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粹集中营当打字员，需要为屠杀负责吗？需要！

近几年来，每当一些事情需要有人来负责时，我们总能得到如下回应“这不赖我，我们也是奉上头命令”、“我不会负责，我们是根据上级安排来执行”、“这与我无关，是上级这么要求的”集体意志的某个执行者真的不需要为他的所作所为负责吗？

在这几年里，越来越多的人们在面对这种诡辩时，心里犯起了嘀咕。原本板上钉钉的答案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模糊起来，因为不知为何，这种诡辩开始变得有用。恶令的执行者们真的凭借着这些话术逃脱了惩罚与责任。

然而这几天在德国，一场终于有了判决的庭审，似乎重新唤醒了正确的记忆，也再一次向我们强调“无论是否有上级，无论是否有命令，任何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简单道理。

Irmgard Furchner生于1925年5月29日。1943年6月，她在刚刚年满18岁时，来到了臭名昭著的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工作，直到1945年4月——施图特霍夫集中营被苏联军队包围。

在战后，她与一位前党卫军军官Heinz Furchtsam结婚，并且被东德政府聘为一名行政人员。

施图特霍夫集中营位于格但斯克以东，于1939年9月开始运营。是二战期间德国在境外设立的第一个集中营，同时也是最后一个被盟军解放的集中营。在整个战争期间，共有约六万五千名囚犯在此被屠杀。

1942年，著名的德国女党卫军集中营守卫也被部署在这里，在当时，共有约300名女警卫负责集中营内的基层工作。在战后，她们当中的34人被认定有反人类罪。其中像亲自为毒气室挑选人选的伊丽莎白·贝克（Elisabeth Becker）并没有因为仅仅是执行上级命令而免于绞刑。

施图特霍夫集中营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囚犯们在经过饥饿与疾病的摧残后，还有很大概率被党卫军判定过于虚弱而被关进毒气室处决。到了1945年1月，囚犯们的生活状态并没有因为德国人的节节败退而产生任何改善。相反在一次次疏散中，更多幸存的囚犯死在了转运的路上。

施图特霍夫集中营为欧洲人民带来的苦难是刻骨铭心且深远持久的。它对于人权、人性的践踏甚至能轻易对历史的旁观者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因此，在战后针对施图特霍夫集中营罪犯的审判也十分谨慎，人们不愿意放走那场地狱狂欢中的任何一个恶魔。

2021年7月，96岁的Irmgard Furchner被指控犯有11412项从犯谋杀罪以及18项从犯谋杀未遂罪。在集中营工作期间，Irmgard Furchner为时任施图特霍夫集中营指挥官，党卫军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保罗·维尔纳霍普（Paul-Werner Hoppe）担任速记员与秘书。负责处理囚犯相关的信件，以及指挥官保罗交给她的所有工作。

由于Irmgard在来到集中营时刚刚年满18岁。所以在去年，她的审判被放到一个特别的少年法庭上。2021年9月，当审判即将开始时。96岁的Irmgard竟然逃离了她所居住的养老院，打算出租车转地铁逃脱审判。但旋即被捕。

在庭审快结束时，Irmgard表示她对当时发生的所有事感到抱歉，也对她当时人在施图特霍夫感到非常后悔，除此之外她没有任何话可以说了。

2022年12月20日，Irmgard最终被判从犯谋杀10500起，缓刑两年执行。然而，根据德国法律，这位97岁高龄的老人也许并不会入狱服刑。因此，该判决更多是象征性的，这导致了部分幸存者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