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越南使臣眼中所见的中国文化形象，包含与中国科举制度有关的形象——越南与中国虽然同处儒家文化圈，越南本身也认同朝贡等级世界观，但越南毕竟是不用于中国的“异国”，在文化观念上会有所差异。越南在用“他者”的眼光审视中国的朝贡等级秩序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带上自己的看法，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解。

比如阮偍，他对于越南自身文化地位的看法是：“我国南交地，凡圣贤之所与衣冠礼乐志所，典章文物之所，著经籍之所。

越南对朝贡的独特理解

北宋黄河南徙人才尽产于南，而大儒朱子出于建我，于是乎称文献之邦”，他认为，越南自古以来就是交州地方，受到了诗书礼乐等儒家文化的熏陶，宋朝黄河流域的儒学人才南徙越南传经授典、大儒朱子的儒学经典世代濡染之下，越南于是一跃成为“文献之邦”。

从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越南将自己放在“正统”的位置上，觉得自己在接受儒家文化的程度上，丝毫不亚于中国，因此可以与中国一并称为“文献之邦”，如今中国为满清所统治，这样的看法，透露出越南对自己文化的极度自信，也表现出一种文化上与满清统治者“分庭抗礼”的独立意识。

越南使臣在攥写中国游记的时候，经常使用诗歌，而不像朝鲜或中国文人那样使用长篇文言，这样做的依据，就如潘辉益在《星槎纪行》中所说：“其中能兴起人，能感发人，莫妙于诗”，认为诗歌才是描写事物表现情感的最佳体裁，这说明越南使用汉字书写千年以来，逐渐产生了对汉文学的独特看法。

潘辉益认为：“我越为文献立国，诗自丁李，至于陈，大发扬于皇黎洪德间。一部全越诗，古体不让汉晋，近体不让唐宋，元明尤玉敲金，真可谓诗国”。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潘辉益口中的越南诗文的水准，已经到达了古体诗比拟中国汉晋、近体诗对标唐宋、元明时也各领风骚的地步，这样极高度的评价，反映的是越南文人对自身国家诗文水准的极其自信。

吴时任就此曾说：“盛称西南番，文字多高手”，说越南精通文化典籍的人才很多，且“不独中国右”，即与中国比起来也毫不落后，因此“幸哉生南邦”，为自己出身在文化繁盛的越南而感到幸运。

再者，越南使者对于儒家传统“夷夏观”提出过新的看法，传统的夷夏观认为，中华居于天下中心称为“夏”，周边其他小国与部落称为“夷”，“夷夏之别”主要不在种族或者地域，而在“文化”，“夷”也代表着文化的不足和落后。虽然夷夏有别，但周边的“夷”也可以通过学习中国文化而“以夷变夏”，实现“夷夏一家”。

儒家朝贡等级世界观就根据“天下观”和“夷夏观”而建立起来。但真正的朝贡体系实施起来却不是如此，对中国来说，周边国家作为自己的“藩国”，各朝各代一律将之视作“夷”，清朝也不例外。在清朝统治者眼中，越南一直是“蛮夷”。

因此，吴时任曾在燕行文集中曾就此发表看法，他说：“夷夏阴阳分，此言太浅陋”，表示夷夏并非粗暴的阴阳两分，夏就一定是好的，夷就一定是不好的，这样的看法实在是在粗浅，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哪怕是夷族，也“皆知尊君王，皆知视父母。音异声则同，见诚一情实”，中越民族都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都知道孝敬父母，尊敬君王，虽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情感都一样真切，正因如此，越南才“天王礼义范寰区，为轸吾邦职贡修”。

才肯勤勤恳恳遵守天下观与朝贡观，当作自己的职责去朝贡。这体现出越南在西山朝时代，文化高度自信，已经将自己视作“夏”而非“夷”，且渴望得到中国的承认的心境。

科举名人

对于涉及到科举的文化人物形象，越南使臣曾有所记述，在江西期间，使臣武辉瑨曾见到江西省戴状元，他写诗一首赠之：“星槎迢遆发南洋，水色山容接远苍”。说自己对江西省状元的“仰慕”，因为功名而被四处传颂，对戴状元表示了极度羡慕之情，为何羡慕呢？

在中国封建社会，科举作为改变人生、飞黄腾达的唯一道路，无数读书人盼望着有朝一日考取功名、跻身官场。深受儒家文化濡染的越南也非常重视科举考试，在这样的社会当中，武辉瑨作为身无功名的人，只因被西山朝意图拉拢才被迫起仕，因此他对身怀甲等功名的人产生了羡慕情绪。

武辉瑨与戴状元多有应答的诗歌，戴状元赠送一把扇子给武辉瑨，上面写有诗歌，“谁知岭北客，忽诵日南诗”，说自己作为岭北人，居然吟咏起日南（今越南中部地区，西汉灭南越国而设置、九真、日南等郡，属交州刺史部，此处代指越南）的诗歌来，武辉瑨见之十分高兴，和答道，江西“到处多名胜，斯游亦绝奇”，称赞江西景色奇绝。

同行的潘辉益也描写道，戴状元“辞色温雅”，说他举止谈吐十分温和儒雅，于是称赞道：“海邦骐骆入中原，人世星凤见状元”，潘辉益表示，“我”藩邦使团入中原朝贡，有幸见到了人中龙凤戴状元，十分高兴。

除此之外，武辉瑨还描写过彭秀才，他称自己“华连荣观上国光，归来满袖是天香”，自己有幸参观“上国”的风景，与这些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接触，回来满袖都是“天香”，受到他们的文墨熏陶。

再比如，在京城的时候，段浚碰到医士裴应绳，与他交谈甚多，段浚评价他：“儒雅风流出吉川，仁术探穷岐扁奥”，说他气质十分儒雅，且医术非常的高超，段浚跟他相谈甚欢，甚至说：“惟我独知君”。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越南使臣眼中中国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们，是一群深受“上国”儒学影响，气质儒雅的儒家知识分子，越南使臣在构建对他们的形象的时候，评价颇高，多有羡慕和称赞之词。这也传达了越南使臣希望受到正统儒学“洗礼”的深切愿望。

科举名地

关于科举有关的地点的形象，越南使臣阮偍在《华程消遣集》中有所描写，他在写到贵县的时候，说这个地方：“三科中一元，今士多志学科名最盛”，说贵县的学子时常考中功名，是十分有名的人才大县，阮偍因此认为，贵县具有悠久的治学传统。

因此评价道：“贵县科名自古传，文榜联标龙虎上，词锋高射斗牛边。雄才定在天资美，志学寕愁地脉。到此欲寻骚雅客，同登东岭访何仙”，他高度评价了贵县的治学风气，认为贵县文脉昌盛，人才济济，正是如此浓厚的治学风气，才使得贵县能产生这么多榜上有名之士。

在河北河间，阮偍认为，河间是“古渤海之地，后龚遂为太守，教民俗，始回淳，今民务农桑，士重文学，有学舍，极广阔”，阮偍眼中的渤海之地，有礼乐教化的传统，历史上又受到过有名的官员的治理，因此如今科举之风盛行，民众事农桑种植，村子里也有学舍教学，本地文人也注重文学，是非常典型的文教之地。

越南使臣构建这些村县的形象文本的时候，总是不忘加上对它们在文教方面发达的描写，这也侧面体现出，越南使臣对于儒学文教名地关注度很高。

符合纲常伦理的中华传统人物

越南使臣构建的中国文化形象中，很大一部分比重是描述与儒家纲常伦理有关的传统人物形象的。这些传统人物形象契合了中越两国儒家文化都追求的纲常伦理要求，因此越南使臣在旅行途中拜访一些与传统人物相关的景点时，会通过结合一些有关人物的历史典故的方式，去描述这些人物在儒家纲常伦理当中的位置。

通过“引经据典”的方式构建儒家符合纲常伦理要求的中国人物形象。越南使者建构的此类形象，深刻体现了中越两国儒学在思想价值观追求上的一致性。一些著名的儒家纲常人物比如文天祥、岳飞，曾被越南使臣大量描写。

例如，武辉瑨在吉水“望文山”写下的诗句：“天怜宋泽遗丞相，庭对先资铁石肠。颠沛半生争造化，从容一死任纲常”，此山是南宋宰相文天祥的故地。

结语

总的来说，武辉瑨用诗句讲述了他颠沛流离，勇敢面对元人，最后从容赴死的事迹，并表示他这样的勇敢和不屈使得“元人惧”，就这样，武辉瑨构建了一个勇于为了家国大义毅然牺牲自己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