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嘴炮”能力有多强？

#头号有新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为当时深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中国带来了一丝光明。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寻找中国的出路上十分的努力。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想”和“主义”，可谓说是（群魔乱舞）百家争鸣。

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初见”，到不断地发扬光大，都离不开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不懈努力和坚定不移的信念。

ROUND 1 马克思主义 VS 资本主义

在众多反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闹得最凶的，莫过于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所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中，是处于主流地位的。

而马克思主义这个后起之秀的出现，不断占据着舆论空间，让资产阶级改良派们十分愤懑，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最后却变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场。

因此，胡适在1919年7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文章中，胡适“阴阳怪气”的写道：“不要高谈这个主义多么新奇，那个主义如何奥妙。多想想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同时他还对马克思主义一顿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虽然新文化运动中确实有一股空谈之风，不过胡适只不过是拿来做借口，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然，胡适后来自己也承认，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不让人民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

按照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这就是典型的“捧一踩一”。

随后，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反驳，指出了中国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就是经济问题，还提出了解决办法：阶级斗争。同时他还强调，“不宣传主义，就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问题，都永远没有解决的希望。”

这场“问题”和“主义”之争持续了半年，是马克思主义者们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次重大思想论争，极度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ROUND 2 马克思主义 VS 基尔特社会主义

在这之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群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借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事。他们中以梁启超和孙东荪为代表，主张对社会主义“冷静研究”，“少做宣传”，称社会主义革命是“伪劳农革命”。

虽然他们赞同帝国主义压迫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也赞成社会主义理想。但他们认为，唯有依靠“绅商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用资本主义办法发展实业，才能解决经济问题，使中国富强，摆脱贫困。

按照现在的话：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面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言论，我方派出了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四位选手。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用“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唯有铲除剥削阶级，赶走资本主义，中国才能富强。

只有团结劳动者阶级，形成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才能挽救中国的现状。

这场争论持续了一年多，在马克思主义者有理有据的反驳中，基尔特社会主义也渐渐败下阵来。

ROUND 3 马克思主义 VS 无政府主义

而在最后一次争论中，马克思主义者的对手是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提倡“个人主义”，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

因此，他们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会导致强权压制自由、干涉个人。污蔑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是专制”；“是要以国家的权力来干涉个人，是要从物质上干涉个人到精神上”，从而导致社会退步。

总之就是一句话：天大地大，老子最大。

虽然无政府主义在解放思想，反抗帝国主义，揭露和批判军阀统治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中国有句古话：无规矩，不成方圆。主张极端的自由显然是不现实的。

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也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论证了自己与剥削阶级的本质区别。同时还指出，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相对的自由。

这场争论也是范围最广的一次，除了在一些知识分子中进行，在一些进步青年和社团中也有所展开。而在争论中，很多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士，也认识到自己思想上的错误，转而信仰了马克思主义。

经过三次争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也进一步得到了验证，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的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