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的集权统治-《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是萧公权先生的学术代表作之一，考察了19世纪清王朝统治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包括理论基础、措施和效果。萧公权，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历任或兼任燕京、清华、光华、华西等名校教授。

萧公权先生通过治安监控（保甲体系）、乡村税收（里甲体系）、饥荒控制（社仓及其他粮仓体系）、思想控制（乡约及其他制度）来构建19世纪的清帝国对乡村控制的整体面貌。在论述的过程中，援引史丰富料，论证各种体系的演变与发展，探讨了帝国控制下地方官僚与乡村秩序的博弈、“皇权下县”的权力真空、以及乡村各种绵延不断的对官僚控制与行政腐败的反抗。

整本书给我启发最大的是被统治阶层乡民，如何让这一套统治体系失效的。乡民又划分为两个部分农民和士绅。

一、清帝制晚期农民受地理、文化、宗族等因素影响，他们大部分都是安分守己的，畏惧权威且缺少主动精神。大部分农民生活艰辛，只要他们处于正常的生活环境下，给予他们必要的生存条件，他们就会默默承受一切。即使遇到灾年，中国农民仍然充满忍耐精神。萧公权认为农民的这种保守与麻木，看似乡村控制很容易，实际上并非如此。农民为了生存，把全部热情用于体力劳作，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参与清朝这套控制体系的热情大大降低。加上农民自身限制，农民往往不能胜任保甲职责。另外保甲制度有连坐的威胁，让居民相互告发。居民对此毫无热情，都怕惹祸上身。这个制度收效甚微，而且加剧了农民对官府的畏惧和不信任。

二、清朝为了争取到士绅的支持，使他们享有某些特权，地位也高于农民。同时统治者对他们也极不信任，处处提防。士绅作为读书人，有知识，也见过世面，也有一定的组织煽动能力。若发生起义，农民往往难成气候，如果有了士绅的加入很容易起势。朝廷将士绅纳入保甲体系，往往把甲长位置给与农民，使士绅也在帝国的得严格控制之下。许多士绅用各种办法，反对在他们身上用保甲制度。因为地方官员许多方面需要地方士绅的支持，不得不妥协，对士绅区别对待。大部分官员需要与士绅合作共同维护当地的保甲治安体系。因此地方的保甲监控体系对士绅大部分是失效的。

摘抄：

在专制体制中，统治者及被统治者各自的利益即使不是相矛盾的，也是相异的，整个专制统治体系就是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统治者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帝国安全。他们认为确保安全的首要措施就是在于把所有权利抓在自己手中，及使被统治者养成敬畏其统治的习惯；同时不让任何人——士子，官吏以及普通百姓——发展处独立与自主。皇帝们发现必须小心谨慎，不给任何官员发挥开创性，独立评断的机会，或赋予任何官员适当执行其法定职责的必要权威。

其一，通过保障其臣民基本的物质需求，避免臣民因难以忍受的生活而“铤而走险”：其二，通过反复向臣民灌输经过严格筛选的道德教条（大部分是从儒家学说中筛选出来的），使臣民接受或认同现存的统治秩序：其三，通过不断监视臣民，从而查出“奸民”并及时采取措施。这套政治统治体系通过在战略要地驻军而得到加强，使各个王朝有可能在相当时期里有效地统治一个广的疆域。

中国农民大众并未能从王朝覆灭的灰烬中崛起。无论在社会安定时期，还是在动荡时期，他们都是受苦最多最深重的穷苦百姓。虽然他们是叛乱的主要力量，但是他们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心理上都从叛乱中所得甚少。他们虽然参加了运动，但从未取得领导权。从自由接纳或拒绝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甚至不能选择自己的领袖。无论他们的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许多造反大军的士兵成了无名死尸；即使他们的运动成功地推翻了现存政权，那些从战斗和苦痛中幸存下来的农民，仍然成为新王朝统治下的“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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