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怎么放弃了奴儿干都司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有明一代，直到万历年间，对奴儿干地区一直存在实质性的管辖。”就是在诸如《明神宗实录》等万历年间的资料文献当中，依然还有很多位于奴儿干都司地区的女真卫所来京朝贡，出入辽东马市、关隘的记录，由此可以证明，他们和明朝依然保持着羁縻体系。万历3~9年，海西女真古城卫、哈儿卫、肥河卫等首领/贡使来京朝贡的记录。这位答主引用的是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只是从《神宗实录》摘选出部分内容作为论据。实际上，在万历3~9年期间，《神宗实录》中记录来京朝贡的海西女真卫所的数量与次数，还要更多。

就以《明神宗实录》当中的两条记录来说——

海西古城等卫女直兀堵尚、哈儿等卫女直你龙哈、弘化寺番僧锁南星吉等各入贡，宴待如例。——万历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建州、毛怜等卫夷人都督台失等一百名，进馬二百匹，补二十二、三年分贡。給双赏絹纱，如例。——万历三十二年六月十六日

这个在万历3年来京的“哈儿等卫女直你龙哈”，并不是哈儿卫的人，他的真实身份是哈达王台的部下尼洛曷，在万历十年王台死后的哈达内乱中表现一度很活跃。

万历32年来京的“建州、毛怜等卫夷人都督台失”，也和毛怜卫没有丝毫关系。毛怜卫早就消亡了，但是努尔哈赤得到毛怜卫的印信和敕书。“台失”本名叫特克世，建州女真长白山部首领，早在万历二十一年就投靠努尔哈赤。

这些事例反映了一个问题：在万历年间，明朝和原位于边远的松花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等属于原奴儿干都司的女真土著部落，早已经失去联系。明朝不清楚这些边远女真部落卫所的实际情况，与他们之间也没有维持有效的羁縻管控。

这些边远女真部落卫所，当时大都已经名存实亡，他们或者被叶赫、哈达、建州等强势大部落直接吞并，或成为强势大部落的依附。哈达首领王台、叶赫首领纳林布录和建州努尔哈赤，热衷兼并小部落，抢夺小部落的印信敕书，垄断入贡和赴市权，堵截贡道，指使本部麾下冒充这些小部落的首领，打着他们的旗号进京朝贡或入塞赴市。

而这种行为，明朝不仅不反对，还表示赞许，辽东地方文武官员更是大力支持。

造成这个现象的两个发起人，是明世宗嘉靖皇帝和海西女真哈达部的创始人王忠（中）。

细说起来，这里面有好几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嘉靖十九年（1540年）三月，明朝发生了一起冒贡大案。案件的主谋，是塔山前卫首领旺济外兰。旺济外兰是女真名字，他还给自己起了汉名汉姓，就是王忠（中）。

《明世宗实录》记录了这起冒贡案的经过———

海西朵林山等卫、女直都督佥事额真哥等来朝贡马，宴赏如例。时又有古城等卫指挥同知哈塔等同时入贡。
唱名给赏间，额真哥讦称：“诸夷乃王中部落额克捏等，非哈塔等。”
（下）诏，分押各夷，诣辽东镇、巡官勘究，具得其情。
王中先与海西夷兀允住抢杀者帖列山等卫夷把秃郎中等，夺其敕书三十五道。有把大者，以兵为把秃等复仇。兀允住死，敕书留王中处。（王）中因令其部落额克捏等，冒敕哈塔等名入贡耳。
（下）诏，令镇、巡官明白宣谕：原抢敕书，本给哈塔等；额克捏等贡马已充官用，赏赐仍给之；把大升正千户，仍赏以银币；把秃郎中等部落从重赏劳；王中禁不许入贡；验放指挥同知等官李钺、刘瀛、董云飞、陈善等有失觉察，各夺俸半年。——《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笔者把这段古文讲述的内容，简单翻译：

明朝建国初年，在明太祖招抚辽东/朝鲜半岛地女真各部，明成祖设立奴儿干都司，招抚松、嫩、图们、乌苏里、黑龙江各女真土著部落，设置卫所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来一套繁琐的羁縻朝贡体系。

这套朝贡体现里有很多规则，其中必须严格遵守的一条，就是强调“专人专属专用”的印信/敕书认证制度。

朝廷向部落首领授予羁縻卫所官职，颁赐印信、敕书和冠带朝服。敕书就是圣旨（敕旨），相当于任命状；印信就是官凭。

印信和敕书作为官职身份的主要凭证，不许转让、毁坏、造假、涂改，出借、买卖，更不许抢夺。如果印信和敕书丢了，要及时向朝廷汇报，核实后再补发。

部落首领想去北京朝贡或前往辽东马市贸易，必须携带自己印信和敕书。辽东地方官员必须验查，确认他的身份。在明朝中前期，条件还很苛刻，部落首领想升迁自己的官职，或说老首领死了之后，子孙后代想袭承官职，必须亲自前往北京或辽东都司，得到朝廷的验证和允许。

在明朝中前期，这套以印信敕书为依据的朝贡身份认证体系，维持了一百多年，即便在土木堡之变后，辽东局势打乱的那种情况下，明朝也不愿意更改。

在这一百多年里，女真/蒙古各部之间也发生过很多抢夺印信敕书，冒用他人敕书蒙混入塞入贡的事。嘉靖十九年的这次冒贡案就是一个例子。

“唱名给赏"，可以简单理解成先进人物表彰授奖大会。

兵部、礼部和四夷馆的官员出面，把这些来京朝贡的夷人首领和贡使叫到一块，当众宣读，总结每个人有哪些先进事迹，有哪些立功表现，然后宣读这次给你加授什么官，给你什么回赐的财物。

海西夷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尔等进前听宣：

海西夷人某某卫指挥使张三，尔敬顺天道，尊事朝廷，实属可嘉，升尔做什么官，赐尔哪些财物，以表褒奖；
海西夷人某某卫都督李四，尔能恪修职贡，看边守法，俞久俞虔，诚意可嘉，升尔做什么官，赐尔哪些财物，以表褒奖；
海西夷人某某卫都指挥使王五，尔能开导众类，德教一方，止行有礼，朕当佳之，升尔做什么官，赐尔哪些财物，以表褒奖……

指名道姓，高声诵读，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大方方全都念出来。

女真贡使齐刷刷跪成一片，安安静静地听旨、领赏。

就在朝廷官员念到“海西夷人古城卫指挥同知哈塔”时，朵林山卫都督佥事额真哥突然激动起来。他指着哈塔，厉声吼叫：”这个人不是古城卫的哈塔，他是塔山前卫的额克捏，旺济外兰夺了古城卫的敕书，让他的人假扮贡使，圣皇帝明察……“

现场顿时大乱。

明朝立即将这些贡使全部扣下，为了防止其中有人串供，又将他们分别关押，单独审问。

案件很快水落石出：额真哥所言句句属实，王忠抢杀了帖列山卫等其他卫所，夺取了三十五道敕书，这一次来京的帖列山卫和古城卫等卫所的贡使，都是王忠指使本部属下冒充的。

朝廷随即做出惩处：今后不准王忠派人来京朝贡，负责验查身份的辽东都司相关官员负有失职失查之过，”各夺俸半年“。

王忠用武力抢杀其他女真卫所，夺取敕书，进京冒贡，事情败露被明朝惩罚。说明至少在嘉靖十九年，明朝还是在坚持这套”人—印信—敕书”三结合的严格认证制度。

王忠随后的态度，体现出他极高的政治情商。

一般虏夷首领，办了坏事败露，被明朝惩罚，十有八九回去之后，和明朝关系就越闹越僵，很可能就造反了。因为朝廷不许去北京入贡，相当于不承认他的身份。

但是王忠没做任何发泄不满、和明朝对抗的行为。他反而表现得极为乖顺。尽管去不了北京了，他把目标盯上了辽东地方得军政大员。他在开原广顺关外的小清河谷设立城寨，创立哈达部，认开原参将赵倾葵做义父。依靠赵倾葵的袒护，出入开原马市。

“王中入构熟夷，得千人，自为部长，常以父事赵参将倾葵。”——赵时春·《北虏纪略》

通过赵倾葵，王忠又攀附上辽东其他军政大员。在这些官员的袒护和劝导下，王忠对朝廷的态度依然恭敬如初，虽然不能去北京了，但是官员的庇护，他依然能凭本部敕书随意进出广顺关马市，其赴市贸易的利益需求并不受影响，同时静候时机。

嘉靖二十二年和嘉靖二十九年，两个立功表现的好机会终于来了。

嘉靖二十二年春，兀良哈三卫当中的朵颜卫“导诱北虏”，进犯开原，王忠侦知情报并及时通告给明朝，使明军提前做好准备。因侦报虏情有功，朝廷恢复了他进京朝贡的资格，又将他的官衔连升三级，从都指挥佥事擢为都督佥事。

……先犯开原等处，系朵颜夷人导诱北虏。海西夷人王中，预行专报。我军遂四集，斩虏首四百余级，当以功论。
——《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
升海西夷人都指挥佥事王中为都督佥事。先是辽东抚、按官言：中先年冒贡害人，朝命绝其入贡，近中侦报虏情有功，乞许其入贡，仍加升赏，以示激劝。
诏：升中都督佥事，令约束部落入贡，并谕以旧罪朝廷业已置之，宜益修忠顺，以图报劾。
——《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

这是非常关键，也很耐人寻味的史料，加粗体字的两个部分是重点。

A、“先是辽东抚、按官言”——王忠的汉语说的极好，他对辽东地方基层官场风气了如指掌，尤其擅于打通关节和寻找靠山。立了侦报虏情的功劳，辽东巡抚、巡按都站出来替他说话表功，人缘特别好。因此嘉靖年间，辽东社会上还一直有传闻，称王忠不是女真人，而是辽人，是跑到边外去的明军逃兵。

B、“令约束部落入贡并谕”——从今以后，其他部落如果要入京朝贡，都由王忠代管。三年前你杀人抢敕书冒贡那些事都过去了，朝廷不再追究。小王，好好表现好好干，好日子还在后头呐~

到了嘉靖二十九年，叶赫“祝孔革为乱，阻朝贡”。明朝早就知道哈达与叶赫是世仇，授意王忠除掉祝孔革。次年春，祝孔革在叶赫河畔行围打猎，被王忠提前设下的伏兵包围刺杀，再立新功。

王忠随后攻下叶赫的十三座城寨，夺去三百道敕书。明朝不仅没有要求他交出这些敕书，反而大加褒赞，允许他留下这三百道敕书。

次年，王忠趁机向明朝提出提出升赏官职的要求，朝廷对他特别满意，立即同意，由都督佥事再升为都督。

塔山丹（前）等卫夷人王中等二十八人，奏请升袭都督、都指挥等职。许之。——《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年七月初五

升授都督，还不是哈达首领获得的最高荣誉。在万历初年，哈达继任者、王忠的侄子王台，继续沿用对明朝恭顺有加的路线，因多次协助明朝打击建州王杲，通报蒙古虏情，数次立功，明朝授予他龙虎将军职衔。

万历初年时任辽东巡抚的张学颜还向王台承诺，如果能继续好好表现，再立新功，你就会像蒙古土默特的俺答汗一样，得到明朝授予的王爵。

3、

这就是明朝中叶嘉靖年间，明朝对辽东女真、蒙古各部羁縻体系做出重大改革的新政策——“居停主人、东夷之长。”

明朝放弃了此前实施上百年的“专人专属专用”敕书认证制度，放弃了和边远原奴儿干都司地区广大女真卫所建立直接联系的旧羁縻朝贡体系，转而在辽东近边女真部落当众物色“居停主人”——让一个态度恭顺的部落首领充当代理人，让他做“东夷之长”，代替明朝管理其他女真部落，允许他采用武力手段兼并小部落，纵容他抢夺敕书，听任他指使麾下冒用敕书入京朝贡。

从嘉靖十九年冒贡案时的严厉惩罚，到嘉靖二十二年之后大撒手大放纵。是什么原因，导致明朝放弃旧制度，做出如此剧烈的政策调整？

最根本原因，是嘉靖朝中前期的发生的左翼蒙古东迁和海西女真南下，对明朝北方边境造成极大的冲击，在这场部族大迁徙的冲击下，陈旧的敕书认证制度解体了。

达延汗统一草原之后，把蒙古分为左、右两翼六个万户，每个万户再细分成若干个鄂托克。他把子孙分封到除了兀良哈之外的五个万户和属下鄂托克当中，让他们担任各部的大汗和台吉，以左翼的察哈尔作为蒙古大汗直属部，如此布置，使漠南、漠北蒙古诸部首领都出自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

除了左、右两翼六万户外，在大兴安岭西麓到呼伦贝尔草原一带，还有一只蒙古部落科尔沁Khorchin。科尔沁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布图和萨尔统治的部落，虽然也算黄金家族，只是个历史悠久的同宗偏门远亲。在达延汗统一草原的过程中，科尔沁曾出兵助战，因而达延汗没有吞并科尔沁，还给予对方特殊待遇，尊称其awag-ulus，爱巴嘎乌鲁斯，意为“叔叔的封国”，让科尔沁部独立于六万户之外。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随着达延汗身故，蒙古统一后的稳定政治局势又被打破了。两翼六万户和科尔沁部，必然要重新进行分化整合。

嘉靖初年，科尔沁部首先开始南迁。他们越过大兴安岭，进入松嫩平原的广袤草原。依然留在大兴安岭以西原牧地的部众，称“阿鲁科尔沁”；南迁松嫩平原的部众，称“嫩江科尔沁”。

与此同时，达延汗的另一个孙子俺答，与的他亲兄先兼并了鄂尔多斯万户，又指使亲侄控制永谢布万户和辖下的喀喇沁诸鄂托克，最迟在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他已经成为右翼三万户的共主，实力超过作为宗主的左翼察哈尔。俺答的政治野望不局限于此，希望自己成为全蒙古大汗。

嘉靖二十六年，察哈尔博迪汗去世，由长子达赉逊继承汗位，称“库登汗”。从辈份上讲，库登汗是俺答汗的侄子，各方面能力又平庸。俺答汗觊觎察哈尔的宗主地位，总想取而代之，不仅不听从库登汗的号令，拒绝参加库登汗发起的各部会盟，还唆使属于自己一系的亲贵侵占察哈尔驻牧地。

因担忧被俺答汗吞并，库登汗带领全体察哈尔和一部分喀尔喀部众东迁或南下，进入辽河套和西拉木伦河上游地区，驻牧于辽河套边墙和辽西边墙外。

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南部和河北省北部，位于蒙、冀和辽三省交界地区，依然还有很多源自蒙古语的地名：苏尼特、浩齐特、敖汉、奈曼、乌珠穆沁、克什克腾……这些地名都是察哈尔东迁后，内部各支鄂托克的名字。

左翼喀尔喀万户，其名称源于呼伦贝尔草原的哈拉哈河，该万户原本由十二个鄂托克组成，同样分成左、右两翼。右翼七鄂托克留在原牧地，统称外喀尔喀，到明朝清初，整合为车臣汗、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三部，成为清代的漠北蒙古，也是今天外蒙古国民的主体。

左翼五鄂托克追随库登汗，越过大兴安岭南下，驻牧于辽河套边墙外。这五个鄂托克分别是巴林、扎鲁特、乌齐叶特、巴岳特和瓮吉喇，统称内喀尔喀。

以上三部分，就是十六世纪中前期发生的左翼蒙古东迁事件。此事改变了辽东地区的民族结构和政治局势，对该地区的历史进程造成深远影响。

首先，左翼蒙古东迁，对辽西地区产生挤压作用，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映。

连锁反应之一，就是海西女真南下。

哈达和叶赫，原本都不是辽东边墙周边活动的女真部落，而是在嘉靖十三年才从北方松嫩地区南下迁徙过来的。塔山诸卫（王忠出身的部落）和塔鲁木卫（叶赫的前身）为代表的海西女真，原本活动在松花江与嫩江汇合处。嘉靖初年，科尔沁南迁松嫩平原，对他们构成挤压，哈达王忠和叶赫祝孔革都在嘉靖十三年越过松辽分水岭南下，迁徙至辽河流域北部的开原边墙塞外地区；

如前文所述，嘉靖二十二年四月，王忠向明朝透露情报“朵颜夷人导诱北虏”，由此得到明朝嘉奖，这个“北虏”就是察哈尔，朵颜卫处在受“北虏”控制的进程中；

因有蒙古血统，又处于开原以北边墙外要冲位置，叶赫和蒙古各部的联系极为密切，他和科尔沁的关系尤显特殊。叶赫和科尔沁在马市贸易上互相利用，和内喀尔喀、察哈尔也建立了长久稳定的同盟关系，能够轻易从蒙古获得军事援助和经济给养。叶赫南下辽北，堵截贡道，掐断海西女真其他小部落南下路径，他和科尔沁蒙古、海西女真乌拉合作，对未能南迁的海西女真弱小部落展开武力征服，抢夺各部剩余的敕书，掳掠人口。这是叶赫坚决和明朝对抗，频繁作乱扰边，屡次遭到明朝和哈达的联手打击，又能迅速恢复实力，一直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

连锁反应之二，是原先活动在辽西的兀良哈三卫（朵颜三卫），被察哈尔、内喀尔喀和科尔沁肢解、蚕食。自永乐弃大宁都司后，兀良哈三卫南下。在明朝中前期的百余年，蓟州边墙外、辽河套和辽西，原本是兀良哈三卫的驻牧地。

察哈尔东迁，土黙特东扩、嫩江科尔沁与内喀尔喀五部南下，通过贵族联姻和军事征服两种方式，他们不仅占据了兀良哈三卫的生存空间，还将兀良哈三卫蚕食吞并。

其中朵颜卫被土黙特、喀喇沁和察哈尔瓜分；泰宁卫被察哈尔和内喀尔喀瓜分；福余卫先后受科尔沁和内喀尔喀的控制、瓜分。

兀良哈三卫被蚕食的同时，他们的印信和敕书也被瓜分了。

朵颜卫原本由喜峰口入边，泰宁卫赴广宁白土厂马市，福余卫赴开原新安关马市。自三卫被瓜分蚕食之后，俺答汗的长子辛爱黄台吉，打着朵颜卫的旗号，称“喜峰口土黙特”。内喀尔喀和嫩江科尔沁，拿着从泰宁卫和福余卫抢夺的敕书赴市。

“今在广宁两枝，每假托泰宁卫夷人；在开原三枝，又假托福余卫夷人。虏亦狡矣。”——《开原图说》

类似王忠杀人、从其他女真卫所抢夺敕书这种事，也在东迁的左翼蒙古和兀良哈三卫当中发生着，而且声势规模更大，更加混乱。

二者的区别，就是女真当中出现了王忠这种姿态积极主动，愿意和明朝开展合作的正面人物，所以明朝认可他的“代理人”身份，让他成为朝廷放心满意的“东夷之长”。而蒙古诸部普遍桀骜。

辽西走廊和辽河套遭到东迁蒙古诸部的持续侵扰，边防压力极重，如果明朝没收敕书，关闭辽东马市，必然激起蒙古和女真各部发动更频繁、更猛烈的报复侵袭。敕书认证体系已经瓦解了，夺敕冒贡现象越发普遍，已经发展成无法制止的大趋势。

面对左右为难的困局，明朝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顺应形势的三个处置方式：

不再强调敕书和敕书持有人必须严格对应，只要敕书是真的就可以，有人拿着张三的敕书来叩关，要求去马市贸易，这人是不是张三，管不了也查不出来了，只要他手里的敕书没有造假和洗改，是真敕书就行；

只能确认敕书的真假，但难以确认持有人的身份，如果让身份可疑的贡使/首领进京朝贡，有极大的危险，因此在嘉靖朝，明朝适当放宽了虏夷首领持敕书进入辽东马市的限制，同时加大他们进京朝贡的限制条件。

朝廷向辽东地方军政官员下放权利，由他们负责与“东夷长”进行沟通，由辽东地方出面承担原先要前往北京才能完成的朝贡事务

所以，嘉靖到万历这一时期的辽东戎政，就会发现一系列变化：对明朝态度很恭顺的女真首领，有些人有多次进京朝贡的记录；还有人几乎从没有去北京朝贡的记录，但是他和辽东巡抚、总兵的来往紧密，一点都不影响升职。

女真首领希望获得职务升赏赐，都要通过辽东巡抚、总兵、等军政大员“代求升赏”。后者掌握着某种大权，前者尤其注重向他输送利益。由此在辽东内部的不同地域，形成地方官员和塞外女真部落首领互相勾结的地方马市利益集团。

王忠认开原参将赵倾葵做干爹就是典型，开原马市集团，就是明朝中后期最早出现的利益团体。

左翼蒙古东迁也好，海西女真南下也罢，蒙古女真各部的这次迁徙活动，不是在短期内同步完成的，而是从嘉靖初年开始，迟至万历十六年才逐渐结束，前后持续时间达六十多年之久。

大致在万历十六年前后，为争夺赴市贸易权和辽河套边墙外草场，内喀尔喀和科尔沁爆发冲突。科尔沁落败，被赶回北方松嫩草原。这是这次大迁徙运动的尾声。

在万历十六年之后，辽东边墙外周边地区的蒙古和女真各分布形势，才固定下来——

A、活动辽西走廊外、西拉木伦河上游与大兴安岭南端广大地区的察哈尔诸部；

B、主要活动在辽河套内到辽北西侧边墙外的内喀尔喀五部；

C、被内喀尔喀五部赶回北方松嫩草原的嫩江科尔沁；

D、辽北开原南、北二关外的海西女真哈达、叶赫；

E、长白山边墙外（辽东东部边墙）外的建州女真。

在万历年间，明朝和北方更边远松花江、黑龙江、图们江、乌苏里江地区原先旧奴儿干都司辖区的土著部落，即野人女真与东海女真各部，已经处于失联状态，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管辖或羁縻统治了。

因为在明朝“东夷之长，居停主人”新政的作用下，到万历年间，建州、哈达和叶赫为首的辽东近边女真三大部，还有辽西的察哈尔与内喀尔喀，已经完成了对辽东边墙外领土的势力划分，完成了对主要贡道的封锁垄断，他们也在相互之间完成了敕书的重新分配和夺取。

那些古旧、边远的女真卫所，虽然在万历年间还有来辽东赴市甚至到京城朝贡的记录，但他们早已不是原先的卫所主人，而是被建州、哈达和叶赫抢夺敕书后冒认的。对于这种状况，明朝从朝廷中央到辽东地方，官员们普遍感到很满意，认为这是一大改革创举。

万历十年，哈达王台死了，随后哈达因继承人问题爆发内乱，叶赫趁机起兵，争夺哈达的领地、城塞和敕书。这次海西女真之乱持续数年。

就在万历十六年，辽东巡抚顾养谦恩威并用，派人去和叶赫首领交涉，他的话里就把这层意思表达的非常透彻：

“往若效顺开原，朝廷并有赏。江上远夷，以貂参之属至，必籍尔通。若布、帛、米、盐、农器，仰给汉。耕田、围猎、坐收木耳、松子，山泽之息为利大矣。今贡市绝，而江夷道塞，部夷多怨。我第传檄部虏，斩二酋头来立为长，可无烦兵诛也。”

江上远夷，指松花江沿岸的乌拉和辉发河（松花江支流）沿岸的辉发。乌拉和辉发都没有敕书，他们没资格入开原镇北关马市，而是把货物卖给叶赫，由掌握敕书的哈达、叶赫去马市上出售。

叶赫就是一家居停主人了，“必籍尔通”，他可以坐在商路中间吃差价。

你不要闹腾的太过分，否则的话，我直接关闭马市。你的属下不能带货来做贸易，必定有很多人不满。我都不用出兵攻打你，只要从你的属下里物色人选，挑唆鼓动，就有人乐意用你们俩的脑袋做投名状，来找我换一份好前程。

这套“东夷之长，居停主人”体制，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

他的明显优势，在嘉靖朝到万历朝的前期，表现得非常突出。通过哈达王忠、王台两卫代理人，明朝以极低的成本，就确保了辽东女真各部的均势平衡。尽管一度有建州王杲这种造逆者，但掀起的风浪很有限，朝廷一声令下，哈达王台就听令而动，把王杲打压下去了。

而他的缺陷与后患，也在万历朝中后期表现出来，努尔哈赤建州女真势力的逐渐坐大，就是典型。

我们还是看历史文献中的一些信息——

巡抚山东翟凤翀题：据开原道薛国用呈称，奴儿哈赤差部夷五百名，来本边汎河口、刘家孤山地名住种。……且南关三百六十三道敕书，锡予出自天朝，奴酋夺而有之。我不但不问南关之所以去，而并不问敕书之所以来，公然以南关之赏赏之，是诲盗也，是赏叛也，损威辱国，此为甚。疏入下部议。——《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二年四月十五日

这道奏疏里提到的事，大致如此：

明神宗万历十年，张居正先死了，不久哈达王台也死了。哈达随后因继承问题出现内乱，叶赫趁机作乱。辽宁总兵李成梁和随后继任巡抚，面对朝中无人做保，地方上出乱子的尴尬局面。

在内外两难的局势下，辽东巡抚顾养谦和总兵李成梁合计，急于在女真各部当中物色一个新的代理人，就看重了努尔哈赤。

他们采取了平衡措施：海西女真1000道敕书，由哈达、叶赫平分，以此既可以保全哈达，又能满足叶赫的贪欲；

建州也得到500道敕书。

哈达、叶赫、建州，都是500道敕书，一共1500道，实现一种三家均衡的势态。而在万历11~19年长达18年的时间里，努尔哈赤对明朝表现也颇为恭顺，俨然是新一代东夷之长。

然而到了万历28~29年，哈达还是一摊实在扶不起来的烂泥。自万历28年，叶赫和建州对哈达展开侵夺，把哈达灭了，瓜分了哈达的敕书。

努尔哈赤从哈达得到363到敕书，并占据了哈达的领地。万历36~37年的退地风波和辽东对抗危机逐渐平息之后，努尔哈赤就让建州女真的贡使和商队，拿着363道原属哈达的敕书，从开原广顺关入塞赴市，明朝居然也没过问。

兼并部落、抢夺敕书、假借他部名义冒贡，是哈达创始者王忠做的事；到万历朝晚期哈达彻底衰败后，努尔哈赤对待哈达，采用了几乎同样的方式。

“东夷之长，居停主人”体制，加快了女真各部兼并、统一的进程，直接导致了女真东进运动的出现。

东夷之长，除了对朝廷恭顺以外，还要有压制诸部的实力。

朝廷养的不是乖巧卖萌的小白兔小绵羊，而是鹰犬。既然是鹰犬，就要有爪牙。

哈达发展极盛时，已经达到部属兵力过万的体量。努尔哈赤更不用说。

明朝纵容东夷之长去吞并小部落，实际就促成了女真部落的逐渐统一。

叶赫、哈达、建州三强并立的局面，大致在万历16~19年形成。努尔哈赤对明朝恭顺，但是对东边的朝鲜、图们江的瓦尔喀女真、东北松花江海西女真，就没那么恭顺了。

女真东进运动在嘉靖朝末期已经出现，在万历朝已经对朝鲜造成严重冲击：在明朝“东夷之长”政策的刺激下，叶赫、哈达和建州先后具备上万人的兵力规模，他们虽然不能或不敢侵犯明朝的边塞，但是纷纷向东发展，数次侵入朝鲜平安道和咸镜道，征服图们江的瓦尔喀女真和乌苏里江的虎尔哈各部。

万历中期，努尔哈赤的势力就已经发展道图们江入海口，这带来一个意外的好处，他抵达朝鲜半岛东北角的日本海沿岸，在此可以晒煮食盐，不必过分依赖辽东马市的供应了。

吞并诸多女真部落，收拢大量人口的这些辽东近边女真部落，早晚都要反噬明朝。

写的太长了，最后，还是用前文里的几段话做下总结吧：

在万历年间，明朝和北方更边远松花江、黑龙江、图们江、乌苏里江地区原先旧奴儿干都司辖区的土著部落，即野人女真与东海女真各部，已经处于失联状态，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管辖或羁縻统治了。

因为在明朝“东夷之长，居停主人”新政的作用下，到万历年间，建州、哈达和叶赫为首的辽东近边女真三大部，还有辽西的蒙古察哈尔与内喀尔喀，已经完成了对辽东边墙外领土的势力划分，完成了对主要贡道的封锁垄断，他们也在相互之间完成了敕书的重新分配和夺取。

那些古旧、边远的女真卫所，虽然在万历年间还有来辽东赴市甚至到京城朝贡的记录，但他们早已不是原先的卫所主人，而是被建州、哈达和叶赫抢夺敕书后冒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