只是到边外十里的范围内杀死了看边属夷而报功，实际上就是杀良冒功。

因为就此事熊廷弼与兵科宋一韩等人颇多争论，故而熊廷弼对此论之甚详，还将杜松部下等目击证人的供词记录下来，可见杜松发动的“哈流兔之役”的详细经过。据《备述各将首辩文详四驳兵科疏》：“七月出广宁而西，有二被执者立，臣舆前问之，则正兵营护送把总张世禄、李进功也。因问当日捣巢尔等在否，其一曰‘世禄在’；问斩级若干，曰‘二十六颗’；问巢远若干，曰‘直锦州、小凌河边墙三十里。’”也就是杜松出塞作战，其斩获仅只二十六级，而且只距离边墙三十里。据杜松所报，“驰至地名哈流兔，离边二百五十余里”，显然不符。高贞等又揭露，万历三十六年（1608）十二月二十三日，杜松率军“行过连山驿，天晚，复回本驿歇下。即差夜役调取宁远通丁黄朝重等来赴连山，就问黄朝重：‘我今要从兴水县出口何如？’当有黄朝重回禀：‘路窄山险，难通大兵。’询问，又有宁前兵备马副使，见得属夷未败款盟，无故扑杀，恐开边衅，径差舍人萧崇功持书拦阻。

杜总兵当时怒目疾视，大叫云：‘我奉朝廷特命捣巢，以报河流之仇隙。他今苦以书拦我也，不消出口，你各将明日都回营去。’”可见马拯了解边外形势，知道杜松要对拱兔方面用兵，而有意加以阻拦。

第二日早晨，杜松又命人将拱兔方面来讨赏的龚学文押来，“将龚学文割去一耳。又云：‘再押过龚学文写供状，内要说抢河流口有拱兔达子助兵一半。’”而兵部认为“拱兔阳款于辽，助逆于蓟”，可能就来源于此。但杜松并不能就此罢休：“我大兵至此，一旦袖手空回，不谓徒劳士马，抑且有违明旨。必意捣巢，可从何地出口？”于守志回答：“与长岭山堡对直，有二十余里可以出兵。”

杜松就要从此地出兵，但为高贞所阻拦：“此地山势峻峭，树木丛茂，虽有小道容得一人一骑，尽被风刮大雪填满，委难行兵。若从此去，倘达子预知消息，伏兵突起，进退两难。”杜松大怒，“传示此后再有将官妄言阻挠军机者，本镇定以军法从事。仍又分付本职将长岭山堡属夷即差夜役与我调来，不可走透消息。仍又分付可将四堡坐口夷人尽行收入堡内，如若走脱一丁，定以漏泄军机论。”待高贞等人将各边堡夷人调来后，杜松即命人将这些人全部杀害。

于守志自己称“我锦州看边属夷倶已杀讫”，另一将杨晖的报告也称于守志说“我那大福、大兴边上款虏，已差人收拾毕了”，而高贞所调长岭山堡的夷人，“杜镇守当即分付内丁门下等众，将长岭山堡属夷尽数杀讫。”而杜松“仍从长岭山堡出口”，而“境外入夷巢，委实止斩首二十六颗”，总共上报的首级一百四十六颗之中，“除境外不知夷名外，其余一百一十四颗倶有姓名证佐”。

真相至此明朗，杜松实际并未出边二百五十余里，到哈流兔这个地方“捣巢”。而仅仅在近边杀了一些拱兔部落的人，并且将长岭山堡、椵木冲堡、大福堡、大兴堡等边堡外的看边夷人捉住杀害，上报当作功劳。哈流兔其地确实存在。

据和田清考证，哈流兔就是《蒙古游牧记》（卷二）《土默特右翼旗》条所说的哈柳图河地方：“水獭河，蒙古名哈柳图，源出苏巴尔噶冈，南流径托罗克台山，入小凌河”，是小凌河的一个支流。而水獭河就是今天的良图沟河，在今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七道岭乡一带。而据图上距离，从良图沟河到葫芦岛市仅有70多公里，似并没有杜松所说的“二百五十余里”。又，杜松曾询问高贞：“中左营所属有几个边堡，看边属夷系那营部落，当职回云：‘共有四边堡，倶系拱兔营达子’。”可见拱兔活动的范围，就在宁远至锦州的边外，小凌河流域一带。

三、总结

哈流兔之役的发生，本是朝廷让杜松去攻击察哈尔黄台吉部以牵制赖晕歹、蟒金部对蓟镇的进攻，然而杜松畏惧捣巢的风险，仅在近边之处杀害拱兔部的“降夷”，冒充战果，不但没有达到朝廷的目的，还开启了明朝与拱兔部的争端，增大了边防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