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人指斥为“卖国贼”，却因一封信引爆“五四运动”……

1919年5月2日，正在巴黎的梁启超，在获悉4月30日美英法意四国首脑秘密会议，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之后，立即给他在国内的好友汪大燮、林长民写了一封信，叮嘱他们把消息捅给报界。

“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当然也包括广州政府所派专使王正廷一一引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即要求政府和民众敦促谈判代表不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而就是这个“广州政府所派专使王正廷”，几天前还向上海报界致电，指斥专使陆徵祥、顾维钧，和专使团顾问梁启超为“卖国贼”，而他作为专使团次席代表，以此推卸维权不成功的责任；同时也有为南方广州政府推卸责任的嫌疑。

这就是国家分裂，兄弟阋墙，难免受外侮的耻辱历史。

梁启超虽然也被他指斥为“卖国贼”，但他仍以大局为重，在获悉列强阴谋后，及时向国内友人通报，并通过民众向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团成员施压，迫使他们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正是梁启超的这封信，使本来准备在5月7日，即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天皇关于“二十一条”最后通牒四周年那天，举行抗议日本侵略、反对政府媚日卖国的示威游行；而美英法意四国首脑的秘密交易，令广大爱国的北京学生义愤填膺；他们立即决定将反日示威提前进行。

就在5月4日这天，数千名大中学校学生涌到天安门前，向北洋政府示威。

在获知亲日的章宗祥躲在曹汝霖赵家楼住宅后，学生们又涌向了赵家楼，面对军警的镇压，学生们群情激愤，冲进赵家楼后，点燃了曹汝霖的住宅，并痛打章宗祥。

这就是开创中国现代史的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而梁启超之所以能作为岀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顾问，全因他在1917年建议当时的段祺瑞内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期收回德国在中国的权益。

因此，中国成为战胜国之后，需要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

受时任大总统徐世昌的资助，梁启超“以个人资格前往欧洲”，实质成为政府派往巴黎和会专使因的顾问。

如果说巴黎和会北洋政府的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那么，梁启超的那封信，就是点燃这根导火线的一根火柴，直接把“五四运动”给引爆了。

“而梁启超也被舆论视作这场爱国运动的直接挑动者”。

尽管最后北洋政府派出的专使团成员，迫于国内“五四运动”民众的压力，都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但一战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仍然被出卖给了日本。

这就是“弱国无外交”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