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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由16世纪英国的伊丽莎白造铸局长提出，又称为“格雷欣法则”，是对历史现象的一种归纳。

然而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货币流通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存在类似现象。“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简单的几个字却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今天我们一起讨论的便是历代皇帝的“用人”问题。

“逆淘汰”的真相比概念更残酷

那么什么是“劣币驱逐良币”？

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铸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

当事人的信息不对称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存在的基础。因为如果交易双方对货币的成色或者真伪都十分了解，劣币持有者就很难将手中的劣币用出去，或者，即使能够用出去也只能按照劣币的“实际”而非“法定”价值与对方进行交易。

人才竞争,优胜劣汰,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犹如大自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样。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人才＂逆淘汰＂现象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相比较而言,表现杰出的人被淘汰了,表现平庸的人反而得到了重用。

当这种现象蔓延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身边所有的事物都成了一种“表面功夫”，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真的是细思极恐。然而历代王朝都不缺乏“小人淘汰君子、庸才淘汰天才、狗熊淘汰英雄”这样的逆淘汰进程，逆淘汰与正淘汰轮番成为决定社会走向的主要力量。

纵观两千年的历史，将选拔人才、人尽其用理解通透的朝代，都实现了朝代盛世；相反，忽视人才培养和选拔的，都走向了衰亡。

“逆淘汰”是一个残酷的概念，折射的却是历史甚至当今这个社会存在的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为什么这种现象渐渐出现在现代各行各业？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在国家的历史上可以看到，当王朝的政治趋势低迷时，朝廷的忠将良士就走到了尽头。 这个时候，忠诚的存在就是对小人流派的威胁，此时这些小人便会联合起来对抗忠将良士，使得越来越多的昏庸无能之才过得更加风生水起。而这将会面临的，便是王朝衰落 朝代更替。

秦始皇，雄才大略，“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最终却被陈胜、吴广起义导致秦朝二世灭亡。可谓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秦朝统一前，重用外来人才。因为重用百里奚而称霸，因为重用商鞅而自强，因为重用张仪而统一六国。秦始皇巧用这些人才对秦的强大和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惜的是秦始皇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全国统一、转入发展经济、文化和平的时期后，仍然坚持战争年代的用人政策，实行严酷的法治治理国家。重用之人不是好大喜功之人，就是刻薄寡恩之辈。

原本儒生们坚持的“仁政”理想和“德主刑辅”的理念，可以纠正秦朝“以法为教”的弊端，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磨灭了儒生们对秦朝的最后一丝幻想，将他们活生生的逼到了秦朝的对立面。

秦始皇用极其残忍的手法将文人义士斩尽杀绝，造成了精英人才的逆向淘汰。所以当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军兵临城下时，那些愚蠢无能之辈根本无法挽救秦朝的命运，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大秦帝国走向毁灭。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唐朝还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使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但如此强大的帝国也难逃衰落、灭亡的结局。

唐玄宗初期，名臣辈出，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而且玄宗在此时亦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开元盛世的出现，他们功不可没。

史书中对“贞观之治”是这样描述的：贞观初年，全国人口不到300万户，一匹绢能换一斗米。

到了贞观四年(630年)，一斗米四五分钱，牛马满山坡，人出行几千里都不需买粮食，周边少数民族归附者有120万人。

这一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只有29人，社会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

唐玄宗最初在政治上，任用贤能、善于纳谏。太宗任命房玄龄、杜如晦等德才兼备之人出任宰相，同时，虚心接受以魏徵为代表的大臣对自己提出的意见，重视吏治，注重官员的选拔与管理，严惩贪官污吏。

但是唐玄宗致命的缺点是缺乏唐太宗身上那种“守成难”“慎终如始”的自省精神。在开创盛世局面以后，便不思进取，产生了骄傲自满和怠政的情绪，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

在朝中开始重用李林甫、杨国忠一类的奸臣，在外则赋予胡人安禄山以较大的权力。李、杨二人在朝中打击异己、陷害忠良、贿赂公行，使朝政日趋腐败，安禄山一面表示效忠朝廷，一面招兵买马，集结力量，企图自立。

而唐玄宗却视而不见，仍沉浸在开元盛世的自豪与满足之中。在内有奸臣当道，外有叛匪磨刀的形势下，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明朝到清末这500年，又称为精英人才的至暗时期，也是逆淘汰独霸中国的倒退时期。所以明英宗时期又被称为中国人才逆淘汰五百年的开端。

宦官王振，落第秀才出身，为求发达自阉入宫服侍皇太子（明英宗）。

王振极其善于察言观色，逐渐获得张太后与三杨忠将的认可，致使后来王振羽翼丰满、本性暴露，朝中选人用人全凭他的一句话。最终自食其果，在怂恿英宗御驾亲征瓦刺的这场战役中丧命。

或许大家认为官宦时代结束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明朝被称为“最大的太监帝国”并非虚构，“人才辈出”，从汪直到魏忠贤，一个比一个厉害，也是拜他们所赐才使得明朝最后走向了灭亡。

宦官专权只是其中一方面，另一个重要的导火索是廷杖泛滥。

据考证，廷杖这种刑法最晚在东汉时就已经出现，但当时并未有规范的相关制度。在明朝时将廷杖的运用达到了规模化、常规化、标准化、制度化。

这一时期，王振专权，廷杖成为了他排除异己的手段，被他运用的“活灵活现”。然而这种刑法不仅会给受刑官员带来身体上的疼痛与煎熬，还会带来更加直接的心理伤害。通过身体羞辱的方式在无形中改变士大夫的精神面貌。

久而久之，事态发展到了扭曲的地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受虐体制，他们将这视为荣誉的标志。

黄仁宇评价说：“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

就这样，活生生的将国家治理从是非之争变成了意气之争。

三、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

用人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如果说财物腐败只是涉及权钱交易，污染的是水流，那么用人腐败危害的是党组织肌体，污染的是水源。

在“为人择官”的逻辑下，以私人情义侵蚀公共资源，以圈子文化取代公平正义，最终必然坠入用人腐败的泥淖。

一些腐败分子在用人上搞小圈子，以私相授受而始、以先后落马而终，人前“同气连枝”、狱中“同病相怜”，不能不令人警醒。

面对任人唯亲的歪风，有人形象地讽之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歪风之下，必然导致热衷走关系、图攀附而不尚实干、实绩的沉闷氛围，我们的事业就会停滞。

如果“荫亲”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那么好干部如何脱颖而出，更孰与破难题、促改革、平天下？事实告诉我们，“为人择官”只会带来人才的逆淘汰，“为官择人”才能激发政治生态的正能量。

西晋大将羊祜举荐贤才而焚烧荐稿，认为“拜官公朝，谢恩私门，臣所不取也”；宋朝宰相范纯仁引荐人才而不加以笼络，认为“朝廷不失正人，何必知出于我邪”。

今天，改革大潮奔涌向前，要“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首先就要堵住“关系”的缝隙、打开公平的闸门。如此，才能让一切创造的活力竞相迸发。

楚平王即位之初，政治还比较开明。他恢复陈、蔡二国的地位，使各地交互迁徙的人民还归本土，归还以前侵夺邻国的土地，做了一些施舍、宽民、赦罪、任贤等好事，局势稳定下来。

平王开始宠信一个奸佞之臣费无极，费氏干坏事极多。

前523年（鲁昭公十九年），平王要帮太子建娶媳妇，身为太子少师官的费无极为了邀宠，看到从秦国接来的新娘很美丽，就劝平王自己娶了，立为夫人。又出计把太子建调遣出都，安置在城父之地（今河南平顶山）。

这还不算什么，一年过后，开始造谣生事，污蔑太子与其师伍奢想要蓄谋造反。平王轻信了费无极的谗言，并没有调查便派人去捉了伍奢并让奋扬暗杀太子。幸亏奋扬将太子私遣离开，太子才幸免于难。

费无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再次觐见谗言说：“伍奢的两个儿子甚有才华，如若让他们逃到敌国，那将会对我们楚国大不利啊！”

平王一听那还了得，于是假意释放伍奢以勾引伍尚和伍子胥前来一举歼灭。为人憨厚的伍尚知道这是他们的计谋，便让弟弟伍子胥趁机逃走，伍子胥才免遭灭口。遭遇灭门的伍子胥来到了吴国，最终帮助吴王灭掉了楚国报了杀父杀兄之仇。

不得不说楚国的灭亡，九成是毁在了费无极手上。楚国并非没有贤才，以前说到“楚才晋用”，导致楚屡败于晋。后来伍子胥等人奔吴，还有文仲、范蠡入越。柏举之战中也有不少忠臣良将，苦战救国，壮烈牺牲。这是因为楚国政治制度落后，统治集团内部腐败，使他们不仅不能施展才能，而且横遭迫害和杀戮。春秋后期，楚国的政局也非意料之外。

有为官为己之奸佞，就有为官为民之忠良。

北宋名臣包拯，廉洁公正、不附权贵、铁面无私、敢于为百姓打抱不平、伸张正义，故有“包青天”和“包公”的美誉。面对盗卖官盐的包勉，纵使视己如出的嫂娘跪地求包拯放过自己的儿子，他也未曾动摇半分心思。

他自知为官要清廉，不可为一己之私枉顾国法。他宁愿承受着嫂娘的责骂、弟弟一生的不满与埋怨，也要为民执法。宋朝的百姓爱戴他、官员敬畏他，形成了良性的“池塘效应”，宋朝百姓安居乐业，社会风气也稳定了许多年。

结语

当无数的人才精英挤在入仕做官这唯一的独木桥上时，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甚至刺刀见红，竞争自然也是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腹黑者胜出，而恪守崇高道德操守者，如果不以“外圆内方”的姿态顺应官场文化和通行的潜规则，鲜有不被淘汰者。

其结果是，我们总能看到，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这就是“逆淘汰”能在中国官场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