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医保30年·苦乐年华｜崔建：医保与“神医”的对垒

由于父母职业关系，从小我在医院家属院长大，后来大学毕业于医学院校。1995年下半年进入东莞医保系统，一路走来，见证着东莞医保为民的改革发展的历程，也见证着这个城市社会保障意识逐渐增强的过程。

当初建立农医保制度，是东莞医保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在全国率先将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到农居民这个非就业群体。农医保制度实施之初，为了实现平稳衔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前期调研测算，做足了迎接一场医疗秩序的变革和农居民多年积累的潜在医疗需求集中释放等各种困难的工作预案和心理准备，但我们预估范围内外的困难都纷纷涌来。不得不承认，那个时候，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概念和社会保障意识在社会中是缺乏的。

崔建

记得有一次，领导去慰问农户家，农民认真问起我们：“能不能全部都报销？”“能不能不用缴保费？”也有人说，“为什么要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这些问题都在我们预判之内。

只是，我们没有想到问题的严重程度。长期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有了制度保障、长期个人自由的无序医疗突然变得有了公共规则，社会各界充斥着不同声音。比如有参保人认为医保要“解决”一切，医保年度报销1万元的限额，如果没有用完，就感觉自己“吃亏”了。为了更大程度上“用好”医保“福利”，有人便跟医院“合谋”，比如以头痛的名义让老人家去住院。这种行为一度不好界定：一方面，这可能是故意行为，为了报销无病住院，属于骗保行为；另一方面，老人确实长期头痛，患有高血压，20年都没有住院，现在有了医保去住院解决多年积压的问题，属合理需求。我们意识到，保障从无到有，潜在的医疗需求正在释放，也由此加重了过度医疗等不良倾向。

与上述现象对应的是，部分农民由于文化程度低，容易轻信街头小广告，不愿意遵循医保就医管理。记得当时，在东莞个别镇的一些村民，在“医托”的鼓动下集体包飞机去陕西寻求“神医”偏方。从当事人在现场拍摄的视频看到，这些被吹嘘为几乎包治百病的民间“神医”几乎不经消毒措施就直接在患者身上做手术，术中还用普通纸巾擦拭伤口出血，治疗过程触目惊心，这样的不规范操作对患者健康造成极大的风险。这种情况下，村民还回来吵着说要报销，不报销还不行。

当时，我们压力很大，在服务和管理农民群体方面，我们是没有经验的。针对这些不同的问题，我们对症下药，着重培育群众意识，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我们加大宣传力度，深入镇街，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政策宣讲，跟村干部沟通，通过村委会把村民聚集起来，在村广场上开展专题政策解读讲座，积极倡导社会共济意识、秩序意识、保障意识等现代文明意识。

1997年社会保险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崔建（右二）获表彰。

另一方面，医药服务涉及医患保三方关系，医疗保障的效果取决于三方的良性互动，而所有的医保政策都要通过医方的服务来体现，我们抓住医药服务的“牛鼻子”，对医疗服务的供方也就是定点医疗机构提出更明确的基本医疗原则和管理路径，在定点医疗机构管理中引入总额预付结算，通过制度化的结算办法，根据全市医保基金的筹集、医疗价格指数的变化、医疗服务质量及医疗技术的发展和服务人群的变化等多维度数据指标进行测算，明确各医院的医保服务总量预算，让医院心里有谱，将有限的医保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避免不必要的医疗浪费。

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广大市民的社会保障意识逐渐增强，我们的医疗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医保在为保障群众基本医疗、促进医药事业健康发展、助推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等各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医疗保障制度强力护佑着人民的健康。回望过去，这一路走来，当初的“神医”也不知何时在这个城市销声匿迹了。

自述者：

崔建（原东莞市社保局定点医管科科长）

【出品】东莞市医疗保障局 南方⁺东莞频道

【采写】郭文君 龚菊 何绮莹

【设计】曾競

【作者】 郭文君；龚菊；何绮莹；曾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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