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名胜中的“一到十”的传说

说起宝应的名胜，其中有：一宿庵、二真宫、三宫殿、宁国寺、五条街、陆公馆、戚家汪、八宝亭、九华庵、石牌楼的传说。

一宿庵，位于城镇老城区南门后街（今面粉厂宿舍）；二真宫供两位真人，属道家。地点在原粮食局，现东门社区；三官殿（天官，地官，水官）在运河西岸；陆公馆，陆公馆位于朱家巷，戚家汪，位于纵棹园内，西邻安宜中路；九华庵，在北门外；石牌楼，县南街中段（县南街刘师恕牌坊，两基座尚在墙中，靠近学墩巷）。（四、 六，七，十，用的谐音）。

一宿庵，据传清朝乾隆皇帝曾七次下江南游玩，三次途经宝应，曾在此留宿一夜，（传说乾隆在此歇一宿不招蚊子）故称一宿庵。

宝应一宿庵与乾隆皇帝还传有乾隆的一首诗《过宝应县》：古县闇暗滨运河，安宜三度此经过。金舟策马从民愿，就日观云听彼歌。昨夜虽云被灾小，僻乡宁鲜向隅多。越堤罗坝原林立，嵩目修防意若何？

宝应一宿庵始建于明隆庆五年（1571），原名“松圆庵”，为何改为“一宿庵”呢？有这么一说，原松圆庵住持石吼禅师，名元彻，清浙江山阴人。住宝应南门外松圆庵，取明代兴化人陆西星“浮屠下三宿桑下”义，改松圆庵为“一宿庵”。这一说法。一般不为人所知，也不为人所信。

还有广为流传的另一种说法是：清乾隆年间，高宗乾隆皇帝第三次下江南返京途中，路过宝应，曾在此庵住过一宿。从此，该庵住持石吼，便将松圆庵改名为一宿庵。（见省政协文史委等单位编写的《扬州宗教》一书中181页）。这种说法为多数人认可。

关于一宿庵的来历，我读过何平老师《宝应一宿庵小考》一文。

这篇文章中他阐明了自己的见解：“庵应该是僧尼修行的地方，宝应小地方的一个小庵，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大阵仗，怎么会没有地方住，而要住到一个小小的尼庵中呢？除非他是知道这庵中有绝色僧尼，想去施雨布露，但他再风流也不太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到僧尼之中去寻花问柳的，何况他是一个很注重纲常的人君主，为宝应的戚家妇投水殉夫还写诗称颂，这肯定是民间的假语村言。”

何平老师查了历代的宝应县志。最早的《明嘉靖宝应县志略》上没有关于一宿庵的记载，后来的《明隆庆宝应县志》上也没有，再后来的《明万历宝应县志》还是没有。看来明代以前是找不到记载的。

到了《清康熙宝应县志》在卷四中居然有记载了：“一宿庵在南门外，明隆庆五年建。”建立的时间、地点及名称，清清楚楚，至于为何叫一宿庵，付之阙如。

何平老师疑问，明朝就建立的一宿庵，起码编辑县志时的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这个庵已经叫一宿庵了，可这时距离乾隆出生的1711年还早21年。所以一宿庵的名称与乾隆真的是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民国二十一年宝应县志》上的记载也只是：“一宿庵即松园庵，在南门外，明隆庆五年建。国师名石吼，出其中。愿田卞家湾，八十亩槐楼涧，一顷八十亩，附郭八十亩。清道光年间僧雨南设钟板，宣统三年僧天泉讲藏经，改勅建。”也没有提到乾隆驻跸之事，看来这个传说产生于民国二十一年以后，或者是编那本县志时虽然有此传说，但编纂者不以为然，所以没有提及。

两个县志的记载解决了何平老师的一个疑问，一宿庵虽然称庵，其实不是尼姑庵，而是僧人寺也。但真的是没有任何与皇帝老儿有关的传闻轶事。

百度一下：全国称“一宿庵”的有两处可寻：一是浙江嘉兴一宿庵，位于浙江省嘉兴市长虹桥西堍，原名一粟庵，相传唐国有一高僧云游四方，在此住过一夜，又传乾隆皇帝曾住过一夜，改名一宿庵；二是安徽九华山一宿庵，相传新罗僧地藏初抵九华山时，曾在此地留宿一夜，后人立庵纪念其圣迹，因之名“一宿庵”。这两处的相同点是都是因为有得道高僧来此留宿一晚而得名。对高僧曾经来访的尊重与纪念，倒是一些寺庵得名的合理解释。不过有趣的是，嘉兴居然也有过乾隆留宿的传说，看来把圣迹圣言奉为圭臬的大有人在。

何平老师分析：“可以断定的是，这一个乾隆皇帝在此驻跸的传说是一个比较蹩脚的编造，而编造的目的是为了借助皇帝老儿增加所谓知名度。只是编造者缺乏一些起码的考证功夫，如果往前说说，譬如康熙皇帝来住住一晚，也许还能凑合；或者，是否有某个高僧来住过一宿，可能更靠谱些；再或者，安在某个文化名人的身上，也还是颇为可信的，因为有不少文人在会在寺庙留宿的。”

二真宫：宝应文史学者刘世昌说：“供两位真人，属道家。又名二真祠，明万历三十一年建，原粮食局所在地，现东门社区。”

三宫殿：在运河西岸，明嘉靖十七年建，后因运河拓宽而拆除。（三宫殿庙会，供奉天官、地官、水官三菩萨，院内广场可容纳千人聚会。每年正月十五举办三官会，游行队伍扛旗打伞，表演神汉赤裸上身，口含火红的铁球，手舞九连环钢鞭，香客不断，集市繁荣。）

宁国寺：始建于唐贞观十一年（637年），大雄宝殿匾额为颜真卿手笔，后毁于大火。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重建。殿堂五进，有房屋数百间。后进千佛楼，每根梁柱上都有木雕佛像，数以千计，姿态各异。庙后有一段城墙，每块城砖上都有浮雕造像，时人称之为“有神无庙”（原址在叶挺路）。50年代初，宁国寺改建为大众电影院。千佛楼被拆毁。城墙砖刻亦随城墙同时拆毁。庙内原有一大钟,高约2米,明万历年间铸造,“文革”初期被毁。所幸，宁国寺后来得以易地重建（新址在安宜中路），目前宁国寺香火兴旺，梵唱绕梁，成为宝应地区佛教信徒礼佛之所。

五条街：位于鱼市口中段，向西通中大街，向东通东门街，北边是军民巷，南边向正南通向张仙庙桥，东南向通城隍庙桥。遗憾的是由于宁国寺扩建，通往城隍庙桥的这条路人为的被封闭，“五条街”变成了“四条街”。

陆公馆：位于朱家巷。（原宝应淮剧团设在此处）约在1920年，安徽省肥西县商人陆瑞府来宝应做盐业生意发迹，置地盖房40余间，约1000平方米。陆公馆离原宝源浴室100多米，房屋结构为砖木瓦盖，半截大方格彩色玻璃门窗。中堂地坪为四方罗地砖，古色黄铜吊灯。卧室上下为红漆天花和地板，冬暖夏凉。院内地坪为青砖扁叠，由大小黑白卵石拼成花纹，若寿仙跨鹤飞翔；若凤凰与牡丹芬芳。旧时为城区众多公馆中，较为壮观华丽的公馆。约在1925年时毁于火灾。“我是1971年国家“三0三”红师班招生考入县淮剧团，在这里度过8年演员生涯。那时，陆公馆早已荡然无存。

戚家汪：位于纵棹园内，西邻安宜中路，水面面积近百亩。说起戚家汪，里面还包含着一段故事，相传明朝洪武年间，戚氏有女，结婚大喜之日，丈夫送客，失足落水而亡，戚氏女闻此噩耗，即毁去簪环，洗净铅粉，哭其夫尽哀，系诗衣带间，曰：“画虎虽成未点斑，百年夫妇一宵难。欢声未已哀声动，贺客才临吊客参。孔雀屏前灯隐隐，鸳鸯枕上泪潸潸。从来未识儿夫面，空惹虚名到世间。”亦投水以殉。后戚女投水之塘即易名“戚家汪”。戚氏女所为现在看来并无必要，但在当时社会却是了不得的节烈之举。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宝应县令为了款待乾隆，命手下传乔家白酒坊老板拿出最好的宝应酒供奉皇上品尝。乾隆皇帝在品完乔家白酒后，闻知戚家新娘的殉节之事，感慨颇深，遂又一次在宝应赋诗一首：未睹妇面继夫之，非此寻常烈女行。白发尚且贪晚景，青春岂肯弃红妆？魂游地府乾坤大，骨葬山头草木香。朕泪从未轻易落，只为千秋立纲常。

八宝亭：原位于县南街。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知县岳东升浚得宝河，于河边立碑建亭，纪念真如得宝之事。清道光和民国初两度维修。民国年间，八宝亭作阅览室。50年代，被占为私宅。1983年，于纵棹园内原型重建，亭为方形，琉璃瓦屋面，四角攒尖，高5米，周长12米。占地100平方米，由当代著名书法家赵朴初题额。原废亭内明嘉靖三十年残碑及道光、民国年间修亭碑记，亦移置于亭侧，并新立碑刻记八宝亭重建始末。

乾隆皇帝在第二次下江南路经宝应时，专门游览了纵棹园，再次从宝应县令口中听说到“八宝”的传说，便即兴写就了一首题为《宝应县咏事》的诗：上元获宝县名改，其宝已难定假真；即使果真为瑞应，牝鸡可得教司晨。

九华庵：在北门外，清康熙八年建。训导乔英施园地二十亩，同治九年，胡林森、朱增福、胡金淦等助。僧觉真重修——摘自《宝应历代县志类编》

石牌楼：是指县南街中段（靠近学墩巷），石牌楼建于何年不可考，现已拆，但仍有墩脚可寻。

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有些遗迹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好多遗迹早已被更加高级、华美的事物所代替。

宝应，有着2200年历史，隋唐运河流经全境，京沪高速、连淮扬镇高速铁路贯穿南北，五湖四荡镶嵌其上，万顷碧荷誉冠华夏。从古至今，多少名人雅士在这里驻足、停留：这里有过“莫笑千株尺来许，看渠揽尽夕阳红”的气派；也有过“清风动百里，惠化闻京师”的豪迈。

如今，这座城市的历史与脉络，在宁国寺、纵棹园、八宝亭、九华庵、石牌楼......一座座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中被静静收藏；却又因不断慕名而来的后人，又一遍遍被重新翻阅，并在文化互融，创新思变中，焕发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