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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与衣食住行相对的，是必不可少的吃喝拉撒。所谓“人有三急”，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一生理，厕所应运而生。

厕所的出现，代表着社会文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人们开始注意居住环境的舒适。两汉时期，涌现出许多结构不同，但功用相差无几的厕所建筑，为后世改良奠定了基础。

同时，这一时期的先辈们，利用厕所的特殊结构，发挥了“如厕潜逃”的功用。这在今天看来似乎难以接受，但不得不承认这是古人急中生智后的保命方法。

人有三急，与农业生产共同进步的厕

厕所是人类住宅建筑的一部分，是居住条件和生活文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在最初也反映了农业生产上以粪肥田的进步。

处于原始社会的远祖，生产力及生活水平低下，对生活文明并无过高要求，同时也还未认识到粪肥对农作物生长的重要作用。

厕所的出现是同农业的进步和人类的定居生活分不开的，是人们认识到粪肥对农作物生长的重要作用时才产生的。

到了先秦时期，人们才意识到粪肥对农作物生长的重要作用。如《荀子·富国》载：

“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

迄今发现的原始社会居住遗址也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明存在过厕的设施。在文献中明确记载“厕”，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左传·成公十年》载：

“晋侯欲食麦……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登天，日及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墨子·守城篇》载：

城墙上“五十步一厕，与下同涵，之厕者不得操。”

足见春秋战国时期厕所作为人们生活起居的必要设施，已经相当普及，不仅官廷、官府、吏舍有之，就连城墙上也定点专设，以备所需。

而且，厕所在使用上己有一套规范，《墨子·旗帜》记载，春秋时期的公共厕所，在面向道路的一边设置屏障，高度超过了一般成人身高。到了汉代，公共厕所甚至有了专人管理。

《太平广记》载：

“刘安成仙，遇仙伯，坐起不恭，语声高亮。”

于是仙伯的主者奏刘安不敬，应斥遣去，让刘安“滴守都厕三年”。这虽是神话，但由此可以反映汉代的城市公共厕所己有专人管理。

这与现代公共厕所的管理是一脉相承的，只是现代更为专业，且分男女。

西汉末期开始出现用陶模型明器作为随葬品，到东汉时期更加盛行。这些陶质明器，包括建筑物和器具无一不是和 时人们生活、生产密切相关，其中仓、灶、井最为普遍，而由于猪圈与陶厕合二为一的明器的出土，使我们有幸看到汉代厕所的真实面貌。

溷厕合一，兼具环保意识的厕

从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所藏汉代明器陶厕可以看出，汉代厕所建筑 已出现多种形式，其中最常见的是溷厕合一形式。溷厕合一的优点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把两个污秽之所集于一处，减少污染源人畜粪共贮。

另一方面清理方便的立体构筑，占地面积小，可有效利用空间人粪作为猪的辅助饲料，也是一种资源再利用。说明在我国汉代人们就有了很强的环境意识。

这种溷厕合一建筑至今还流行于陕南、四川部分地区。陕南汉中、勉县厕所建筑还有和汉代陶厕中的一些型制相同者。

关中地区也有把厕和猪圈置于一处，溷厕不分。北方不少地方如河南、河北、山东、辽宁等都曾流行过这种溷厕合一的建筑形式。

汉代墓葬出土明器中的陶厕具有多种形式，大概反映出不同地区的建筑风格和人们生活习惯的差异。可以粗略的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单厕与猪圈结合。这种厕所是由圆形、椭圆形或方形围墙构成的猪圈，圈内附有陶食槽和陶猪。

厕所架筑于正圈之上，厕所屋顶有两面坡或四角攒尖等形式，厕门外多有便于人上下的斜坡道。

厕内地板开有长方形便坑，下通猪圈，粪便由此落入圈底。有的厕所墙壁还开有小窗以利通气。

二是双厕与猪圈结合。主要特点是在长方型猪圈上方的两侧或对 角分建两座厕所。

中间为猪圈，圈后墙上搭檐棚为猪舍，前墙正中开一供猪出入的通道，圈两侧对称起造两座形制完全相同的高台厕所。

门前有台阶，厕内便坑下通猪圈，还有的陶厕将厕建在猪圈对角的平 台上，便坑皆通猪圈。

三是厕与居室、猪圈结合。同居室结合的厕所，当时也已经成为民居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活起居非常便利。

许多厕所结构合理，设施齐全，内设尿槽、脚踏、台阶、扶手，屋顶辟有天窗，地面铺设花纹地砖。

例如，山东省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中，朝北的侧室设置的厕所里面有一坑，两侧有脚踏。这和我们现在生活中的卫生间相差无几。

这些当然都是王宫诸侯才能够享受的，和民间普遍使用的厕所有一定的差距，但也是在民间厕所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除此之外，到了晋代曾出现一些豪华型厕所。如《晋书》载：刘寔曾去豪强石崇家拜访

“两婢女持香囊，寔便退，笑谓崇曰‘误入卿 内’。崇曰‘是厕耳’。寔曰‘贫士未尝得此’。乃更如他厕。”

由此可见，作为住宅建筑的组成部分，汉代厕所设施的建造技术达到很高水平。风格多样，结构合理，许多厕所建造的非常讲究，设置便坑、扶手、脚踏，屋顶辟有天窗，地面铺设花纹方砖。

如厕潜逃，决定生死的猪圈厕

在汉代，溷厕合一的特殊结构，也是汉人面临“外急”时的出逃之所。危难之时的人们常有假借“如厕”的名义而出逃的现象。如鸿门宴危急之时如何离开危险之地，刘邦首先想到的是“如厕”。

《史记·樊哙列传》载：

“沛公如厕，麾樊哙去。既出，沛公留车骑，独骑一马，与樊哙等四人步从，从间道山下归走霸上军。”

可见，“如厕”既是离开宴席的借口，也是实际的行动。至于刘邦及樊哙等人如何从厕所而出，或者从哪个旁门左道逃离了项羽的军营大帐，《史记》《汉书》皆语焉不详。

除了刘邦，汉末吕布也曾有过类似经历。《三国志·吕布传》载：

“布不知反者为谁，直牵妇，科头袒衣，相将从溷上排壁出，诣都督高顺营，直排顺门入。”

吕布等人从“溷上排壁出”的“溷”，就是上文单厕与猪圈的溷厕合一的厕所。厕内底板有长方形的便坑，下通猪圈，粪便可由此落入圈内。

厕屋比较高，以便于蓄肥和通风，厕门外有便于主人上下的斜坡道。如河南淅川县博物馆所藏东汉 绿釉陶厕。吕布等人的逃生之路，应是经由坡道上到了溷厕，再从厕屋拥挤着上到边侧溷圈的垣墙跳出逃生。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比较“重口”的逃生方式，即通过厕所中的窦穴出入口，也就是走猪窦出逃。猪窦也称厕窦，因为厕所与猪圈相连，二者也很难分得清楚。

这在现代的部分农村中依然存在，并巧妙的通过厕窦给农作物施肥。

猪窦坐落在溷厕与猪圈之间，分为两类洞穴。一是侧壁向猪圈内方开孔道，便于猪彘出入。一是通向院外，清理污秽所用。《史记·万石君列传》载：

“厕窦，泻除秽恶之穴也。”

猪窦的下窄上宽，只要不嫌肮脏，人是可以由此钻出钻进的。对于危难之际渴望求生的人来说，这算不上什么难题。

东汉末刘备在刘表宴席上的如厕出逃，是从窦洞逃出成功的一个典型事例。

《三国志·先主传》载：

“蒯越、蔡瑁欲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

“伪如厕”说明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真去了厕所，“伪”只是说他借口去便溺。

“潜遁出”，则记载他进入厕所后的出逃方式。“潜遁出”之“潜”用字非常准确，说明刘备是“涉水”后“溺而得出”的，即他是从充满污秽粪水的厕窦中钻出去的。

由此可见，古时候厕所的特殊结构，为危急时刻的古人们提供了逃生通道。虽然越壁而逃、遂窦潜遁的避难方式，自古为“君子”所耻。

然而到了生死攸关之际，钻穴逾墙之徒，即如刘邦、刘备、吕布一代枭雄豪杰，亦不免侧身其中。

结语

汉代溷厕合一的方式，凝结了汉人的智慧，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因其特殊的结构，也为古时候的人们提供了紧急出逃的逃生方式。

无论是从农业生产，还是厕所建筑方面，汉代溷厕合一的厕所建筑都为人们提供了便利，且时至今日仍在使用。

参考资料：

《史记》

《三国志·吕布传》

《三国志·先主传》

《太平广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