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是宋代社会中的重要群体，他们的形象展现了宋代社会的风貌，也寄托了宋人的价值观念。学界之前对士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文化与思想等领域，对士人形象的关注较少。

宋代鬼故事中士人形象十分丰富。通过“士人遇鬼”的故事类型的分析，可以看出，有的士人知理懂节，乐于帮助他人；有的耽于情色，行事不义；有的对周围环境心怀忐忑，表现得极为焦虑；有的士人在信仰上唯灵是信。

士人形象的构建大体可以分为他述和自述两种方式。他述的方式是通过对他人遇鬼经历的描述，借以塑造出或正面或负面的人物形象，蕴含了故事创作者的价值判断。自述的方式是通过描述对个人遇鬼经历的展示，进而塑造自己与众不同的形象。

一、对宋代士人形象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士人的研究颇为用力，但是对宋代士人形象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很多学者认为宋代士大夫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有悖真实的缺陷。

已有的关于士人形象的研究，要么分析了是某个士人的形象，要么是依托某本书对士人形象进行阐述，目前尚未有从更大的方面对士人形象进行研究。已有的研究固然可以帮助我们深化某一范围的士人形象的认识，以小见大，窥见士人的整体形象，但是无法生动完整地展现整体的士人形象。

而以鬼故事作为研究材料，由于鬼故事的材料众多，其中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的士人形象可以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且鬼故事中的记载往往较为生活化，这样可以帮我们摆脱对宋代士人的单一印象，从而更为全面地了解到社会生活中的士人形象。

二、对宋代鬼故事的研究

部分学者对《酉阳杂俎》和《夷坚志》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夷坚志》颇有理学气息。《夷坚志》的人鬼婚恋的类型，如两情相悦、痴鬼单恋、贪欲寻欢与负心复仇等，认为这些故事反映出时人的宿命观、婚姻观、阶级观、丧葬观和宗教观。

故事也展现了礼教压抑情欲，小人物的生活风貌，民情百态，战后离乱景象，真实的创作旨趣。并从结构设置、人物刻画、景物描写和语言妙用四个方面展示了写作的艺术特色。

《搜神秘览》的内容特色，如情节上承继、并存、启下，人物描写虚实相杂等等，反映了士大夫和庶民阶层不同的生活状态、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有学者认为《搜神秘览》其文本形态为笔记而非小说。

还有学者从宏观角度去探讨志怪小说的内容。李剑国对宋代的志怪传奇进行了梳理，认为北宋传奇创作突出，文人气重；南宋志怪创作突出，市井味重。

有学者探讨了宋代志怪小说的生成原因，一是继承了前代的精华，而是植根于时代环境，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同时也探讨了志怪小说的地域分布特征，认为原因是部分地区术数类信仰的兴盛、重巫尚鬼的传统以及从上层人士到普通百姓的喜好。

宋代文人遭受鬼怪袭击的情况，所遇鬼怪的性质以及文人们的应对方式。凌郁之认为佛道书籍中的宣教故事影响了宋代小说的创作，小说也承载了民间宗教劝善的作用，道教的神仙思想影响了志怪小说的繁荣。

黄文坚围绕五代和宋代涉“鬼”的文言小说，探讨鬼的生活环境以及鬼的类型，并讨论鬼与人的几种交往方式。袁文春认为宋代志怪小说更看重本身的价值意识，对真实性和道德教化等功能也更加重视。

然而宋代的休闲文化氛围却消解了这种价值意识，使其向虚构文学开始靠近。宋代志怪小说的种类丰富、数量增多、作者身份阶层下移和故事内容世俗化等方面展现了兴盛的迹象，总结其原因，乃是南方巫觋文化的滋养、神道设教的推动以及印刷出版业的繁荣。

南宋中期僧道故事的新变，内容上僧道由神圣变为丑陋奇异，僧道原有六根清净的宗教理念变为家庭伦理，僧道从少有破戒到频繁破戒。艺术上，虽然僧道故事都很“奇”，但是南宋中期的僧道故事开始出现戏谑人生的态度，更注重写实，认为其原因乃是宗教的民间化，国家对宗教的支持以及作者的宗教态度和宗教观。

宋代志怪小说数量众多，部分中下层文人成为创作者，体裁内容也世俗化，体制类型变化不大，成书的形态也更加复杂。并将宋代志怪小说演进原因归于市人阶层的崛起、对“史家小说”的推崇以及其本身文体的演进。

还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宋代志怪小说中异域书写内容的减少，认为这是由于神秘知识的衰落与经史之学的兴盛、自我中心的内敛文化心态、异族政权的阻隔与市舶司制度的限制。

不难发现，宋代的志怪小说追求知识和事理，从而呈现出知识化的特点，又受到类书编纂方式的影响，从而有类书化的趋势。

三、士人遇鬼所见的士人形象

通过对不同类型士人遇鬼故事的梳理，我们对这类故事的情节有个一种初步的认识。相比于鬼故事中的情节，我们更加关注这些遇鬼故事所展现的士人形象，因为这些士人遇鬼故事固然有趣，但是故事背后所隐喻的文化层面的认知才更有价值，也更耐人寻味。

士人遇鬼的故事给我们呈现出了诸多类型的士人形象，本节我们就以士人遇鬼故事为线索，阐述士人遇鬼故事中所得见的士人形象。

“知理懂节，刚直心慈”是第一种形象。宋人尤其是士人,在旅途中对一些祠庙进行祭拜是极为普遍的行为，从广利王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他显然认为士大夫应当知道相应的礼节，并且还用现实中的“地主之敬”的例子为自己证明。

可见不论是面对其他士人还是神祇，部分士人都应当知晓相应的礼节，来对当地的“地主”有所表示。社会赋予了士人诸多应有的形象，而识理就是其中一种，这种形象既是社会的期待，与此同时也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状态。

部分士人有着刚直心慈的美好品质。士人尤其是官员经常会遇到鬼怪请求帮助，鬼怪之所以选择寻找官员寻求帮助，是因为想要依托官员的行政权力来为自己解决问题，在鬼故事中，这种情节极为频繁，无疑是暗示这些士人应当具备这种同理心。

有能力提供帮助只是前提，能够愿意提供帮助才是关键。而从史料来看，有些士人在死者没有求助的情况下，也会选择助其安葬。

“耽于情色，行事不义”则是第二种形象。在远离家乡的异地，脱离了原有的社会秩序，男性行旅者面临着新的挑战。士人在修业、赶考与赴任等多样的场合被鬼魅迷惑的情节屡屡出现在鬼故事中，反映出不论在何种场合，士人都有沉溺于情色的隐患。

鬼故事中的这些女性鬼魅隐喻的就是那些秩序之外的女性，与女鬼交往会对身体造成危害，也在警示士人不要与陌生女子过分亲密。女鬼是秩序外的侵入力量，会搅乱正常的生活，非正当的性行为是对社会秩序某种形式的背离与反叛，因此被排斥。

即便如此，数量众多的情色故事也显示出确实有不少士人沉溺于此。一些士人行事不义，戕害他人性命，抛弃妻子，甚至还作奸犯科。在鬼故事中，部分士人的形象通过此类事件被描绘出来，这应当是根据社会的某些状况而进行的写作，在现实社会中，部分士人的行为应当就是如此。

“心怀忐忑，惶惶不安”则是第三种形象。一些刚到任职地的官员，面临着协调当地复杂关系的难题，甚至还要提防传闻中的鬼怪。在官厅之中就经常会出现鬼怪，这些鬼怪不仅会干扰官员的生活，甚至会危害他们的性命。

总之，那些或人或鬼的危险，在旅舍、官厅与路途等地频繁出现，无不刺激着士人敏感的神经，这些对环境的不安连带着对未来的迷惘，在鬼故事中都一一显露出来。

“信仰多元，实用至上”则是第四种形象。宋代士人并不拘泥于使用某一种方式去解决遇鬼的问题，而是颇为实用主义地选择多种方式去化解此类难题。

当在周围难以寻找僧、道和巫的情况下，士人也会自己尝试解决，从中亦可看到佛、道等思想的影响。在鬼故事中，这些士人也不会“在禅宗中兜圈子”，对道教与民间神祇的态度亦然，士人与下层民众一样。

在大部分时间和空间中，选择了更有实用意义的“信仰”作为工具来解决问题，从中也可窥见某些文化的接受群体并非绝对二元的，这种情况就显示了某种文化的传播在不同群体间是可能的。

甚至是极为普遍的，社会中的广阔人群分享着一种理念，就更深远的作用而言，这无疑是社会中的“共同体”得以稳固的黏合剂。

四、总结

士人遇鬼的类型多样，从中所展现的士人形象也复杂多样，有的士人知理懂节，乐于帮助他人；有的耽于情色，行事不义；有的对周围的环境有所不安，表现地极为焦虑；有的在信仰上颇为实用主义。

通过对鬼故事中说鬼士人官职、籍贯与任职地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宋代的士人热心讲述鬼故事，鬼故事通过他们在广阔的疆域中传播开来。士人说鬼的听众主要是其他士人与家人，在此过程中，鬼故事显示出社交、娱乐及劝诫的作用，鬼故事也是通过他们继续传播。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士人的某些形象，如颇为关注社会底层群体，关注自己周遭的生存环境，热心参与社会治理等等。以上的种种形象是社会的宏大背景在士人身上的体现，是士人本身的主动实践，也是社会对士人群体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