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柔远驿，一处独特的墓葬群，这里是一群琉球国流亡者最后的归宿，隐藏着琉球国灭亡的密码。琉球，历史上曾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明清两朝，为中国的藩属国，逢新国王登基，需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才具有法律效力。1879年，日本以武力吞并琉球，当琉球国王被日本军人和警察抓到东京后，琉球国内还派出大臣到中国哭诉，要求中国出兵相救，然而，当时的中国，面临西方殖民主义炮舰政策的进攻，已无力派兵相救。

福州 柔远驿 明清用于接待琉球国赴华朝贡的宾客和商人

1894年，日本政府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爆发于朝鲜半岛，作战地域遍及黄海海域、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辽河流域和台湾岛。双方投入数十万兵力，几十艘战舰，历时9个月，最终以清王朝惨败而告终。1895年，琉球王室、官署200余人不得不逃出故国，来到这里，最终客死异乡。

这场战争中为何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国土辽阔的大清帝国会战败呢？

纪念舰三笠号及东乡平八郎的塑像

格林炮

横须贺，日本军港，纪念舰三笠号桅杆顶依然飘扬着代表帝国兴亡、在此一战的Z字战旗。舰旁竖立着参与甲午战争的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的塑像，仿佛在炫耀百年前一支海军的辉煌。在三笠舰的一侧摆放着一门不起眼的火炮，这是一门11毫米的格林炮，它曾属于北洋海军致远舰，这门炮曾见证了世界近代海军史上一段悲壮的航程。

1894年9月17日，北洋海军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海域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蒸汽铁甲舰对决，北洋海军5艘军舰被击沉，六百余名官兵战死，而日本联合舰队虽有多艘军舰受创却一艘未沉。当日15时10分左右，带着满满的弹痕和满船的大火，北洋海军致远舰在弹雨中高速冲向日本联合舰队中火力最为凶猛的吉野号，却在接近的那一刻功败垂成、爆炸沉没，管带（舰长）邓世昌拒绝救援，选择与舰同沉，所属官兵246人战死，仅7人获救。

对这场战争的拷问，至今仍在强劲地敲打着现实，成为一道过去与未来，沉沦与崛起，衰败与复兴的分界线，它是一个标志、一个符号，面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成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启迪。

安庆军械所

这是晚清名臣曾国藩在1861年建立的安庆军械所。1840年以来，两次鸦片战争惨败，促使清政府开始了旨在革新图强的洋务运动，安庆军械所的建立，标志着近代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以“求强求富”为目的创办新式军用和民用工矿业的开端。

今天，在威海客运码头北侧，一艘巨舰停泊于此，黑色舰体，白色舷墙，是19世纪流行的维多利亚式涂装，这艘一比一复制的巨舰，当年是威震亚洲的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

1879年起，清政府为了强化海防，开始大办海军，1881年，北洋水师在德国福尔铿船厂订造了两艘巨型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排水量7000吨的定远配有德国克虏伯公司生产的305毫米后膛炮，威力惊人。1885年10月29日，定远升起龙旗，正式成为北洋舰队旗舰，1886年8月10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济远、杨威四艘战舰，受命由海参崴来到长崎港，对日本进行“亲善访问”，雄壮的舰队序列中，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旗舰定远甚是威武。

当时同北洋舰队相比的战舰，日本完全没有，定远舰在他们眼中感觉像巨大的怪物，令日本海军感到恐惧，当时日本人感觉自己先进，但中国舰队比自己强大，这让当时的日本人内心五味杂陈，交织在了嫉妒、羡慕和愤恨中。

截至1887年，北洋海军共有舰船25艘，排水量36708吨，实力雄厚，远超日本，是东北亚乃至太平洋地区实力最强悍的一支舰队。其活动范围南到新加坡，北到海参崴。

然而一个缺乏忧患意识和现代战略决策的官僚体制，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就让这支庞大的舰队陷入了绝境。北洋海军自成军之日起，就处于停滞的状态，从1888年到1894年，没有新添一舰一炮，而此时的日本政府为了发动侵华战争，倾其所有，不惜动用皇家经费，大肆扩建海军。从1888年至1894年，新添军舰11艘，还以打败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为目标，专门设计制造了桥立、松岛、严岛，3艘4000吨级的战舰。到1894年，日本已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61373吨，北洋海军主、辅战舰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质量上，均被日本海军超越。

这是一张面值一万的日元钞票，是日本最大面额的钞票，它的版本多次更新，但头像一直是同一个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理论家福泽谕吉。

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一文，着力宣扬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锢陋而移向西方文明，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撰写鼓吹日本侵华的文章，把所谓的日本“文明开化”的进程与侵略中国、朝鲜的步伐紧密联系起来，公开鼓吹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福泽谕吉明确提出，当今之计，我日本不可坐待邻国开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伍，与西方文明国共进退。对待邻国“zhi na”、朝鲜，亦无须特别客气，竟可效仿西洋人处之，他为日本设计了一个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路线图，即侵占朝鲜、霸占台湾、占领满蒙，并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睦仁登基后，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制定了以武力征服亚洲的所谓大陆政策，将朝鲜和中国作为其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

明治政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持久性的国家战略目标，并且根据这一目标制定了一个明确的并且具有实质性的一个实施方案。此后的历届日本政府，不论派系，都坚定地遵循这一战略目标，并且将这一战略目标作为整个日本国家强大的基石，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地针对重大的战略问题及时进行新的战略决策，及时调整既定的操作方针和政策，最终义无反顾地追寻既定地战略目标。

而此时的清王朝，众多官僚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就连李鸿章本人也不十分清楚身边的倭人已成为了最危险的对手。1870年，刚刚兼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天津接待了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和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并相信了柳原前光信誓旦旦“日中联合共抗西方列强”的言辞，对日本表里不一的险恶用心竟毫无察觉。事实上，日本签订这个条约，只不过是缓兵之计，转身之后便露出獠牙，赤裸裸地开始了一系列侵华、侵朝军事行动的策划，在他们的意识中，强者为王，实力远比正义有价值、有力量。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接着又把目光投向朝鲜。

朝鲜半岛，这个伸出大陆向东的22万平方公里的半岛，由于它与日本一衣带水，恰恰成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登陆亚洲大陆的前哨基地。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实施吞并朝鲜计划，日本在向朝鲜渗透势力的同时，开始制定“征清方略”，为了摸清中国的实际情况，日本派出了大量间谍以各种身份潜入中国，广泛搜集各类情报，并对我国东北和山东半岛地形地貌，军事设施、战略要地进行了详细测绘。后来的事实表明，对于甲午战局，这并非一个战术级行动，而是极富意义的战略预置。1889年，为进一步建立起现代军事决策与动员体系，日本公布《帝国宪法》，将国防计划、作战计划、用兵计划等军事大权从政府权力中独立出来，军部大臣可直接帷幄上奏，内阁会议不得干涉军政事务。日本军国主义经过长期的精心策划，和大力扩充军备，在甲午战争前夕完成了侵华战争的准备。

此时中日双方表面上依然一团和气，在清廷大员们眼里，日军在朝鲜半岛不过是搞搞小动作，只要处理得当，便可以让对方知难而退。几乎没有人想到，日本政府竟以国运为赌注，设下了赌局。而大多数清廷政要仍沉醉在日本小小岛国不堪一击的惯性思维中，对朝鲜问题的处理缺乏远见，李鸿章的“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这与日本非生即死的战略决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入侵都是从海上发起，但清政府非但没有意识到制海权的重要性，反而形成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保守观念。为此，北洋海军长期奉行的是近海防御战略，李鸿章作为北洋海军的创建者，他将北洋海军定义为拱卫京畿，却没有决战海上、争夺制海权的远见。这是一支守土的海军，而不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

海军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外向型的进攻性的战略军种，海军在于争夺海权，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而不是简单的看大门，海上防御也是要通过积极的进攻来达成的。

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大敌当前，在日本大举扩张海军、中日即将开展一场海上对决之际，1891年，清政府竟然以财政困难为由，停止南洋海军、北洋海军购买西方的军舰、枪炮，这对成军不久，正处在发展建设中的海军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清廷的决策者们，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之麻木，令人瞠目。

此时，日军对华作战的方案，已细致到如何进行媒体管控，以及如何在占领区设置行政机构，明治政府开始了疯狂运转的战争齿轮。战争已不是时间问题，历史等待的只是一个爆发的时机，大清国沉重的国门将被叩响。一个有明确的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在十年前就开始全面准备，另一个在枪响之前还搞不清对手是否要对自己动手，甚至空气中都嗅到硝烟味时，还在战与和之间犹疑，如此，前者当然更有条件掌握战争的先机。

公元1894年，中国农历甲午年，当年1月，朝鲜东学党发动起义，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援助。光绪皇帝当即决定派兵入朝事宜由李鸿章负责实施，6月4日，李鸿章在获悉日本出兵朝鲜“必无他意”的保证后，调遣2400多名清军由太远镇总兵聂士成和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军入朝，驻扎朝鲜牙山，北洋舰队三艘军舰随同前往，得知清政府出兵朝鲜的消息，日本欣喜若狂，意识到这是挑起战争的绝好机会，内阁会议迅速通过决议，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由，出兵进驻汉城，甲午战争的导火索被点燃。

日本在整个甲午战争之中，思考之深刻，筹划之周密，令人钦佩。战争中，要夺得战争的主动权，用《孙子兵法》讲，致人而不致于人，这种主动权的争夺，在战争谋划之初就已经展开。主动容易形成一系列的主动，被动容易形成一系列的被动。

海战详细过程

1894年7月中旬，战争爆发迫在眉睫，而大清的朝堂上，依旧是一片扰攘，主和的李鸿章，在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时，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延续并继续放大了在国家战略和军事决策上的失策；而主战的清流派懵懂无知，甚至想征集全国渔船，阻塞日本长崎港口，困死日本海军这种等同儿戏的愚蠢办法，让人贻笑大方。

7月25日清晨，北洋舰队济远、广乙两艘战舰完成护送爱仁、飞鲸两艘运兵船任务后，从朝鲜牙山返航。上午7时许，驶至牙山海口外丰岛海面，此时，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速浪三艘战舰已经提前一小时驶至丰岛西南的长安堆附近等候。7时45分，日军战舰吉野号不宣而战，突然向行驶中的济远舰发起炮击，济远舰被迫自卫反击，随后赶到的广乙舰立即投入战斗，但是遭到日舰秋津洲、速浪的合击，广乙舰受重创，被迫退避，行驶至朝鲜西海岸搁浅。

济远舰被迫向西逃离，9点15分，驶进作战海域的英籍商船高升号被日舰浪速号拦截，船上中国官兵宁死不降，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下令炮击，半小时后高升号沉没，871名清军葬身黄海。

当时朝野上下都认为英国人会出面，但事与愿违，英国人并没有那么做。1891年春，俄国宣布兴建西伯利亚铁路计划，该计划根本目的在于迅速向远东新站领地移民和进一步向东方扩张，这个欧亚大陆交通计划既对于正急于实施侵华的大陆政策的日本产生战略冲突，也对英国控制的地中海、印度洋航线形成巨大压力，日英之间出现了联合抗俄的巨大战略合作需求，英国实际采取了趁机拉拢并利用日本削弱中国和遏制俄国的策略。

“高升号”事件的结局大出清廷意外，最后英国法院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方没有过错，清政府要赔偿英国商船的损失。最终。李鸿章幻想的英国干涉成为泡影，日本不宣而战，公然挑起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此次交锋，清军战死近千人，而日军几乎无人员伤亡。

就在日本海军偷袭北洋舰队护航编队的同时，日军混成旅团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率4000余日军由汉城出发，向驻守牙山的清军进犯，丰岛、成欢战役之后，中日双方与8月1日正式宣战。大战将至，为决战朝鲜，日军冒险从海上运送第三军部队数万人越过对马海峡，在朝鲜仁川登陆，此时清军完全有机会从海陆两个方向对其发动袭击，但因李鸿章消极避战，担心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致使扭转战局的机遇完全丧失。

日军佐世保海军墓地，几十座墓碑排列在一起，墓主人的死亡日期是同一天，1894年9月17日，这里便是128年前，黄海大战中丧生日军的埋葬之处，在墓园入口的通道两侧，竖立着两枚巨大的炮弹，它们曾属于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炮弹上的题字清晰可见，“以此慰藉日本海军的亡灵”，题字者是甲午战争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当年，威震亚洲的巨大炮弹，在遥远的异国无奈地成为孤独的祭陵之物。然而，这样的炮弹在黄海大战中未能击沉一艘敌舰，终成为北洋海军屈辱的见证。

冰心（谢婉莹）

谢葆璋（冰心之父）烟台海军学堂第一任校长

著名作家冰心晚年几次写北洋海军，每次写到中间都泪湿纸背，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就是当时北洋海军来远号上的一名指挥官，在那场大海战中，两千九百吨的来远舰穷追猛打只有800吨的日舰赤城号，击毙了它的舰长，打断了它的桅杆，但就是无法将其击沉。相反，赤诚回击一炮，竟将来远舰的后甲板打成一片火海，在70度以上的高温中，谢葆璋和他的水兵们苦苦支撑，直到海战结束。最终让遭到重创的军舰得以还港，等他们出舱，所有轮机人员都已经头面焦烂，几无人形。来远号的整个后部被烧成钢架裸露的废墟，看似不可思议的一幕，折射的还是中日双方在战争准备上的差距。

日本海军一些装备，弹药确实比北洋海军先进，比如日军使用的一种复合型的炸药，这种炸药也是日本付出巨大代价才试验成功的，炸药威力要比北洋海军大好多倍。日军不但炮弹装药的威力强于北洋海军，炮的射速也同样如此，大东沟海战中，日军使用的速射炮近百门，而北洋海军则一门都没有，这样双方在同一时间发射的炮弹数量相差6倍之多。

炮弹不足，威力不够，航速不如对手，导致北洋海军遭日舰合围，靖远、来远遭重创离开战场；致远、经远、超勇、杨威被击沉；战斗进行到最后，铁甲巨舰定远、镇远被日舰围攻，虽被炮弹屡屡击中，但仍然漂泊在海面上，缓慢地发炮还击，身中200多发炮弹，但就是不沉。

定远、镇远孤独的漂泊在海面上，这是大战留给人们的最后画面。甲午海战后，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再也没有能力建立起一支与北洋海军规模相当的舰队，世界海战史上，长时间不再听闻中国人的名字。一个衰败腐朽的国家无法承载一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海军，十年间，日本和清王朝在战略筹划上的优劣清晰地反映在了战场上。清政府虽然建立了这支舰队，却没有发展建设它的战略眼光，终在一个又一个错误中将自己亲手建立的第一支近代化海军送上了绝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