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贺子珍有着十年的婚姻生活，这十年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岁月，是毛主席政治生涯最为艰难的时候，也是贺子珍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不想，命运的阴差阳错也让两人再也没有了缘分。

贺子珍离开苏联之后，毛主席和江青结婚，开始了他们长达40年的婚姻。早期的江青也是一位温柔贤惠的妻子，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江青渐渐露出了狐狸尾巴，也使得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

实际上，最初两人结婚时，中央就曾对江青“约法三章”，其中也曾提到了贺子珍。

贺子珍负气离开

1937年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受日军三路逼近，宣布迁都重庆。12月上旬，南京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中。随着局势的紧张变化，毛泽东的工作更忙了，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每天晚上到了半夜才回家，此时的贺子珍也早已休息。

白天两人也见不到几面，说不上几句话，而此时的贺子珍心中正经历着巨大的思想斗争。当然，毛泽东更没有时间去体谅妻子内心的种种苦衷。

毛泽东和贺子珍

那段时间，贺子珍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中。她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低，干工作也不顺利。渐渐地一向活泼开朗的她没有以前那样爱说爱笑了。

再加上她身体的疼痛，也让她的心情更加难过。她觉得现在自己这样大多数的原因还是她的身体太不争气了，这样的身体能做些什么工作呢？

贺子珍是比较固执的，想到这里，她决定要取出弹片，以后才能更好地学习和工作。但当她询问延安的医生时，大家都不愿意为她动这个手术，主要原因是她的手术风险太大他们没有能力承担这个后果。

贺子珍

于是她决定去上海的大医院做手术，可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这一次的怀孕几乎让她精神崩溃，但最让她痛苦的是毛泽东对她的不理解。此时，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毛主席作为主要领导人，已经将他全部的精力转向了抗日战争。

两人之间的矛盾，其实只要坐下来说清楚就可以了，但贺子珍的倔强和毛泽东的日理万机，让他们错过了说清楚的机会。这一次的怀孕，也更加坚定了贺子珍要离开的决心，她要离开毛泽东一个时期，把身子调养好，读一些书。

其实贺子珍离开这一事，贺子珍早在十月份就向他说明了，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在心上。那天贺子珍小心翼翼地对毛泽东说道：“我想走……”毛泽东一听连忙问她你要去哪里？贺子珍回道：“我到西安、到上海治伤去。”

毛泽东和贺子珍

这个时候，警卫员在门外唤了一声报告，毛泽东喊了一句进来，之后便和警卫员商量事情，贺子珍起身离开了。

面对一心忙于工作的丈夫，贺子珍为自己不能投入延安火热的生活而痛苦，太平淡的日子却让她更加没有了自信，于是她决定离开延安，找个地方治好身上的伤病后再来进行工作。

毛泽东没有留意到贺子珍的变化，直到当他看到贺子珍要走的报告，才意识到妻子的情绪有些不太对。

他急忙解释道：

“桂圆，你听我讲，你最好不要走。我们之间有些误会，是能在宽容之下消除的。你晓得，我这个人平时不爱掉眼泪，但是我一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待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他们牺牲了，我就会难过得掉眼泪；三是在贵州，最艰苦的时候听说你为了救人负伤，我掉了泪。”

贺子珍（左）

贺子珍去意已决，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道：“我已经向组织上提出了申请，我要走！”

1937年底，贺子珍将娇娇托付给了保姆，收拾行装离开了延安，来到了西安。在西安时，上海已经沦陷，贺子珍只能继续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

此时，毛泽东托人捎来口信，请贺子珍回到延安。但贺子珍仍然固执拒绝回去。在这里，贺子珍碰到了老熟人刘英，得知她准备去苏联治病时，贺子珍也决定自己也可以去苏联治疗，还能获得学习的机会。

当毛泽东收到贺子珍的这封信件后，心中如热锅上的蚂蚁七上八下，他知道现在贺子珍的情绪不稳定，有孕在身，离开延安并不是时候，要去苏联也不是时机。

毛泽东

心急如焚的毛泽东想了两条办法来阻止贺子珍，他一边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发电报，表面上同意她去苏联治疗；另一方面他又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兰州办事处、迪化办事处的同志发电报，希望他们能帮忙劝一劝贺子珍，让她放弃去苏联的想法。

尽管如此，许多同志都前来劝阻贺子珍，最终贺子珍还是放弃了返回延安的机会，与王稼祥等人登上了去往苏联的飞机。这一走，贺子珍也亲手割断了她与毛泽东之间的姻缘。

主席结婚，中央“约法三章”

1938年11月20日，贺子珍出走苏联后，毛泽东与一个从上海来的女演员蓝苹结了婚。也就是在这天，延安突然遭到了日本鬼子战斗机的轰炸，毛泽东也连夜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婚后，蓝苹改名为江青。

那么，这个女人是怎么和毛泽东认识的呢？

江青

1938年8月下旬，蓝苹经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来到了延安。来到这里之后，蓝苹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中共中央也对她进行了审查。11月份她进入了中央党校学习，并在这里遇到了中央党校的校长康生。

当年她母亲在诸城帮佣的张家二少爷就是康生，一见面，蓝苹也觉得自己也算是有了个靠山。

这年春节，蓝苹与上海救亡剧队和延安的戏剧工作者第一次出演了话剧《血祭上海》，演出后在招待宴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

一次，毛泽东在延安作关于矛盾论的讲话的第二天，蓝苹就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说明来意，希望毛主席能回答一下她的问题。

她问毛主席，蒋介石既然不抗日，我们为什么还要争取他和他形成统一战线呢？毛主席并未作答，而是让她回去翻阅一下之前发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文章，这样一来就会知道答案。

从那以后，蓝苹就会经常跑到毛泽东那里请教问题，或者是征求一些看法，就这样两人的关系就这么好起来了。

不过对于这个突然从白区过来还经常跑到毛泽东那里的女人，也引起了周恩来和朱德的注意。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他们一定要搞清楚，于是朱德便找到毛主席进行了交谈。

朱德问毛泽东：“润之，听说你要和江青结婚？”毛泽东肯定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和朱德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也曾和周世钊讲述过当年中央高层处理他和江青的婚事。

他说道，那天晚上他们开会开到了半夜12点，周恩来突然和他说，主席请您出去一下，我们要谈论研究一个问题。毛泽东只好走出了会场，后来他才知道他们在谈论和研究他和江青的婚姻问题。

中央领导意见并不一致，最终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同意了他和江青的婚姻，就这样两人便在延安结了婚。

虽然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但他们仍然认为有必要对江青“约法三章”。

第一，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王若飞

此“约法三章”保留在王若飞的笔记本中，后来国民党军队进入延安时才得以公开。

从1938年到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江青还是对毛泽东的生活尽到了职责。新中国成立之初，也非常规矩。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就奔赴苏联访问，这个时候毛泽东收到了江青想要去解放区看一看的电报。对此，毛泽东表示了同意，但也给江青来了个约法三章。

刘少奇

于是他将电报发给了刘少奇转交江青，信中对她要去解放区，需要征求刘少奇的同意。

“如果他同意的话， 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

因此还须和刘少奇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江青收到电报之后，征求了刘少奇的同意，去了一趟解放区，也并没有给当地的政府和领导带来麻烦。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江青的缺点逐渐暴露，也让毛主席对她避之不及。

毛泽东的晚年寂寥

毛泽东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人，也是一个恋家的人，在建国后的很长时间里，家庭带给了毛泽东不少温暖与欢乐。

毛主席李讷与江青

两个女儿也成为了毛泽东的贴心小棉袄，每当毛泽东有什么不顺心的事都会和李女儿说。在建国初期，江青还是比较关心毛泽东的。

但在后来，毛泽东与江青不同的生活经历、生活品味、生活习惯和政治修养，也让两人的婚姻名存实亡，1966年以后，两人一直保持着分居的状态。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怀仁堂东侧，日常的饮食起居都是由身边的工作人员照顾，江青则住在钓鱼台。

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也相继离开中南海开始了独立生活，毛泽东的身边只剩下了工作人员。晚年的毛泽东疾病缠身，孩子们也鲜少来看望他，而他也只能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朝夕相伴。

毛主席与李讷玩

晚年的毛泽东内心十分孤独寂寞，他渴望家人的陪伴，渴望享受天伦之乐，但他却不忍心让儿女们看到他的痛苦。

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30日，毛泽东大部分时间读的是笑话书。或许是感觉到自己的心情不好，他把笑话书当成一种调节来缓解他郁闷的心情。

由于家人不在身边，尤其是在宁静的夜晚、过年过节的时候，他只能通过看笑话书来让自己转移注意力。

晚年时的毛泽东，孤独寂寞，因而心灵也变得十分脆弱。

毛泽东

1975年7月28日，毛泽东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第五天，当时的房间只有毛泽东和唐由之两人，毛泽东闭上眼睛之后静静地读书，后来小声低吟着什么，突然嚎啕大哭。

唐由之看到主席手捧着书本，哭得白发乱颤，唐由之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走过去安慰他不要哭坏了眼睛。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稍微平静了一些，将书递给他看时才知道毛泽东是在读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从这首诗中，毛泽东晚年忧患百姓忧患国家的心境可见一斑。

1976年1月8日下午，当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时，病中的毛泽东紧锁眉头，缓缓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他闭着的眼睛中流出了两行清泪。

毛泽东

14日下午，当工作人员给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会的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其中包含着毛泽东对亲密战友的无限深情，也饱含着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担忧。

1976年前后，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也经常观看这方面的电影。有一次当他看到人民解放军攻克城市受到市民们的欢迎时，毛泽东先是阵阵抽泣，之后便失声大哭，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

1976年6月1日，毛主席突患心肌梗塞，不省人事，好在最后在医生的帮助下，很快便恢复了过来。虽说这一次恢复了，但毛主席年事已高，一次鬼门关能闯得过去，下一关主席能闯过去吗？

主席恢复过来之后，便找到张玉凤让她把《枯树赋》找来给他看。《枯树赋》写的是晋朝的一个人来到一棵大树下看到这棵树经过了繁盛的生长期，如今已经逐渐衰老，字里行间尽显悲凉。

毛主席看过后，对守在床边的张玉凤说道：“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他背出来。”张玉凤看着书，毛主席竟然背得一字不差。

诗中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便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心态。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他的个人历史已经不是一个传奇，倒像是个神话，从中国历史上来说，他就是一位纪念碑式的人物。但他作为国家领袖，晚年却没能享受最普通的天伦之乐和家庭的温暖，这对于他的一生来说，并不是一个圆满的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