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了的我采访“晒阳”的人丨记者手记

（视觉中国/图）

采访在社交平台“晒阳”的人时，我也阳了。（相关报道详见《他们“阳”了，为什么要晒朋友圈？》）

声音哑得厉害，跟采访对象打招呼的瞬间，情况不言自明。他们会以“过来人”的姿态分享些经验，譬如多喝微烫的水，“从你嗓子的状况来看，可能也到病程中后期了”。

就像报道中写的，先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们格外有发言权，听起来也很可靠。在我感染奥密克戎的时候，这些采访对象也成为我身边的“经验意义上的权威”。

我过去三年都没敢病过。这次感染，症状虽不严重，但也是久违地有了“不舒服”的感觉。在床上躺了两天，完全没有干活儿的精力，突然变得脆弱起来。想起12月初做的报道《阳性居家隔离亲历记：儿子陪我“打病毒”，担心感染邻居》，采访对象中有一位年轻母亲发着烧，将自己隔离在厨房，仅有方寸之地腾挪，还要强撑着给全家做饭。那时我更能共情的是她与孩子无法接触的心理折磨，而现在，我才意识到身体承受的痛苦原是如此。

记者本人阳了以后，采访感染者尤其感同身受。“晒阳”这一选题是在“新十条”诞生4天后确定的，当时北京的朋友们纷纷在朋友圈发出抗原照片，或公开讲述感染体验。

而我自己，抗原检测出“两条杠”后是没有发朋友圈的，选择像一位受访者母亲说的那样，“安安静静地阳”。原因是家人对此仍旧敏感，问我“为什么非得说”。我们之间的对话很容易便起了冲突，无法说服对方。

因此，我有一丝割裂感。一方面，在社交平台的确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晒阳者”，大家似乎已经脱敏，不太在意周遭的眼光。另一方面，就在我身边，也能看到很多人依旧谈“阳”色变，讳莫如深。两相对照，有些困惑。

带着这样的困惑，我去询问那些“晒阳者”，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能这么做。其中一些回答，最后呈现在了报道中。

25岁的受访者小卡觉得，这就是正常的社会心理。看到朋友圈里这么多人，尤其是这么多年轻人阳了，多年没发过烧的小卡就想测一测抗原，看自己到底是不是阳了。

一测，阳了。小卡的第一反应是兴奋，“别提多高兴了”。听到他的反应，我感到很惊讶。他解释，这就像是达成了某种人生成就，“大家都说的阳原来是这种感觉”。

小卡的母亲一开始并不相信他感染了新冠，即使看到了他的“两条杠”，依然说：“你这不是感染，你要是感染了，我怎么没事。”“她一直以这种方式来论证我并不是新冠。”小卡无奈地说，当他发烧时，母亲看着体温计说这是重感冒。

我可以理解这种对于“阳了”的否认。正如报道中心理咨询师崔庆龙所说，这是种自我保护机制。归根结底，还是在心理层面上有些恐慌。

近来新出的名词“幻阳症”也是如此，体现了一种焦虑。崔庆龙告诉我，焦虑情绪本质上源于人对某些东西是不能确定的。他们的幻想包含了很多的可能性：我是不是重症？接下来几天我有重要的事，会不会和这个时间起冲突？我家里有老人、孩子，我阳了以后会不会影响到他们？

在这样焦虑的社会情绪下，幻阳或者阳了以后“兴奋”，都可以理解成是人对于确定性的需要，哪怕是糟糕的确定性。

崔庆龙建议所有感觉焦虑的人做一个自我检验，问一问自己：我到底怕的是什么？我真正担心的是什么？如果我担心的这个事情发生了，是不是可以应对？

而“晒阳”的积极意义，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经历过这一遭后，我自己关于“阳了”的不确定性便消散了；我再将我的经历晒出来，让还没有经历过的人知道，它没那么可怕。即便它发生了，我们还能自我照顾。

“晒阳”除了可能逐渐消除人们对新冠的恐慌，传播科学的康复知识，还有一个更浅显的好处。报道发表后也有读者在评论里提到，自己感染后发朋友圈，是为了及时地毫不隐瞒地提醒有过接触的人注意防护。我看到一段话说得很有道理：“不要自作主张，代替别人去选择要不要得新冠。不要你个人觉得新冠不严重，别人就应该要被传染。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被传染的人背后的老人、小孩能不能承受新冠的强度。”

希望易感人群能得到足够的保护与关注，这也许是当下最重要的事。如崔庆龙在报道中所说：“当大多数人学会自我照顾以后，更多的医疗资源就可以给易感人群留出来，他们是真正需要这些资源的人。当他们有症状时，就可以得到社会资源方面的兜底，这会让人们的安全感大大提升。”

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