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进程之所以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时社会的发展程度有着必然的联系。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统称为古代，在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质量不高，社会生产力低下，甚至在思想上也未成熟。

这种社会状态下，往往会滋生许多灾难，这些灾难来势凶猛让当时的人们束手无策，比如原始社会时期爆发的水灾曾让许多人无家可归，元朝后期爆发的长期旱灾直接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于认知的浅薄，人们并不认为这是自然界的正常状况。

随着后来灾害发生的越发频繁，人们开始逐渐接近和了解这些灾难，一是考虑再次发生的应对之策，二是为后代子孙留下记录。就这样，中国古代产生了一批记录灾难相关知识的书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灾难文化。

一、独特的灾难体系

1.最初对灾难的认知

方才提到过，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进步程度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明，在当时形成认知的时候，很可能会被客观因素所左右。从对灾难的理解来看，古代社会对灾难的最初认识一直被“怪力乱神”所左右，从而形成一种不切实际且偏执的认识。

比如常年的旱灾，水灾，蝗灾等偶发的自然灾害，甚至打雷闪电，大风等常见的自然现象，只要是费解表现，都会被归结为鬼神作祟。这种唯心主义的认知自然也是存在优点，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人们惶恐的内心形成一定的安慰。

当然，这种情况所伴随的最大弊端就是抹杀了人们探索的可能性，面对频发的各种灾害，人们只是逆来顺受，认为这是得罪了神灵的必然惩罚，便不再反抗。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对自然灾害的解决方式仍然停留在祈祷方面。

比如西周时期，青铜器作为当时最珍贵的金属，常被用作祭祀使用，还出现了礼乐制等专门用于祭祀和祈祷的规章制度，规定之详细，连不同祭祀场合下的着装打扮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些种种，都是为解决灾难问题所采取的无效措施。

2.神话中认知的变动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灾难的认知受制于鬼神的现状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改变，由于百家争鸣现象的出现，人们对灾难的认知终于从神话开始向现实演变，一些对多种灾难的相关记录，也是从这时涌现的诸多新思想中产生。

而最早的记录，迷信色彩依然严重，主要以神话故事为主，但已经算是最早记录灾难的文字性作品。

比如在先秦时期的《山海经》之中，就通过对一些神灵的描写来强调灾害的合理化，“胡射夫河伯”乃是其中的水神，也是与水灾相关的神话记录。

对于灾害相关的描述，书中还往往会有辅助性记录来加以佐证，比如对河伯的描写，除了对其自身形象的概述之外，往往会记载相关的几个事件来体现洪灾的危害性，虽然并没有在书中明确表述，但可以根据当时的表现进行推测。

就河伯而言，书中记录了蚩尤与黄帝大战之时的场景，“忽而起雨，雷电交加而至。”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基本理解了洪涝灾害，它的发生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连续的降雨开始的。

降雨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打雷闪电等其他自然现象，虽然在书中都将他们归结为河伯的作战方式，但同时也说明，此时人们已经理解了以洪涝为主的多种所谓异常自然现象。

3.认知的加深与解决方法的探索

随着后续时代的进步，自然灾害虽然时常发生，但人们的认知范畴也越来越广泛，更多的自然灾害也开始被人们所了解，随后渐渐开始认识到这些自然灾害并非毫无办法，有时候采取一定的措施可以缓解，甚至能避免自然灾害，这便是中国古代防患于未然的开始。

对洪涝灾害的最典型防治，是李冰父子主要负责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战国时期的成都平原还并不是现在的天府之土，频发的洪灾和连日的战争让蜀地人们民不聊生，直到秦昭襄王占领蜀地之后，针对当地频发的灾害修建了都江堰。

主要是根据前人的治水经验，对当地的排水灌溉系统进行了完善，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防洪系统。雨季可用于蓄水，旱季可用于灌溉，后续的唐朝等都对其进行了完善，这是中国灾难体系中反抗灾害的首次探索。

都江堰的修建同时解决了当地的旱涝灾害，同时也为后续人们面对灾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以至于后来，连地震这种破坏性非常大的灾害也有了预防措施。

中国古代领土面积广大，自然有不少地区长期处于板块交界地带，地震这种自然灾害是常有的事情，一旦灾难发生，房屋损毁，人员伤亡等损失是在所难免的，而按照当时的生产力，灾后重建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

因为有了前人的经验，对于这种自然灾害也有了应对措施，那就是张衡发明的地动仪，这个仪器的产生放眼当时整个世界都算是一大创举，虽然不具有灾难预知的能力，但却对二次建设有着巨大的作用，这都要归功于地动仪“方向预测”的能力。

在此之前，由于地震级别的不同，在灾难发生的时候朝廷并不能在第一时间获取灾难发生地点，要等到一直要等到震源地的快马传信才能获悉灾情，而后再派人前往或许会耽误最佳救援时机。

而地动仪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一丝轻微的震动也能将其触发，得知方位之后，便可迅速派出救援，节省了不必要的等待时间，这是中国古代应对灾害恶道又一大成功。

二、中国古代的灾异书写

1.先秦诸子中的赘述

相比于此前提到的神话产生认知，史实的记录往往更加具有可信度，并且这种记录早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已经产生了，从当时的记录来看，并不是将其称之为“灾难”，而是叫做“灾异”。

相比于前者，灾异这种称呼也能侧面反映出人们思想的不成熟。而“灾害”称呼的使用，则说明人们认知的逐渐规范化，《左传》中曾说“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

也就是说书中认为没有灾害降临是因为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从某方面来说这种认知是正确的，自然的动向非人力所能为也，天不降灾自然是上天垂怜。

《国语》中提到“以顺及天地，无逢其灾害”旨在表明灾害乃是天地所产生的意向，时时刻刻做到尊重天地，自然能够免除灾难的危害，而《晏子》中的记录对灾害有更加清晰的认知。

它强调“灾害加于诸侯，劳苦施于百姓”，大致意思就是灾害降临的时候会影响到诸侯们，而最终的受害者则是社会最底层的百姓，还隐隐体现了带有同情意味的民本思想，指出灾害只会加重诸侯对底层百姓的搜刮，所以最终受难的依旧是百姓。

《荀子》中则是用灾祸作为一种意向来诠释道义的重要性，“灾祸、患难而能无失其义”说明面对灾祸是早晚的事情，无论是谁都会经历灾难的洗礼，而患难之中不忘记道义之所在才是最重要的。

2.后续的灾异相关记录

从先秦的文献中看，无论是灾难，灾害，还是灾祸，都是强调自然力量带给人们的危险与困境，还在灾难的影响下形成了许多清楚的认识，这种认知在后续的想“灾异”相关记录之中，表现得更加清楚。

根据《后汉书》中的记录，永元十二年的汉和帝时期，京师地区曾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旱灾，皇帝为此下诏解决灾情，但最初的臣子们也只是通过祈祷和祭祀等荒谬的方法进行，汉和帝知道以后大怒，罢免了负责的相关官员。

直言“三公朕之腹心，而未获承天安民之策”，而后亲自“另择良吏”，前往赈灾，最终这场旱灾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自此，所谓的“灾异”在史书中已经很少出现，因为他是神化灾难的代名词，但并不代表会其会消失。

《史记》中对伍子胥身亡就归结为神灵，认为其身死是“河中神灵所致灾异”，正是因为这个记录，伍子胥的形象开始在民间走向神话，地位一度被抬高，最后被称之为“潮神”，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自然灾害认知方面的完善。

总结

所以说，无论是古代中国的灾难文化，还是灾异书写的演进，都是存在一定规律的，从完全不了解灾难，到神话方面的触碰，再发展为主动认识，随后衍生出面对灾难的设施和方法。

而灾异书写的进步也是跟随灾难文化的发展而进步的，随着人们对其认识的加深，先秦时期灾异逐渐演变为后来的灾难与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