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杲文川回城后的命运

1978年是历史命运发生转折的一年，“像溃提一样，哗啦啦的”，知青开始大批地返城。这一年，杲文川以“困退”的名义回到了北京。如果不回城的话，留在农场继续好好干，又会是什么样子？杲文川说“人生没有假设”，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回城就等于零”。在建三江七星农场待了11年，按照八级的职称标准，杲文川已经干到了四级，后来调到了团宣传科当新闻干事，“也算得上是连级干部”。回城后，干部没了，工资、级别，一切都从零开始。

公开的资料统计显示，从1968年到1976年，共有54万城市知识青年来到了北大荒，“如今只剩下不到1万人留在了北大荒，53万知青通过各种途径陆续回到了城市”。根据杲文川的了解，这留下的1万人里，“提干的、混得中不溜的、有困难的”各占约三分之一。

53万知青回城的途径又大概可以分成五种情况。北京曾经招过一批教师，招高中毕业的，回来教小学、初中，但招的人很少；也有少数人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或者参加高考，读完书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一些干部通过各种关系将子女转去当兵，或者转到其他城市；而大多数人走的是“困退”和“病退”的途径回城，家里有困难的，可以办理“困退”；身体有病的，也可以回城。

“每个街道都有三四千个待业知青”，找一个工作非常难。有去粮食局扛麻袋的，有在天安门给人照相的 也有人卖大碗茶的，两分钱一碗，“那种感觉就跟现在的农民工差不多，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这些重新回来的“城里人”抢着去干”，依靠邻居介绍，杲文川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找到了一份临时抄字的工作。

此后的路，是以日薪八毛钱为起点开始奋斗的。杲文川一边工作，一边上夜大，到后来转成正式工，提干。43岁那年，杲文川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每天骑着自行车，来回100多里地，跟着比自己小20多岁的同学一起上课，毕业的时候，居然以最大年龄学生的身份获得了“韬奋新苗奖”，“从北大荒回来的人都特别珍惜学习的机会”，杲文川说。

跟杲文川一起回来的那批人的生活轨迹也迅速地拉开距离。“一部分人上学了，进了机关，回来的初期，各机关都缺人，这是最好的一层；第二种人是下海做生意的，但这样的人很少，因为50年代培养的人正统观念比较多一点，杲文川笑言，这一代人发大财的人有，但很少；也有一部分人选择了出国，这种人也少；绝大多数人进了企业，但结局也是最差的，很多都下岗了，提前退休了，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大多在1000到2000元左右（2008年），如果孩子读书或遇有疾病，家里都比较困难，生活在城市的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