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湘江脉搏

人类，对河流的热爱刻进了DNA。

多年前，年少轻狂，我和朋友驾驶着皮划艇从长沙出发，去往岳阳楼。

十月，汛期似乎还未结束，顺水却逆风，不用力摇橹，船往后退。100多公里路程，我们划了足足七天。夜晚岸边扎营，能听到湘江的呼吸。旁人看我们的小舟，一定是渺小而无助的，在波浪里摇摆。湘江上的渔民，热情招呼我们上船，也责备我们无知无畏，让我们赶紧上岸。固执的我们，依旧前行，衣衫褴褛、狼狈不堪地在岳阳楼前拍照留念，觉得自己像个征服湘江的英雄。

其实，我们对湘江一无所知。对于河流，我们了解得越多，越生敬畏。

100多年前，长沙海关在水陆洲（橘子洲）设立水尺，人类开始真正深入了解湘江，记录下湘江的一举一动。

水温、含沙量、水流速度、水质，流域的降水量、土壤含水量……人类像个小心的父亲，记录着孩子的脉搏，在庞杂的数据里，预测出孩子的暴躁时刻，在失控之前有所准备。

“哪有什么人定胜天。”在长沙水文站自记水位台，观测湘江半生的梁文胜指着那块历史最高水位牌，脱口而出。

湘江备忘录

1956年，毛泽东游泳的湘江，水温19℃

12月1日，长沙，气温0℃。一大早，湘江边的冬泳爱好者，在一众崇拜的目光中下了河。然而，也许冬泳爱好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勇敢。长沙水文站站长梁文胜说，因为水的比热比空气大，冬天水散热比空气慢，当天湘江的水温经测量为15.6℃，只比前几天下降了几度。

当年，毛泽东写出“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湘江的水温是几度，是否湍急，争流的帆船是否遭遇横风？我们能确切知道的是，1956年5月30日，多年后重回长沙的毛泽东，畅游湘江，水温19度，水流速度1m/s。水文观测，除了预测河流失控和水资源规划，也让历史变得有了温度。

“长湘8201”，记录了毛泽东横渡湘江的水温

中国的神话总与水有关，最早的水文观测，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相传大禹用“准绳”和“规矩”测量水位。更为常见的是勒石记录水位，大水过后，人们在岸边刻下“洪水到此”。

水文资料是湘江的备忘录。湖南的近代水文观测始于1904年，岳州海关在城陵矶设立水尺观测水位。1908年，长沙海关在水陆洲设立水尺观测水位，当年观测资料无文字记载。1909年增设雨量观测，开始记录水位和雨量，湘江从此以另外一种方式被记录。

1941年12月起，因日军侵华战争，水文观测被迫中断近5年。1946年6月至1949年3月，由湖南省水文总站恢复水文测验工作。1955年，长沙水文站与航运局水位站合并，上迁4460m到河东五一码头。1970年1月，因修建橘子洲大桥，长沙站再次上迁2370m，与文津渡码头相邻，继续书写着湘江的历史。

1909年至1936年的水文原始资料，在战乱年代里颠沛流离，水文人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着这些原始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住着木板房的水文职工胡菊圃，觉得不安全，特意在长岭租了一栋砖混房，将珍贵的水文资料和仪器藏了起来。庆幸的是，几经易手，这些资料完整保留下来，一部分现存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中。

“长湘8201”，这条承载着长沙记忆的船只，如今停泊在三汊矶大桥附近的母山码头，沉默而沧桑。

今年96岁的刘修吾，是个老水文人，他时常想起这条船。1956年5月30日，毛泽东回到长沙，要在湘江游泳，刘修吾被安排对湘江进行水文观测，“毛主席从猴子石河段出发，游到了橘子洲头西侧。”记得那天湘江“水温19度，水流速度1m/s”，因为有了这些数据，6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变得鲜活且有温度。

24.63米，湘江长沙站最低水位

望着湘江，梁文胜时常想起儿时的湘江，平缓的沙滩，往来的是帆船，不像现在的大船掀起一阵浪，一阵疾风，“帆直接栽下去”。江水清澈见底，渴了直接可以喝。遇上干旱年份，河床裸露，从河西可以直接走上橘子洲。

百年时光，湘江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南京大学地理学家杨纫章应该查阅过那份流落南京的长沙水文资料，她在1957年写过一篇《湘江流域水文地理》的文章，统计过长沙站的实测记录（1925年—1928年，1930年—1943年，1947—1953年），这20多年，湘江平均流量为2204立方米/秒，其中1934年为丰水年，1954年为枯水年，与1951年到2021年的多年平均流量相差并不多。这能说明，一百年里，湘江流量并没有太多变化。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湘江径流量普遍较少，后期有回升趋势；70年代初期比较稳定，中期相对较高，出现了1975年的特大暴雨；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径流量普遍比较稳定；90年代又持续上升，但局部有严重干旱现象。

梁文胜1987年进入水文系统，占据了长沙水文百年时间轴的三分之一。亲历了1998年洪水，也见证了1998年的最高水位在2017年被刷新，如今回想依旧心有余悸，“水一直涨，那时候电话都被打爆了，兴马洲上的居民要不要撤，都等着我们的数据和预测”。

“湘江长沙站的最低水位是2012年1月1日凌晨1点，24.63米，城市取水口都取不到水了。”最低水位是梁文胜记录的。最高水位还可能被再次刷新，但是最低水位应该很难被刷新，2015年，湘江长沙枢纽蓄水稳定后，长沙站出现的最低水位是29米。今年的持续干旱，湘江也没有出现河床裸露的状况，干涸的湘江，以后很难再见到了。这或许是湘江百年来最大的改变。“但是湘江从来没有断过流，”梁文胜补充道。

“水质变好了。”如今，水质监测已经成为水文观测的重要内容，水质一天天变好，梁文胜感到欣慰。

湘江长沙段从昭山到乔口，与城市最为密切。梁文胜认为，城市建设让河道变窄，水流速度加快，冲击河床，冲走了河底的泥沙，再加上挖沙，河床下切，水位也跟着有所下降。湘江百年最深刻的变化，依旧来自于人类。

记录依旧在继续，或许多年之后，人们总能从这些冰冷的数据中，学会如何跟湘江和平相处。

历史最高水位39.51米，到底有多高？

11月30日，寒雨连江，当日降水量为2.6mm，几天的降雨让湘江的水位达到31.7米，相比于三天前的那个长沙最后一个晴天，涨了1.15米。湘江水位的变化，都被水文观测记录下来。

长沙水文站：靠近文津渡的两层小楼

长沙水文站，是一栋两层小楼，靠近文津渡，矗立在湘江边。

湘江大道将这个小小的水文站跟城市隔离开来，一面是疾驰的车流，一面是缓慢向北的江水，像被时间拉扯着。洪水来临时，它像个守护在河堤上的战士，更多的时候，沉默着，与河流对话。

“今年九月份，长沙一滴雨都没下，人工降雨都没有。”站长梁文胜有着水文人特有的热情，他刚从乡下抗旱归来。水文站的监测范围不只有湘江，还有流域降雨、地下水，甚至还包括土壤的水分含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未来气候可能更极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像个神秘而又笃定的预言家。而实际上，他们的工作也包括预报、预测。预测的依据，是日复一日枯燥而反复的记录——水文人的最日常的工作。

长沙水文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8年，长沙海关在水陆洲上设置水尺观测水位，为航运服务。第二年，开始观测降水量。

水陆洲的水尺，是长沙水文站的起点。经历过数次搬迁后，尘埃落定，与历史悠久的文津渡相邻，但是很少人注意这个不起眼的水文站，更不会想到，这是一个“百年老站”。在这条百年时间轴上，梁文胜和他父亲占据了一大半的历史，这种子承父业，在他这一辈，并不少见。

水文监测大部分已经实现智能化，“不打伞，不湿鞋”，只需要打开办公室的电脑，水温、降水量、水位、水质等数据都清晰呈现，只有流量才需要开船用仪器去测。从电脑屏幕看着被数字化的湘江，总觉得遥远、虚幻，其实湘江就在身后流淌。我不知道这种智能化，是增添了水文工作的乐趣，还是让这项工作变得更加枯燥。梁文胜还是喜欢到湘江边走走，以岸边的水尺确定水位。“30.55米。”梁文胜看着江水漫过矗立江边的水尺刻度，读出水位。

如果赶上下雨，他还要测量降水量。水位和降水量，这两项最基础的观测，已经持续了百年。

雨量器在水文站的二楼楼顶，两个圆筒，一个是自计雨量器，数据会自动反馈到系统；还有一个需要人工测量——像自计雨量器的一个保险，也是相互印证。还有更多的雨量器被放置在野外，也有的放在农户家里，搜集着湘江94660平方米流域的降雨量。野外的雨量器需要维护，在雨天逆行，翻山越岭，也是水文人的日常。

“雨量器都是20厘米口径的圆筒。”最初的雨量器口径比现在更小一些，1909年，长沙海关在水陆洲设降水量观测站，开启了湖南采用近代方法观测雨量的历史，最初采用英制雨量器（口径为19.54cm）。民国时，雨量器的口径混乱起来，采用20厘米和20.32厘米等数种。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部分水文站采用25.3厘米的雨量器。1954年9月，才统一成20厘米口径的雨量器，沿用至今。我们所说的降水量，就是20厘米口径容器的雨水刻度。

“1951年6月3日，降水时间，起：10:56，讫：12:00，历时一个小时零四分，一次降雨量：0.6公尺。”我在湖南水文档案中心找到了一份长沙水文站1951年降水量记录表，一张纸上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整个六月的雨。

数字冰冷，却似乎能透过发黄的纸和斑驳的文字望见那个多雨的六月，孤独的水文人拿着手表，望着天空飘落的雨，雨起、雨停，都在表格上记上一笔。直到1975年，各类测站才完全取消测记降水起止时间。

水位牌上的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代表什么

11月25日的湘江，水温19.38℃，有阳光。湘江岸边是热闹的，钓鱼者、冬泳者、散步的人，都在这里聚集。“到冬天反倒更热闹。”梁文胜指的是那些喜欢挑战的冬泳者，岸边几双颜色艳丽的拖鞋，冬泳者已经游到了橘子洲的洲头，还未返航。

岸边的八角亭，由一根巨大的柱子支撑着，突兀地生长出来，这是长沙水文站自记水位台——经典的水位台造型。自记水位台里，只有一个电脑屏幕和一台浮子式水位计，浮子式水位计的原理并不复杂，由浮子感应水位的升降。

柱子上贴着三块水位牌：警戒水位：36m（吴淞），保证水位：38.37m（吴淞），历史最高水位39.51m（吴淞）。另一块“历史最高水位牌”已经成为历史，贴在堤坝上，“历史最高水位39.18（吴淞），1998.6.27”，被2017年的那场洪水淹没、浸泡，牌匾发黑。

“警戒水位就是说，过了这个水位，就可能发生险情，防汛人员就要上堤坝巡查；过了保证水位，已经无法保证下游的安全，防汛进入全面紧急状态。”梁文胜进入水文系统三十五年，他已经忘记自己经历过多少次紧急状态，也在最近的距离见证了湘江两次历史最高水位。他无数次面对着汹涌的洪水，在心里默默祈祷。真正见过大自然的力量，才能深刻感受人类的渺小，再也说不出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

吴淞是什么意思？我问。

“长江中下游水文观测多采用吴淞基面。”也就是把上海吴淞口验潮站1871—1900年实测的最低潮位所确定的海面作为基准面，计算河流水位（水位：是指自由水面相对于某一基面的高程）。“除了水文观测和水利系统，其他的系统多采用黄海基面，但是为了保证数据连续性，我们还是采用吴淞基面。”

最高水位39.51m，并不是说河水的深度，而是指水面相对于吴淞基面的高程，可以理解成海拔，所以越是上游水位越高。

23900m3/s，长沙站最大实测流量

技术进步和工具更新，水文监测变得简单起来。测流，依旧是水文勘测中耗费人力、物力最多的项目。“现在测流比以前轻松多了，以前，七八个人都要花七八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只需要一个小时。”李智勇也是水文二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进入水文站，测流时他负责开船。

他进入水文站时，湘江测流普遍使用测轮，相比于更早期的测船（非机动），已经经过设备的更新换代。测船测流是非常危险的工作，八个人划着木船，在洪流中穿梭，不时抛锚下放铅鱼测流，木船很容易发生倾斜，翻船总是难免。

测轮如今还是长沙水文站最主要的移渡设备，测流设备也升级成为先进的声学多普勒剖面流速仪，虽然也有测流无人机，但是精准度没有测轮高，还无法完全取代测轮。

11月25日，李智勇和赵谦带着我们去测流。“以前的测流断面在猴子石大桥附近，现在考虑到要把捞刀河和浏阳河的流量计算进来，所以现在在三汊矶大桥以北。”这个断面他们称之为“母山断面”。在到达断面测流之前，他们特意带我们到码头看两条搁置在码头被淘汰的测轮。“开船的，放缆绳的，记录的……起码需要八个人。”旧测轮上有绞车缆绳，150斤的铅鱼像个鱼雷，锈迹斑斑。“把测速仪挂在铅鱼上，用缆绳把铅鱼沉水，然后根据测速仪的数据来记录流速和流量。”一个断面需要施测多点位，还有“20厘米、40厘米、60厘米、80厘米”不同深度的多条垂线，一趟测流下来，需要七八个小时，测流的人“带着盒饭上船”。

新的测轮顶部是太阳能板，看起来更像一艘快艇。李智勇依旧负责开船，赵谦从船舱拿出声学多普勒剖面流速仪，一个铁圆柱，“圆柱我们自己制作的，流速仪就是下面这个白色的设备，值一台宝马”。赵谦把流速仪穿过在船舱内的一个圆形洞孔置于水中，数据线连接笔记本电脑，李智勇开动船只，流速仪开始搜集数据，“顶部流量10470，实测流量249.380；总流量316.078；水深10.072；流速0.100……”数据随着船行位置不断变化，数据之下的湘江，不再只是一路向北的一江水，而是停留、回旋、跳跃的一朵朵水花。测流，就是从变化多端的数据中测算出湘江流量，像给湘江做CT的医生。

声学流速仪，让测流变得简单，只需要慢速横向来回一次，数据就自动搜集计算，一般要两个来回，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我们的第一次测流就没有成功，“往返的数据不一样”。第二次得到了准确的数据，“平均总流量524 .142m3./秒”，也就是说，每秒通过这个断面的水流总量为524.142立方米。

这是湘江的温柔时刻。

长沙水文站最大的实测流量是在2019年7月10日，23900m3/s，那是有历史记录以来长沙站最大流量，意味着每天超过20亿立方米的水通过，不到一天就可以注满一个大（一）型水库（库容量大于10亿立方的水库），可以想象是怎样的汹涌，对下游的防汛考验可想而知。在汛期来临时，他们要随时准备测流，2017年，李智勇和赵谦在船上守了两天两夜，时时掌握湘江的脉搏。

浏阳河上的榔梨水文站，采用的水文缆道，无需下河就可以测流，将铅鱼和测速仪挂在缆道上，通过电动控制，进行测流，适用于不是特别宽的河流。这是人类的智慧，也是百年的经验积累。

水文的百年时光，对于湘江而言微不足道，对于人类来说，却是一道看不见的、至关重要的防洪堤，默默守护着城市和乡村。

潇湘晨报记者唐兵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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