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抗日气势豪，踏破牢笼飞更高-记黑山县义勇军司令苏振声

抗战期间，辽宁省黑山县地方抗日救国义勇军是根据张学良的指示而组成的。其往返联络请求枪械弹药等事情，都是由该义勇军参谋长潘维贤一人负责。名称定为"第五路辽西抗日救国义勇军"，与北镇的"第十二路辽西抗日救国义勇军"有密切联系。司令为苏振声，副司令为马品三，参谋长为潘维贤，是当时由专署委任的。

初步组织是在苏司令第二故乡后大虎山屯（又名龙山村）和马副司令的家乡十七户大兴堡等屯。九一八事变后即开始在以上各地组织抗日义勇军。初步才百八十人，陆续发展到三百人上下。到1932年1月末，攻打大虎山驻防日寇的前夕就有千余人之多。声势相当浩大，但参加的成分也相当复杂：有收编的土匪，有夹杂的地主武装，也有流氓、混混。纯粹属于真正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只占全军四分之一。

臂章为红色黄边，上书"抗日救国军"字样，每人带一个。制服有黄、有青、有蓝，尚未赶做一致。大旗为黄色，有“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字样。另有一杆大旗，只书"抗日救国军苏司令"。行军时大黄旗导之在前，继为骑兵，次为步兵，帅字旗和苏司令在最后。驻在或宿营时，大旗插在大门上。他们的宗旨和信条是：以驱除日寇、消灭日寇、恢复已失国土为宗旨。誓死保护人民民权及生命财产等不受日寇侵掠、掳夺或损害。因而他们就规定了大家一致遵守的纪律和信条。

苏振声司令是北镇县城南小孤山子的老户，随其父迁至彰武县的哈尔套街，以开设杂货铺和卖酒为生。苏正年轻时，常跟大车到新立屯或彰武县去拉酒。某次，苏因事与烧锅造酒的糟腿子打起架来，糟腿子仗人多有团结性，就把苏振声堵在一间房子里，各持根棒，将他痛打一顿。苏见势危急，当即抽枪击毙一人，并趁机而逃。回家谓其父曰：“我惹祸了，打死人命，咱收拾铺物，逃生为要。”从此其父携带去他乡隐蔽，而苏竟过起流浪生活，经济亦陷于紧迫之地步。

其后，苏至黑山，适黑山有巨绅王二老爷者，好交好乐，正搭戏班子。见苏年轻英俊、有勇敢性、着即令苏跟戏班子当小使，且时习诗书。不久，戏班里人与黑山回族大起冲突，苏亦不畏回族势众，据理力争，且表现出勇敢无畏不怕牺牲的神气，卒使争执得到胜利的结果。从此苏振声在黑山一带就声名大起。好交好为，朋友日多。如四间房的赵洛亭、东边峁的郭焕然，这些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便都成为他的好朋友了。

1909～1912年间，苏又至后大虎山，认苏荣轩为当家子。苏荣轩是当时后大虎山领会圈的头头，在地方上势力相当不小。且把苏振声抽大烟的毛病给治好，并亲身送他回哈尔套街找着父母，为他娶妻而重兴家业。不久又全家迁于后大虎山落户了。苏的秉性轻财仗义，好交好为，人皆谓其有朱解郭解家之风。是时苏年逾30，体格健壮，又经常到姜屯、半拉门、沟帮子、或老达房等地跑买卖。颇有积蓄，更借此交了不少朋友。乐善好施，济困扶危，人都称之为及时雨宋江老板，这就成为辽西一带著名的人物了。

1915年他就不做买卖了，以放保局牌局为生，自己当局东。因为他有声望，附近二三十里地以内的耍楂都来他家，吃喝宿占，都不分彼此，所以“苏大爷"的称呼，就自然传遍一方了。这时他才35岁，不久张作霖在后大虎山修营辕子，开来驻防陆军，驻防军好抓赌，苏振声就不大开赌局了，仍然以跑买卖为生。但对穷人总是有求必应，照旧官私两项都交，且有自备的大小枪支10余杆，更有不少的知心要友，常来常往。南大营的中下级军官也交上了几位，照旧放局，名著一方，众望所归、一有号召，人们都是很拥护。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除占领沈阳、吉林、哈尔滨后，且派步、骑炮兵节节西进。于是新民、黑山、北镇……就相继失陷。南大营的东北陆军第十六旅缪微流部也依张学良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退入关内。苏振声目睹此情，无限愤慨。当即听从好友潘维贤的劝告，遂毅然地承担起第五路抗日救国军司令的职责，开始抗日救国。

1932年1月8日（即农历辛未年腊月初一），由沈阳开来日本炮兵及卫生兵约百多名，乘铁甲车到镇东二号桥即先向大虎山镇内打一阵机关枪，次即开入车站。下车后，分驻于车站及街里铁道南义源东、同盛和两大商号的院内。

当日军开入大虎山街里前，即有镇内汉好维持会会长史秉章等人（史当时在大虎山街里开设第一楼旅馆，即现在交通旅馆之地址），臂带白臂章，手持白布旗，将日本军接入街里，且于义源东设宴招待。因而日军很欢迎他，并问明他是干什么的？史秉章说：“我是第一楼旅馆的掌柜，旅馆里上下人等，尤其上站接客人的、管栈的、馆内的店小和打更打杂的，都穿有坎肩，坎肩的前后心，都写有'第一楼旅馆'字样。至于维持会的人员，则是臂上带白臂章，上写'黑山县大虎山镇维持会'字样。我们这些人都是最欢迎您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因之当时驻在大虎山的日寇对这维持会的白臂章和第一楼坎肩的印象最为深刻。

从当年腊月初一到初三这几天里，史秉章及其旅馆人员，在日寇面前真是打一条龙的腰。只要是穿坎肩或带维持会白臂章的人员，连日本站岗的哨兵也不加盘问拦阻，在警戒区域里也是随便出入的。史秉章本人更不用说，在日军面前信用很高。

此时，日本军的先头部队黑马骑兵由一个大尉和一个中尉率领，越过黑山八道峁，其前锋已进入新立屯。西股日军也到达沟帮接近北镇，在北镇县城附近正与十二路抗日救国义勇军交战中。情况如此，大虎山就形成了日寇的军事要点，交通便利，控制四方，开来不少的卫生兵和炮队。

抗日救国义勇军的领导，闻有百多名日寇进驻大虎山镇的消息后，认为是战机到来了。一则是能尽到抗日救国的职责，二则是正好牵制与北镇第十二路义勇军作战之日寇，一举两得。当即派遣副司令马品三、义勇军副官处崔向阳二人，化装商贾，且带上大虎山镇维持会的假臂章，潜入大虎山街面，刺探一切。初三（10）日午前二人归队，报陈一切。当即苏振声、潘维贤决定围攻大虎山日寇。

腊月初三日（1月10日），天气异常凛冽。傍晚时候，大虎山镇日本驻军的大尉又把史秉章找去问道：“这几天里附近有胡（胡匪）没有？”史答：“胡的没有！我敢担保！”大尉笑说：“顶好，你的维持有功！将来黑山县长你的给给！”孰知黄昏后，竟有将近千人的义勇军，消声匿迹地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上来。

晚上，天黑无月，便于偷袭寇营，但北面空着。怕是受黑山新立屯方面日本骑兵的回头夹击原因。午夜零时总攻击开始。潘维贤身先士卒，亲率50余名敢死队员，首先干倒日本哨兵2名，次即包围住车站附近驻有数十名日本炮兵的大屋子。因为屋内电灯未灭，从外望里看得很清楚。大家一阵排枪，当场就击毙二十来名士兵和两个军曹、一个大尉。围击中电灯又中弹猝熄，故而未能全歼。

这时另一股日本援军从侧面用机枪扫射上来，火线切断，更难得手。追不得已潘率所部东进街里以期会合兄弟部队。苏振声率队从南面攻人，因被日寇哨兵先为警觉，同时车站方面枪声大作，两大商号内的日本卫生兵均持枪阻守。苏部进攻不得，遂被追挤于狭小弯曲的胡同中。结果，顺胡同北移，越铁道道口企图抢占东山头，也未成功。

此时，马品三所率领的地主武装及收编的各大小股土匪，由于事前的爱国教育没有跟上去，卒致临阵不前，表现畏蕙。而汤老九也现出畏首畏尾的神色和言动。因而东山头遂被日军先期占领，从高地控制全街，机枪步枪，均行放列。小炮也架置山头，轰击不断。

潘苏马三队义勇军会合后，即决定沿道口南、东西大街（名黄家街）的北墙根而东退到二台屯（另一部由青苔泡直接退回）。在二台屯点名检查无一伤亡者，遂依次退归李家窝棚司令部。此役虽掳获不多，但击毙日寇达二十几名之多，且有军曹、大尉等日本军官三名。

又据崔向阳及冯九才口述：当夜义勇军全部沿东大街退走后，西车站的日军残余和占据东山头的日军卫生队，互相误认对方都是义勇军，瞎打起来。结果大枪声、小枪声、机关枪声、大小炮声，一直闹到黎明方休。故后来大虎山人常说：“义勇军英雄智谋多，气得鬼子把脚跺，打来打去打自己，大家隔山都看火"。

次日天明，日寇非常惊恐而震怒。除以白布包裹30来具尸体用铁甲车运往沈阳烧炼外，且由该卫生队队长分兵四出，大肆搜捕大虎山镇内的中国人。名义上是找义勇军，而实际上是拿中国人出气。各胡同口都封锁上，截断交通，禁止行人，沿门挨户，持枪搜查。凡是他们认为行迹可疑之人，或者家无女人及小孩的男人，不分中年老人，一律逮捕绑上。稍有违抗或者问话时答得不圆满，即遭到杀害：如后大虎山徐某等二人，二台屯的王某等二人，大虎山镇内前进街穿长靴子的蒙古人一名，都惨遭毒手。日寇从北街、从东街、从西车站，把中国人一串串地绑送到同盛和粮栈的院心里，院心几乎站满了。

日寇最痛恨的则是旅馆穿坎肩和带白臂章维持会的人员。那天早上只要是遇见了穿佩这两种符号的人，不问青红皂白，立刻扎死。这就是因为头天晚上史秉章说没有胡，而夜间竟发现了胡（指义勇军），并且大大出现，杀死了日军的原因。在日军看来，肯定是史秉章里勾外连。其实则不然，乃是黑山县地方抗日救国义勇军的正义歼敌行动，并不与史秉章的维持会有甚干系，事出偶合，并无联系。

据此惨案的幸存者、今段家公社古家子大队社员冯九才口述：他和史秉章是姑表亲戚，当年曾在第一楼旅馆里当打更的。腊月初四（1月11日）早上天刚亮，他目睹有日军曹偕同翻译并20多名日本兵，把第一楼旅馆团围住。首先由翻译进屋交给史秉章信一封，内容责其不应里勾外连，引入义勇军杀害日本皇军等情事，据此必须逮捕法办，不能宽宥等，随后即将史秉章夫妇绑走。

其次又将旅馆里的各地住客计16名，也绑成长串带走。早饭后又将他及管账的老王、管栈的（勤杂人员）老李共三人最后绑走。这时旅馆里都被日本兵翻遍，找寻枪支弹药及有否藏匿的义勇军。总共前后三次绑空了第一楼旅馆的人员，计21名（包括史秉章夫妇）。日寇把这些人都押送到同盛和东厢房的两间空屋里。这时院中早绑满了大虎山街面上的住民，都是男人，老少都有，还有车站上的铁路职工。

初四日押了一天，院心里的人们，陆续被家族人和车站站长保出去不少。赶到午后没有家族的也由邻居们来证明给释放了（大虎山回族饭馆的服务员杨广，他的父亲当时也被绑，就是由杨广本人托日本娼妇从日本兵那里领出的。那时杨广年岁小，正给日本料理店当小博役，才去两天上的光景）。屋中这21个无辜而被绑者，既未过堂审讯，也未出具结押，就是因为没有家族人和邻居人来保释。

挨至傍晚，日寇先把史秉章夫妇提出绑送沈阳日本军部，终久不知下落。仅其妻于数月后，由沈阳得病放回大虎山。其夫史秉章则迄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下剩的19 名（冯九才在内）被抓者，于初四日深夜10时，由百来名日本兵，各持上有锋利刺刀的大枪，押着外出。日寇把他们绑成两串，一串10人，一串9人，悄悄地牵到大虎山镇东头、铁道桥孔北方，即二台西北里许的洼塘地方。个个都绑得很坚实，脖子和双臂倒扣绑着，最后又用大粗绳子从腰上、腿上围绑一圈，使双脚不得分开，易倒难起。

然后，由一名日寇军官吹笛为号令，同时电筒也打得通亮。第一次笛响是把两串人们，由两头牵扯粗绳使其向一面跌倒，个个俯身向下，后脑和后背向上。第二次笛响是开始刺杀，一名日寇兵扎一个中国人，一齐动手，个个都是从背后肩后腰后扎人。被扎的人们号哭者有之，叫喊爹妈者又有之，大声詈骂者亦有之，惊呆昏绝者更有之。有的日寇兵因为扎几下子未死又从脑后补枪弹。一时肢体挣扎，哭叫交织，肝脑涂荒郊，膏血沾枯草。屠杀暴行惨绝人寰。

冯九才当时是身着七刀，至今疤痕尚在。但此七刀均未扎中要害，且都被腰骨肩甲骨隔住未扎透。然在扎第四刀时他已吓昏不省人事了。醒来时，天色已黑，定神细看，同难死者所有身上、臂上、颈上绑的粗细绳子均被挑断。尸体也不是成排摆着，而是东一个西一个凌乱地散堆着。他料定这是扎死后，日本鬼子又复验了一遍是否真死，才陆续走回街里的。

冯九才慢慢试着坐起来一会，觉得尚能支持。站起来试行两步也行，只是肩背腰一走一痛，但也不是剧烈的。于是，就一瘸一拐地慢慢地向古家子走回。一路共歇十余次，棉裤里血水黏濡，腰背伤口疼如针扎，但仍支撑着精神，咬紧牙关蹒跚前进。天亮前才到家。

他回家的翌日，据说日本兵又到死尸现场检点一回，查数时缺了一名。当又分兵到后大虎山、望山铺、二台屯、三台屯、青苔泡等处找寻，但未到古家子。当天晚上，日本鬼子把18具死尸堆在一块，架以木材，浇以汽油而焚化了事。此后，冯九才便在家疗养了一年多才见痊愈，二年多没有做活。总之义勇军围攻和消灭大虎山日寇是一种反侵略的爱国正义行动。而日寇的集体惨杀我中国旅馆里无辜的善良人民则是毫无人道的残暴罪行。

黑山县地方抗日救国义勇军围攻大虎山日寇未能克奏全功的原因是：

1．收编的地主武装和土匪们，缺乏爱国思想，畏蒽不前，以致东山头被日军抢先占领。

2. 武器不良，没有机关枪和炮以及手榴弹等。

3. 为防止日寇的援军到来，所准备的拔道钉、扒铁道等工作未能联系好铁路工人出来援助。

由于上述原因，迫不得已义勇军于初四日黎明退至李家窝棚司令部。就餐后，旋又西退至北镇的家沟一带。初五日，有日寇飞机三架，既侦察又投弹，但义勇军化整为零，多隐蔽于山林沟汉中，敌机扫射或投弹，均难命中，故义勇军全队安全无一伤亡者。其后全队经常来往于黑山、台安、北镇间，有时集中兵力摧毁敌之机构组织；有时又化整为零，避却敌之锐利锋芒。并有部分土匪及地主武装脱离了义勇军的本部。

直至1932年秋，由于日寇和伪军警三番五次地举行大“扫荡”，而敌伪政权又逐次巩固起来、全队遂退人热河建昌一带进行改编。潘维贤仍留新编队伍中，不时给予日伪以军事上的打击。马品三带领地主武装一部、土匪一部又复返黑山郑家、刘家及大兴堡一带，人数亦不壮盛。

而苏振声则领其亲子苏国良、义子十八等到边外扁担营子一带落脚。不幸被密探腿子高晓峰侦知，为在日伪面前邀功升官发财起见，遂借查户口之名，将苏振声逮捕送案。刚开始扣押于阜新县，继乃移送黑山看守所。经多数朋友秘密函嘱以不认承参加义勇军为上策，苏亦觉得合理。又经老朋友出钱贿赂斡旋，徒罪遂逐步转轻。倘逢敌伪之大赦特赦，即有释放出监之可能。

怎奈该看守所长马万荣（黑山城边马屯人）见苏振声的朋友甚多，不是接见就是送东西，要钱有钱，要物有物。他既可以从中抽头配已，又可以向苏的朋友们措油水，敲竹扛。贪心不足，遂不愿意释苏出监。表面嘻哈，暗中牵缠。遂终致赫赫有名的第五路义勇军司令苏振声病死于黑山监狱中，时年48岁，1938年5月，他在狱中曾作两首遗诗，诗曰：

其一：爱国抗日坐监牢，几度春秋气势豪。俗人焉知鸿鹄意，踏破樊笼飞更高。

其二：豪气堂堂横大空，中华民族必威隆。聂尔倭奴何足虑，非义横行终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