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业大国向种质强国“跃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 抢占生物育种制高点

12月4日，与神州十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一起着陆的，还有在太空中经历了120天全生命周期的水稻和拟南芥种子。

实验发现，剪株20天后就可以再生出两个稻穗，说明空间狭小的封闭环境中再生稻是可行的，为空间作物的高效生产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验证据。该技术可以大大增加单位体积中的水稻产量，也是国际上首次在空间尝试的再生稻技术。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粮食生产的源头，也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2012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1年对种业创新和种业发展进行部署，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列入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之一，去年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今年明确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彰显了种业的重要性和我国推进种业振兴的决心。

我国种业发展情况如何？如何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我国优质种业？

渤海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理事靖飞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不确定因素的增加通过农产品贸易链条传导到种业，使得我国种业必须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品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通过农产品供给能力的改善，降低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弱化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的程度。

防范种子“卡脖子”风险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地缘政治、疫情等不确定因素增加，对我国种业发展提出新要求。

国投集团总裁助理、国投创益董事长王维东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粮食生产国，但同时也是第一大粮食进口国，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新形势对我国粮食安全提出更高要求。

2011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开启了中国现代种业发展的新篇章。

经过多年努力，今年4月，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农业农村部种子管理局原副局长马淑萍在中国乡村大讲堂·政策对话系列活动上介绍，目前我国小麦和水稻两大口粮作物均100%使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大豆和玉米使用自主知识产权品种的占比分别达到100%和90%以上，但单产水平与发达国家比仍有差距。

靖飞表示，因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在我国种子供给中，以粮食为代表的、需要本地驯化的大多数农作物种子供应主要在国内完成，自给率低的主要是蔬菜种子，特别是高端蔬菜种子依赖进口比较明显。

“我国是种质资源大国，但还不是种质资源强国。”马淑萍说。

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靖飞认为目前我国种业主要面临三方面“卡脖子”风险。

一是种质资源引进风险，我国相当一部分农作物不是原产地，种质资源基础狭窄，需要从国外引进补充，例如比较典型的玉米，如果与国外的合作出现问题，直接影响种质资源引进。

二是高端蔬菜和花卉种子断供风险，因为这两类种子主要依靠进口，会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影响。

三是缺乏有重大利用价值的基因，如果未来转基因产业化推进落地，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基因的商业性状较差，就面临着“基因”卡脖子的情形。

为进一步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202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发布，明确要开展农业种质资源全面普查与抢救性收集，加快查清家底，新建、扩建种质资源库。强化鉴定评价，提高利用效率，建立健全保护体系，提升保护能力。多方面、多举措，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

王维东表示，种质资源收集和保护是种业创新的重要环节，对丰富的种质资源进行摸底和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但从种质资源收集和保护，到新品种的育种研发，再到产业化应用，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是一个概率事件。

王维东介绍，从海外经验看，如果采用传统育种技术，在时间维度上可能需要30~50年，即便是现在通过分子标记、全基因组选择、大数据等智能育种手段，也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来进行品种选育和性状的持续优化，在空间维度上则需要对全球各地的种质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提升育种创新水平

据央视新闻9月16日报道，我国去年启动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业种质资源普查，迄今已新收集农作物、畜禽、水产资源分别达到了11万份、6万份和5万份。为落实稳粮扩油要求，优化调整了国家制种大县和区域性良繁基地，供种保障率由70%提高到75%。

要推进种业振兴，促进我国现代种业发展，除了要加强种质资源利用外，还要加快创新攻关。

王维东认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提高粮食作物单产和抗病虫、抗逆性的关键性因素，而科技创新是种业振兴主要方向之一。通过开展以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种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行种业创新，可以提高我国粮食总产量，也能提高耕地利用水平，优化粮食种植结构。

近期，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工作推进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要紧紧围绕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目标，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部省协同组织企业、科研及社会力量，高质量推进育种联合攻关。支持十大优势种业企业自主开展攻关，持续提升核心研发能力、产业带动力和市场竞争力。

靖飞认为，我国的育种联合攻关是中国特色的育种新模式，从设计上看，企业是主体，主要开展商业化育种，品种突破是关键，通过品种带动企业发展；科研单位是基础支撑，主要开展理论创新，科研单位支持企业、基础研究支持应用研究，推动产业升级；政府和社会力量为联合攻关提供金融服务、制度创设等方面的支持。

靖飞表示，育种联合攻关模式从设计和实际运行来看，强调需求导向，强调企业主体地位，这是破解科研生产“两张皮”难题的切入点。但这种模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科研生产“两张皮”难题，企业科研实力并未实现本质提高，企业自有科研人员规模仍未得到根本改善。

我国种企数量多，但大部分种企研发能力不足。马淑萍介绍，我国目前具备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企业有7000余家，但其中95%均为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总体创新能力和创新投入均存在不足。另外，目前我国80%的创新资源集中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国投创益投资团队执行总经理、隆平生物董事长冯越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国种业大而不强。全球种业市场已经高度集中，而我国在龙头种企培育方面还有待加强。

我国种业尚未做强的原因有很多，冯越认为其中一大原因是受资源和技术条件影响，我国种企自主创新能力不够。

而这一原因背后折射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育种团队培育出一个好品种后被快速仿制，育种团队无法产生利润，进而影响其育种创新和持续投入的积极性。

“目前中国大部分种企的工作类似经销商，以种业贸易为主。具备育繁推一体化能力，特别是在育种环节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企业比较少。”冯越说。

目前，生物育种技术为提升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供了新机遇，生物育种的技术研发门槛高，从技术底座上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场景，不能承载和应用这些新技术的种企将逐渐退出市场。另外生物育种的品种相对容易鉴定和检测，也降低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难度。

“如果说种业是粮食生产的‘芯片’，那生物育种就相当于‘芯片的芯片’。”冯越说。

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南方科技大学前沿生物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产业前沿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朱健康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生物育种技术主要包括传统杂交育种及由杂交育种延伸出的全基因组筛选分子标记育种、转基因育种、基因编辑育种三种类型，后两类为新型育种技术。

转基因育种的抗虫、抗除草剂的性能更好，基因编辑育种除了提高品种抗除草剂性能外，还能提高品种产量、品质、肥料利用率、抗病性等性能，应用范围更广，适用作物也更多。

生物育种也是国投创益的重点投资方向，其投资涉及国内主要的生物育种企业。王维东表示，生物育种是各国抢占科技制高点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战略重点，我国生物育种研发有十余年历史，目前已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生物育种产业化政策环境，为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提供土壤。

相关试点工作也已经展开。如在1月20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介绍，去年对已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耐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和抗虫耐除草剂转基因玉米开展了产业化试点，目前看进展比较好。

从试点效果来看，转基因大豆除草效果在95%以上，可降低除草成本50%，增产12%。转基因玉米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可达95%，大幅减少了防虫成本。同时，转基因玉米籽粒中霉菌毒素的含量低，品质也好。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到2025年我国要建成较为健全的良种繁育体系，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国家农作物、畜禽种业基地供种保障率达到80%；国家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体系更加完善，到2030年，核心种源自给率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高，实现重要农产品种源自主可控。

“种业振兴是全产业链、全社会的事，需要多部门、多主体协同发力。”王维东说。

从公开信息来看，我国种业振兴开局良好。未来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靖飞认为应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支持企业做大做强。种业振兴的关键是企业，要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农作物种业政策支持体系，实现国内种企良性发展。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一部分种子企业已经成长起来，必须将资金、人力方面的支持向重点企业、龙头企业倾斜，必须集中以企业为主导的优势力量，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打一场漂亮的种业“翻身仗”。

二是大力推进科研单位转为企业的进程。种子市场化改革的二十年，解决了过去种业政企不分的问题，但是在解决“事企不分”方面进展不大。一定要通过改革，明确各级各类育种科研机构的职能分工：定位于基础研究的单位要少之又少，精之又精，一定要将这部分单位的职能限定在为种业长远发展提供基础支撑的范围内；定位于应用研究的单位宜转则转，能转尽转，转制为国有企业，这些属性的改变不会改变种源供给国家队的组成。

三是持续稳定支持各类主体开展种业基础研究。政府要集中财力物力支持高等院校和重点科研单位开展育种基础性研究，这是为企业改进和提高商业化育种效率提供关键驱动力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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