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碗里白米饭，锅里红烧肉，富得流油，令人羡慕不已

文/柳成荫（泰兴）

七十年代，也许老百姓的日子很清贫，不少人都认为那个年代吃不饱，但我们生产队是意外，大米饭、红烧肉是家常便饭。

方圆百十里，我们生产队应该算是富得流油的一个队，着实令人羡慕不已。

我十九岁那年，操着吴语的南边人家来相亲，门前晒着咸鱼咸肉咸鸡、咸狗肉咸猪头，琳琅满目。吃饭时，餐桌上红烧肉、红烧鱼、清炖老母鸡、清汤羊肉，也是琳琅满目，令“说吴语的人”刮目相看。

南方女不嫁北方男，虽一河之隔，却有贫富差距，我是例外，20岁就已完婚，妻子操着一口浓浓的吴语，软、绵、甜。都说南方人不嫁北方人，越往北边越贫穷落后，妻子嫁过来后，却改变了这一现状，接二连三嫁过来七八个“小家碧玉”，她们冲着这个生产队的“富得流油”来的。

哦，忘了告诉我们生产队的环境了。我们大队共7个生产队，我们生产队耕地最多，人口也最多。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公社食品站、种猪场、粮管所、油厂、供销社、人民饭店，还有五金厂、机械厂、农具厂、农科队、养殖场，更主要还有人民公社，都在我们生产队。

也就是，我们生产队是公社的商业、行政中心，是全公社老百姓的集散中心。能不富得流油吗？

别的生产队天天忙种田，我们生产队天天忙赚钱。近水楼台先得月，皇城根下，焉有苦民？在我们生产队，几乎没有青壮年以种田为主的，全都去工厂、企业上班了。

那时，因为两个社办厂都在我们生产队，因生产的需要，需要扩建。厂长便找到生产队队长和会计，商量此事。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队长当场拒绝：你就是找公社书记来和我谈，我也不答应，耕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田给你了，老百姓吃什么？

两个厂长被碰了一鼻子灰，自然不肯就此作罢，果真找到了公社书记。有天下午，队长通知全队社员晚上开会，说公社赵书记来和老百姓谈话。晚上，赵书记先发了一圈的“劳动”香烟，然后讲到了扩建工厂的重要性。一包香烟没能堵住老百姓的嘴，生产队的“嘴子”开始起哄了：田给厂里，书记想饿死我们？只见书记挥了挥手：年纪轻的到厂里上班，拿工资！

老百姓等的就是这句话！

就在那一年，我和妻子都进了社办厂，由农民变成工人。那时是三个月的学徒期，工资24元一个月；过了三个月转成正式职工，工资36元一个月。因为我写得一手文章，又会写毛笔字，三个月后，到办公室上班了，叫“政工干部”，兼团支部书记。再后来兼任公社团委委员、团委副书记、公社通讯报导员，厂里工资也调到了42元一个月，公社补贴12元一个月，算是“高薪”了。

我和妻子一年的工资超过了一千元，那时的一千元能买1400斤猪肉，能买3吨小麦。良种和化肥缺乏的年代，小麦的产量很低，大概300斤左右一亩，我一年的工资相当于种了20亩小麦。靠人工种田，想种20亩小麦，算算，要投入多少人力。

不但是进了工厂，不少人到粮管所干起了箩担工人，到食品站刷猪圈、杀猪，到油厂榨油、煮酒。妇女到农科队去种田，培育良种，也是拿工资的，虽然三年没培出一粒优良种子，工资却少不了的。

最肥的差事是去养殖场上班，说是养殖场，实际上就是仅仅养商品鱼、培育鱼苗的。那时流行一句口号叫“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公社在大大小小的河里都养起了鱼，主要以白鲢和鲲子为主，三两天就要拉一两网鱼。拉上来的鱼由养殖场统一安排，送企业食堂、人民饭店、政府部门等，也有少量的投放市场上卖钱。拉一次鱼，养殖场内部员工都会分点杂鱼、野鱼（非家鱼）带回家，他们吃鱼和吃家常便饭一样。我三爷那时是场长，曾记得他送了一条二十来斤的老花鱼给我家，鱼籽就扒了一脸盆。

那时买粮要粮票，都是按人分的，但能买到。有人要问了，粮票还能买，哗众取宠吧？听我慢慢道来。那时吃定量粮的人家粮食吃不了，多余的就到粮店换成粮票，再卖给票贩子，这叫黑市粮票，最高卖到二角多钱一斤。贩粮票都是偷偷搞的，当时的投机倒把行为，抓到了要剃光了头发去坐牢的。曾记得一斤江苏省地方粮票加一角二分钱就能买到一斤大米，贴一角八分钱买一斤面粉。

有了粮票就可以买到白花花的大米，锅里就有了白米饭了。人都说吃肉要肉票，可能有的地方要，但我们那里还真的没要过。我们是养猪大县，食品站缴国营肉联厂的任务完成后，猪肉就可以随便放到门市部卖了。曾有的年代国库里猪肉储存不下，以五角二分一斤的价格鼓励农民买肉吃，并把吃肉与政治挂上钩，吃肉就是爱国，号称“爱国肉”（另发文叙之）。

到了八十年代初，我们公社实现了分田到户。几年后，食品站、粮管所、油厂、养殖场等所有商业单位全部解体，所有员工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再后来，三个工厂也倒闭关门了，我们生产队再也没有工人家庭了。最终连人民公社也搬走了，变成了乡政府。

风风雨雨40年，这些曾经的风光辉煌湮灭在历史的风雨中，那些古老的建筑在风雨中倒塌，化作尘土。

分田到户后，村民失去了工资，生活一下子回到了解放前。我们这座富得流油的生产队变得穷困潦倒，种的粮食仅仅能填饱肚皮，囊中却羞涩了，曾经的吃“大鱼大肉”变成了“节衣缩肉”，家中有粮，袋中没钱啊。

现在，我们猜想，当时如果不把这么多的集体经济砍掉，也许我们村就成了第二个周家庄或者前街村了。

穷则思变，过习惯了好日子的村民忍受不了现在的凄惨，开始奔走他乡，外出打工。一带十，十带百，最终村只剩下老头、老太太在家看守门户。

曾经的粮田变成了荒地，杂草丛生，遍地荒凉，农民开始抛荒了。最终，责任田又回到了集体手中，村里把零零碎碎的责任田推平了，化零为整，对外招租。现在，承包给外地人种经济作物，租赁给投资者办企业。从此，我们生产队再也没有种田的农民，每家每户每年拿上几千元的粮田补贴，那是承包人支付的承包金，叫分红。

种几亩薄地，怎抵在外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