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即“养蛊”?我国出现新型主流变异株的可能性有多大

前言

事先声明,我本人不是封控爱好者,也不是主张全面放开、不懂得如今时势艰难的人。我只是一个秉持“实事求是,人民至上,科学防疫”的原则,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指导方针,探究事情真相的守法公民。

前几天,我在刷微博时看到一条评论,瞬间启发了我:“如果全面放开,我们人口那么多,岂不是‘养蛊’吗?”

大家要知道,这里的“养蛊”并不是指代过去封建迷信的那层意思,而是在说一种未来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假设真的在疫情防控方面全部放开,可能会出现一种全新的新冠主流变异株,传播和感染的威力不亚于奥密克戎,致病性与阿尔法、德尔塔不相上下,免疫逃逸能力历代最强,甚至成为疫情爆发以来隐秘性最好、人体潜伏期更短、病毒载量少却无比精悍的变异株。

我这么说绝不是危言耸听,当然也不是在制造恐慌,而是为国家防疫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01

迄今为止,国内大部分呼吸道感染科的专业医生团队和研究流行性病毒的科学家都把目光聚焦在奥密克戎变异株之上,包括其分支BA.2、BA.5、BF.7、XBB,似乎过去数个月和当下威胁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病毒只有奥密克戎这一种变异株,并且在未来也是如此。

然而,这样想当然的思路是错误的。因为谁也无法保证病毒的变异和传播路径会按照人们过往的经验去演化,谁都不敢信誓旦旦、胸有成竹地说:奥密克戎就是新冠病毒的最后一种流行变异株。

除此之外,我希望大家还要明白一个事实:尽管我国对疫情的防控措施处在世界一流的水平,秉持生命无价、人民至上的原则,尽可能降低民众感染病毒的风险,但不得不说,凡事都有两面性,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几乎都经历过一次或数次疫情广泛传播的情况下,我国却没有爆发过真正意义上的大流行,成为事实上的“病毒洼地”。

这种“洼地”的形成,在早期病毒毒性还很强的情况下,肯定是利国又利民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毒的毒性在不断减弱,加上维持这种“洼地”所需的各项成本越来越高,需要及时调整策略、更改措施,逐步把“洼地”变成“高地”,这样才不会在后期演变成“养蛊”的风险。

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没有抓住时机,也没有把握好力度。事到如今,我们已无力解决本来可以避免的“洼地”风险。

02

说起疫情,我们来整理一下其原始株以及后续的主流变异株造成全球大流行的时间线:首先是我国早在2020年1月20日将新冠原始毒株引发的肺炎疫情定调,并且以甲级流行疾病的防控标准有效阻断国内传播,三月初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流行,造成上千万人感染;同年,阿尔法、贝塔变异株在英国被发现,形成第二轮全球大流行;2021年初,德尔塔变异株在印度被发现,形成第三轮全球大流行;同年年底,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南非被发现,很快形成第四轮全球大流行的趋势,并延续至今。

通过以往原始株和变异株形成并且被发现的时间线,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两种现象:其一,主流毒株总是在较发达地区、全球贸易枢纽,或是在具有雄厚的实力监测流行性疾病的医药科研强国率先被发现和定义,除了原始株是我们国家率先发现的以外,其它变异株莫不如此。

其二,主流变异株早在被发现或被定义之前,已经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隐秘传播了一段时间,形成规模效应之后,才波及到这些具有监测病毒传播能力的国家和地区。

至于为何更容易在这些欠发达地区形成广泛传播,世卫组织的专家解释得很明白:当地的经济发展不够好,收入分配也不均,往往造成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当地的公共卫生条件比较差,增强了病毒的致病性,为病毒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变异环境。

疫情爆发以来,已经过去整整三年的时间。在疫情的头两年,原始株、阿尔法、贝塔、德尔塔等变异株,虽然毒性和致病率一代比一代弱,但是传播速度和感染率却不断加强,基本符合流行病学的常识和经验。

迄今为止,主流的变异株是奥密克戎及其分支,特点是传播速度和感染率达到历代最高,致病率也达到了历代最低的水平,部分变异株突破了疫苗效力,造成反复感染的风险,不过相比之前的主流毒株,奥密克戎的症状较轻,大部分感染者呈现无症状。

目前看来,国内很多医生团队和专家更倾向于将奥密克戎看做是新冠病毒的最后一种流行变异株,几乎所有的科研成果都在往这个思路上看齐和靠拢,由此影响决策者和管理者的防疫措施,也对民众的心理预期构成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在全球主要国家早已放松疫情防控措施的几个月后,也面临着优化的局面,从我之前写的《防控向左,生活向右:面对挥之不去的疫情,普通老百姓如何抉择?》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防疫三年,终于到了不得不做出调整的时候。于是我们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先是等来了“优化防疫二十条”、“金融十六条”,后来是央行降息、卫健委颁布的防疫“新十条”。

这些决策和措施看似预示着我们即将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生活,实则没那么简单。暂且不论经济复苏需要满足诸多条件,单论疫情的演化趋势,就是每个人的不可承受之重。

种种迹象均表明,国家层面的防疫暂告一段落,个人层面的防疫才刚刚开始。

03

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全面放开,或是怎么放开,而是谁也无法保证奥密克戎就是新冠病毒的最后一种主流变异株。

当前国内众多医生团队和专家都只关注奥密克戎,几乎没有人在意奥密克戎之后会不会出现另外一种主流变异株。

根据病毒学家饶毅的观点,很多流行病学的常识都是建立在人们诉诸过往与病毒“打交道”的经验之上,认为“病毒的致病性与免疫逃逸能力呈反比”这一结论具有相当大的主观臆断性,缺乏客观的实证成果。

目前人类科学领域最前沿的分子生物学理论认为,流行性病毒并非必然按照某种伪装成规律的人为定律复制自身。比方说2003年春天突发的非典疫情,从爆发到消失,具有不可思议的戏剧性,至今都让人摸不着头脑。而新冠发展到现在,我们连它的源头都无从得知,很明显,它与众多事件一起陷入了“罗生门”的怪象。

即使诉诸过往的经验去判断病毒变异的走势,也不是全然如我们所料,比如贝塔和伽马变异株出现后,就有一部分专家说接下来新冠变异是往毒性更低的方向走去,结果德尔塔变异株一出来,其毒性远超之前的任何一种。

暂且搁置这些人为定律和历史经验不谈,如今的新冠病毒已经满足全球大流行、存活于宿主机体的适应性提高、耐药性增强、免疫逃逸和传播隐秘性更强等诸多条件,势必就会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结局:要么从一开始掐灭源头,避免全球大流行;要么全世界的人都感染一遍,直到形成“群体免疫”,最后新冠就会变成和流感一样,虽然无法根除,但人体的免疫力足够应付。

遗憾的是,第一个“版本”的结局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早在2020年,英国率先承认与病毒共存,便意味着全人类启动了第二个“版本”。

疫情大流行就跟全球变暖一样,属于世界性难题,需要各个国家和地区携手合作。可是问题在于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崩坏,导致各国联手应对全球性危机的能力大幅度弱化(详见《一将功成万骨枯!美元霸权欲收割全球财富,世界经济危机席卷而来》)。于是出现了各国在应对疫情的问题时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直接或间接扩散了全球大流行的风险。因此,我严重怀疑疫情之所以出现,或许就跟当今全球化的退潮有关,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搞清楚:疫情大流行的第二个“版本”到底进展到哪儿了。

如今世界主要国家都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的疫情大流行,每隔一段时间,英、法、日等发达国家的感染人数就会增多,总体呈现出波动的态势。

但是我们要知道,好比地球上只有一个生态系统,人类文明也是一个整体,或是一幅拼图,只要有一个人口足够多、面积足够大的国家或地区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疫情大流行,那么全人类的“群体免疫”无法实现,全球大流行的趋势也不会彻底结束。要是在当地形成了变异株,比如2021年印度本土形成了德尔塔,还把它反向输出给全世界,就这样一直没完没了的,循环往复。

幸运的是,对全人类而言,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一遍疫情大流行,这意味着第二个“版本”已经走到了末尾。但与此同时,让国人感到不安的是,那最后一块“拼图”,却是我们脚下的这片神州大地。

04

虽然疫情发展到现在,毒性大大减弱,致病率也大幅降低,但根据上文所述,其依旧具有诞生出新型主流变异株的“潜力”。

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看,流行性病毒的致病过程并非必然沿着人们过往的经验和定律去演化,所以不能全然按照流行病学的常识去推断新型变异株的演化过程。

未来一段时间内,新冠病毒极有可能演化出一种全新的主流变异株:相比于奥密克戎,其传播速度和感染率更快,人体潜伏期可能更短,完全突破疫苗效力的可能性很大,症状可能更明显,而致病率可能因不同地区或不同人群,从而呈现出分化的态势,比如说在老龄化严重的地区,致病率更高一些。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疫情更容易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造成广泛传播,再根据第一部分所述,我国已经实质性地成为了全球疫情大流行的“洼地”,演变到后期极易酿成大规模感染的风险。

作为事关全球防疫能否终结的最后一块“拼图”,加上人口众多且密度大,容易形成规模效应,一旦全面放开,我国很有可能会诞生出新型的主流变异株,不仅席卷国内,还会反向输出全球,造成新一轮的疫情大流行。

尽管我国人口的疫苗接种率堪称世界之最,医疗保障体系也是全球最大、最先进的,依然无法阻挡新型主流变异株“横扫一切”的大势所趋。

我之所以认为一旦全面放开,我国诞生出新型主流变异株的可能性很大,原因在于“病毒洼地”的风险和超大体量的规模效应相结合。

首先,现在主流的新冠变异株是奥密克戎及其分支,R0(传播)值高达18,意味着一个病毒携带者平均可以传染给十八个人,病毒CT(载量)指数在历代变异株里也属于较高水平。

目前国内主流的是奥密克戎变异株BA.2、BA.5和BF.7这三种分支,十月份以来的全国大范围疫情,病毒溯源结果均来自于它们。

其中北京、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地流行的是BF.7,高烧、头痛、干咳等症状比较严重,传播力度更强,而南方多座城市流行的是BA.2和BA.5,相对而言无症状更多,或是出现轻微症状,重症风险较低,比如广州和重庆累积的几十万例当中,重症患者寥寥无几,无一致死,可见BA.2和BA.5比较温和,BF.7相对凶猛。

至于这些变异株分支在未来放开的大趋势下会不会交叉感染,从而变异成新型毒株,近期有关专家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这种可能性很小。

不过这里有一个不好的消息:纵观过去的病毒变异情况,都是呈现单一毒株成为主流的趋势,比如从原始株到阿尔法,再到德尔塔和奥密克戎,都是占据某一个时间段的,然而自从2022年秋天以来,上百种变异株开始在世界各地同时出现。

虽然它们都是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分支,但毒性和免疫逃逸能力都比奥密克戎更强,它们各自交叉融合造成突变的可能性很大。即使不会发生突变,由于它们对人体具有免疫逃逸能力,只需要轮番登场,也能使大多数人反复感染。

我们假设以上所述的现象不会造成任何影响,然而早在七月份海外就已出现全新分支,比如在日本被发现的XBB、BQ.1,均具有致病性增强、免疫逃逸能力更突出等特征,万一它们在接下来我们有序开放国门的过程中跑进来,与现存的流行变异株相结合,对人体造成交叉感染后,还会引发基因突变的状况,那么出现新型主流变异株的可能性很大。

除此之外,国内并不像海外那样完整经历过新冠病毒感染和变异的传导过程,绝大多数人缺乏该病毒全谱系感染引发的刺激反应,无法产生相应的免疫抗体。奥密克戎的各类变异株会对人体免疫系统的蛋白质和噬菌细胞造成破坏,使人体无法形成有效的免疫抗原。

比如说感染过BA.2的人,产生的抗体无法有效拦截BA.5,依旧会造成感染。于是“早阳早治疗早好”、“抗体最多持续一年”等说法不攻自破,我们不太可能在一次或多次感染高峰期内实现“群体免疫”。

虽然我们的疫苗接种率很高,但是现在奥密克戎的部分变异株可以突破疫苗保护,造成反复感染。我们接种的疫苗是针对第一代病毒研发的,接种后免疫时效较短,一般在半年左右,很多人完成全程接种是在一年前。尽管接种疫苗能降低重症和致死率,可是变异株的致病威力也在不断增强。总体而言,我国未来的防疫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其次,众所周知,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员流动和货物运输的规模也很大,国家为发展经济,个人为生计奔波,人员间的频繁交流在所难免,不过这也为病毒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工作环境、工种类别、所处年龄段、身体抵抗力,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小差异,民众的身体状况自然不尽相同。病毒在人群中经过一波或几波的快速传播后,感染人数会变多,加上我国易感染人群基数大,结合人员和生产要素频繁流动的客观事实,无疑为病毒的交叉感染和变异创造了有利条件。

还有一个长期被人们忽略的现象,却在如今大家需要直面疫情时起到了反作用,那就是民众整体的生存压力比较大,生活质量和家庭条件也因个人收入和家庭储蓄能力的差异而高低不齐,工作或学习强度越来越大,内卷化趋势也愈演愈烈,导致身体一直处在亚健康状态的人群越来越多。

尤其是刚从大学毕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以及面临职业生涯危机,上有老、下有小,还得背负房贷、车贷等各种大额贷款的中年人,可想而知他们的生存压力有多大,为了工作和家庭不得不透支身体,导致免疫力下降,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所以说,不只是老年人、婴幼儿,以及基础病患者需要被保护,这类人群的身体状况也堪忧,尤其是在抵御流行性病毒这方面,恢复情况甚至还不如未成年患者,比如说这次发生的大范围疫情,很多网友表示自家小孩感染后,痊愈的速度竟然比大人还快。

综合以上两个条件和一个现象来看,我国全面调整防疫决策后,出现新型主流变异株的可能性很大。

再来是我们由来已久的一些“痼疾”,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过程中均充分暴露出来:长期以来,城乡、南北、东西等二元形态和空间结构的对立,造成经济发展差异大、财政收支不平衡、行政资源分配不均等局面,反映在疫情防控上,又会造成地区间人均病床位数、重症监护病房等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

还有各地各级机构应对卫生防治等重大公共生态构建及治理的能力,比方说行动思想、行政管理、基层执行等具体方面的差异非常大。

而这些问题无疑为疫情发展趋势增添了不确定性,不排除经过一轮或几轮传播后,新型主流变异株出现在医疗体系较为落后的广大偏远乡村腹地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表明我国出现新型主流变异株的可能性很大。

05

既然全面优化疫情防控是大势所趋,而且我们也从上文了解到新型主流变异株出现的可能性很大,那么该如何做到既兼顾防疫优化,又降低病毒变异的可能性?

我认为全面放开确实是有必要的,但是整体决策的急速转向也让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对新冠后遗症没有持续且深入的临床观察,以及劳动者反复感染后造成的产能不足和岗位缺失。虽然如今新冠变异株的重症和致死率有所下降,但是关于后遗症患者的统计没有做到位,导致信息披露不足,引发民众担忧。

我认为后遗症的问题不一定是老年人、婴幼儿等重点防护人群的免疫力不足导致的,还可能是一部分人群的免疫力过于强大,体内的免疫细胞在监测到新冠病毒入侵后做出过度反应,其中一个反应就是炎症因子风暴,轻则造成呼吸道感染、急性肺炎,重则出现多器官衰竭,危及生命。

由此可见,后遗症因人而异,由每个人天然的免疫力和后天的体质所决定,还与国家层面的公共舆论和法治建设,以及民众饮食和起居的卫生环境有关。

另外,我认为一旦全面放开,人们应对不同变异株的入侵会被反复感染,已经成为首当其冲的“要害”问题。尤其是主力劳动人口被感染后需要居家隔离,导致劳动岗位生产力下降,不仅在一段时间内降低整个国家发展经济的效率,还会对个人的收入和支出造成相当大的影响,继而又会作用在经济和民生领域,形成恶性循环。

缺乏对新冠后遗症的系统性临床观察,以及劳动者反复感染后造成的产能不足,正是我担忧全面放开后仍无法恢复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的两大原因。虽然我认可国家从整体层面出发,对疫情防控措施进行优化,但是目前看来,部分做法难免有些激进,应当采取有序放开的手段。

然而,根据《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说法,有序放开疫情防控又未免过于理想主义。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过往的防疫措施已经难以为继,全面放开的决策或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举。

但我仍然认为,防疫措施的优化可以采取小步快走的方式,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于一个现代化的法治国家来说,理应做到这些事情,而不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凡事都要构建长效机制,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不过现在疫情防控已经处在实质性放开的阶段。既然如此,我们也只好顺应大势,做好充足的准备,迎接感染高峰期的到来。

首先在民众防疫方面,每个人都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摒弃巨婴思维,也不必对什么东西过分感恩戴德,只需要按照科学常识进行防疫即可。

如果没有被感染,根据个人防疫指导手册,做到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必要时消毒,不去人多密集的场所,尽量避免与病毒来源接触即可。

而如果不幸被感染了,则根据个人居家隔离指南,自行在家多喝水、多休息,必要时服用退烧药等缓解症状的药物,一般而言病程只有五到七天,没有明显的后遗症。症状轻微的话,尽量不去医院就医,避免造成当地的医疗系统挤兑。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目前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即使感染了病毒引发症状,凭借人体的抵抗力就能痊愈,不需要服用什么药物,尤其是那些自称新冠特效药的药物,一律都是虚假宣传。

而所谓的治疗新冠疾病的药物,比如布洛芬、连花清瘟胶囊等,本质上只能起到缓解相关症状的作用,无法治疗新冠疾病,也无法根除体内的新冠病毒,主要靠自身的抵抗力度过病程。

光是个人防疫落实到位还不够,需要从整个社会层面摆脱感染新冠的“羞耻感”,消除大众对新冠病毒的非理性恐惧。

好在这个现象已经开始出现了,从科技数码区博主钟文泽向大众普及自己感染新冠的病程,到演员袁弘和张歆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阳性”的经历,再到企业家刘强东和王石对着镜头诉说自己感染新冠后的感受,我认为这些内容的传播有助于消除民众对于疫情的忧虑情绪,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应对接下来的疫情高峰期。

其次从国家整体防疫方面而言,优化决策的同时,针对重症患者需保留必要的流调措施,比如健康码系统和常规核酸检测,还有尽快研发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有效疫苗,或者按照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张文宏医生的说法,开展全民第四针或第二剂加强针疫苗接种,让老人和小孩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应接尽接。

除此之外,我认为现行防疫决策持续优化下去,部分具备应对突发卫生状况能力的方舱,可以作为常规医院之外的救治场所保留下来,另外各地区需要提高人均病床位数,财政方面还要对常规医疗体系持续增加重症监护病房床位数的建设资金投入。

再来是地方防疫方面,改善各级机构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等大型突发灾情的行政管理、动员执行、人员奖惩,以及责权落实的能力,避免“一刀切”的不作为和乱作为,采取精细化手段,兼顾公平性,朝着服务型行政机构的方向,努力为老百姓干好实事。

然后就是我们要吸取教训,过去三年防疫措施未能与国际大趋势同步,屡次错失有序放开的时机,以后须站在全球大局的角度,而非只注重自身角度考虑,秉持开放的态度,做到真正地融入世界。

最后在此呼吁全民强身健体,提高免疫力以应对新冠疾病。

除此之外,还需要国家在各个方面让主力劳动人口减负增收,有效解决原先根植在社会系统的痼疾,做到行政有为、技术攻克、提高生产力,注重财富分配的公平性。

如此一来,社会经济和民生领域才能摆脱疫情的影响,真正得到发展和复苏。

结语

纵观历史这条河流,病毒远比人类古老得多,人类不可能彻底消灭病毒,只能选择与之共存。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的。病毒能做的不仅是入侵人类的机体组织那么简单,还会改变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一场持续了几百年的黑死病,终结了西方长达一千多年生产力大停滞的中世纪时期,开启了现代化进程,西方人由此率先构建了近现代工业文明体系。

鉴古观今,我们有理由相信,病毒这种东西,既带来成百上千万人生命消逝的负面影响,也为人类彻底摆脱旧有体制的桎梏扫清障碍,将人类带往更加光明的未来。

我们可以对后疫情时代保持谨慎乐观,只因人类懂得熵减,而病毒不会。

无论是几百年前的黑死病,还是当下的新冠,它们充其量只是重要的配角罢了。

真正的主角,依旧是我们人类自己。

(本文为@政惠说原创撰写,未经同意,严禁二次转载,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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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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