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妃堪比慈禧太后，朝鲜王朝君主势弱，顺其自然成为掌权者

朝鲜历史和我们的历史极为相似，这种相似是从性质上来看，如果从体量来看，相差甚远。

今天突然想起朝鲜王朝的闵妃，她和清朝的慈禧太后有些相似，都参与到王朝的管理中。

闵妃的参政属于间接参政，主要是通过对高宗的影响来干预朝鲜王朝的政治。

就其参政背景而言，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其一，朝鲜王朝子嗣凋敝，君主势弱是闵妃可以参与到政治中的基础条件；

其二，定立王世子的问题激化了闵妃谋夺权力的决心；

其三，大院君政治举措的失当将政敌推向了闵妃阵营，为闵妃的谋权提供了可行性；

其四，朝鲜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也成为了闵妃参政的助推力。

在这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闵妃成为了朝鲜封建王朝的大幕落下前的最后一位女性执政者。

具体而言，首先是朝鲜王朝子嗣凋敝，君主势弱的问题。高宗李熙作为朝鲜的26代国王，本身是王室的旁支，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继位的。然而，前任国王哲宗李昪薨逝后并无子嗣可继承王位，李熙才得以登上王座。

高宗即位时只有12岁，由赵大妃垂帘听政，但她并不直接干预朝政，而是将军国大事交由大院君处理，所以高宗即位初期的实权事实上掌握在其父大院君李昰应的手中。

与赵大妃、大院君一方势力相抗衡的是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虽然在大院君执政后为了加强王权对安东金氏的势力进行了打击，驱逐流放了诸多核心人物，但新构筑的权力结构却仍旧是以大院君为核心，而不是以高宗为核心的。

即使1866年赵大妃撤帘还政，高宗在名义上亲政后，实权也仍旧是掌握在大院君手中的。

而后，大院君对于戚族势力的忌惮使得他选择了家族势微，父亲早亡的闵妃作为高宗的王妃。

简而言之，王位继承人的缺乏使得高宗得以继位。而当时正值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王权衰落。

在大院君打压安东金氏，强化王权的过程中加剧了他对戚族势力的防范，所以才会选择闵妃作为朝鲜的王妃。成为王妃是闵妃掌权的必要因素，也是她走向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此外，从高宗的角度而言，闵妃是打破他与大院君制衡关系的突破点。高宗虽然是朝鲜的国王，但只是名义上的集权者，实权掌握在其父手中。

然而高宗本人性情温和加之受儒家孝道的约束无法对抗其父，于是闵妃便成为了高宗获权的出口。其次是定立王世子的问题。

这一问题是闵妃和大院君矛盾的激化点，也是闵妃迈向政治舞台的主要助推力。闵妃初入宫的时候并不受宠，受宠的是尚宫李氏。且李氏生下了庶长子李墡，颇受高宗和大院君喜爱，有意立其为王世子，使得闵妃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由此与大院君产生了矛盾。

而且，即使是在获得高宗的宠爱后，闵妃的孩子不是流产就是夭折，一直到闵妃扳倒大院君后才生下了唯一存活下来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朝鲜纯宗李坧。

前期的不受宠加上后期定立王世子的问题使得闵妃逐渐意识到大院君并不是她可以依靠的力量。大院君选她为王妃并不是要成为她的支持力量，而是把她当作了隔绝戚族势道政治的屏障。

对于大院君来说，闵妃更像是一枚棋子。而棋子最重要的是能否发挥作用，棋子本身的处境对下棋的人来说并没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闵妃开始慢慢地拉拢、培养自己的势力，为从大院君手中夺权做准备。再次是大院君政治举措的失当。

大院君执政初期虽然十分忌惮安东金氏，但安东金氏的势力在朝廷中盘根错节，加上他们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大院君并没有从一开始就着手根除他们，而是起用了对他来说相对亲近且更易掌握的骊兴闵氏进行牵制。

所以事实上，在闵妃开始谋权之前，骊兴闵氏已经在大院君的培植下逐渐从权力边缘走向核心。

而这些骊兴闵氏最终并没有成为大院君的势力，相反，在闵妃与大院君的矛盾逐渐激化的时候成为了刺向大院君的利剑。

其后，大院君着手抑制和打击安东金氏，金左根、金兴根、金炳翼等戚族势力的代表人物都逐渐离开了权力中心，与之相关联的部分官员也遭到贬谪或清洗。

这些被打击的安东金氏后在骊兴闵氏的联合下成为了闵妃的势力。

此外，闵妃“事我神贞圣母（大王大妃赵氏），至诚洞属，志物克备。巨细必禀，先意将顺。圣母常曰：‘孝哉，坤殿也！’”，通过与赵氏的交好拉拢了丰壤赵氏。此外，大院君的儿子李载冕、哥哥李最应等也因为不得大院君重用纷纷加入到闵妃阵营。

至此，三大氏族及不受重用的豪族势力全部被闵妃拉拢。而与此同时，大院君为加强王权而进行的内政改革中的不当将他的许多政敌也推向了闵妃阵营。这其中就有因撤闭书院遭到严重打击的儒林势力，以及因起用南人等其他派系而利益受损的老论势力等。

大院君对于戚族势力始终抱有忌惮之心，但他一方面高估了自己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低估了氏族内部的力量，自己一手培养出来了闵氏戚族。

事实上选闵氏之女为王妃和提拔骊兴闵氏两件事的同时进行已经存在隐患，再加上闵妃本人既有能力又有心夺权，而大院君在政治上大刀阔斧的改革损害了大多数现存势力的利益，最终才导致了权力的更迭。

最后是朝鲜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朝鲜王朝自建国以来一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中的一员，长久与中国维持着朝贡关系。

这样的朝贡关系除了给两国提供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更重要的是一方面为宗主国维持政治稳定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也为藩属国提供庇护及资源，但同时又不会干涉其内政。

然而，这样的局面却在清王朝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闭关自守的国门时被打破了。

西方列强势力东渐的过程中逐渐将目光聚焦在了这个曾经隐匿于世界的“隐士之国”。最先渗透进朝鲜的是天主教。

然而天主教的传播对于李朝的守成儒教造成了影响，两者信仰的相悖引起了李朝的警觉，1839年宪宗发布“斥邪纶音”，对天主教进行了严厉打击。

此后，自19世纪开始，不断有西方船只出现在朝鲜沿岸，北邻俄国也不断以通商为要求骚扰北边。

除去西方势力的东渐，近邻日本的压力也逐渐显露。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推翻德川幕府封建领主统治后急需通过对外扩张来发展本国资本主义，一时间“征韩论”甚嚣尘上。

由于缺乏对世界发展趋势的了解，以及对固有利益的维护，面对朝鲜王朝面临的外部危机，大院君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拒绝西方列强的通商要求，虐杀天主教徒，招致了1866年的丙寅洋扰和1871年的辛未洋扰。

而且，由于大院君坚决奉行闭关锁国政策，1869年日本恢复邦交的要求也未得实现，使得日本转头将清政府作为入侵朝鲜的突破口。

在外部民族危机累积的过程中，李朝内部的矛盾也在逐渐被激化。上文也曾提及，大院君的内政改革导致了朝廷内部各个势力间利益关系的碰撞，各党派、氏族、官员间暗流涌动。

与此同时，大院君为加强王权，大兴土木重修景福宫等宫殿，劳民伤财。再加上两次洋扰造成的军费损失和人民伤亡使得上层阶级进一步剥削底层阶级，阶级矛盾不断加剧，人民生活日益苦难。

朝鲜王朝所面临的严重的内忧外患让将大院君执政政策的错误进一步被放大，为闵妃拉下大院君提供了缺口。

综合以上的要素，闵妃在与高宗同调的基础上，培养、拉拢了闵氏戚族、安东金氏、丰壤赵氏、不得大院君重用的豪族、老论派势力、儒林势力等，最终借1873年崔益铉上疏抨击大院君政策一事，鼓动高宗宣布“亲政”，拉下大院君后迅速替换上自己的势力。

而高宗生性温和，虽然名义上“亲政”，但以闵妃为首的戚族势力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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