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铭，东渡黄檗僧众家国情怀的回归

“特赐大光普照国师塔铭”

日本京都宇治黄檗山万福寺

松隐堂

隐元禅师墓塔

□郑松波 文/图

日本京都黄檗山万福寺的隐元禅师墓塔“真空塔”北边亭内，供奉着一块石碑。石碑高达3米，顶部双龙捧云，底座龟趺负重，肃穆壮观。碑额为篆体“特赐大光普照国师塔铭”，铭文颂扬隐元功绩，意境高远，气魄宏伟。题款为“赐进士出身光禄大夫礼部尚书上柱国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燕山杜立德拜撰”。

可以说，当年处在明清朝代更迭的历史背景下，东渡的僧众饱含家国情怀，才不得不流亡海外。而后世隐元弟子们也是出于家国情怀，跨越了狭隘的心理隔阂，而作出“请铭”这一民族大义之举。

“大光普照国师”

1654年，应长崎“唐寺”的邀请，中国一代高僧、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禅师率弟子东渡日本，后受到日本天皇和德川幕府将军的尊崇和护持。

隐元禅师将在京都宇治建立新寺亦命名为“黄檗山万福寺”，以示不忘本。开创黄檗宗，流传至今成为日本佛教主流之一。隐元禅师远渡日本不仅传播了佛法，同时将中国的思想、建筑、雕塑、书法、印刷、书画、雕刻、音乐、医学、烹饪、茶道等传到日本，在日本被称为“黄檗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出重要贡献。

日本宽文四年（1664年）九月，隐元禅师退居于黄檗山内松隐堂。宽文十三年（1673年）四月三日，隐元在京都黄檗山安详圆寂，享年82岁，时当国内清康熙十二年。隐元圆寂前一日，日本后水尾法皇（1596—1680年）赠予封号“大光普照国师”。此后，几乎每隔50年的隐元远忌之时，日本皇室都追谥隐元禅师并成为惯例。

今年2月25日，为纪念隐元禅师圆寂350年，日本宫内厅向日本黄檗宗颁授册书，加谥隐元禅师为“严统大师”，这是日本皇室第七次对隐元禅师予以敕封、加谥。

弟子向故国“请铭”

杜立德历经明清两代三朝，位极权臣，德高望重，为什么会在一代僧杰隐元隆琦示寂14年后，满怀崇敬之情，专门为前明渡日弘法高僧撰写铭文呢？

杜立德（1611—1692年），字纯一，号敬修，谥号文端，北直隶宝坻县（今属天津市）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清顺治年初，由直隶顺天府巡抚宋权举荐，授中书科中书。次年考选户科给事中。擢太常寺少卿，破格担任工部侍郎，调任兵部、吏部侍郎。因父丧丁忧去职。守丧结束后任太仆寺卿，擢升刑部侍郎，加太子少保衔，擢刑部尚书，“不贪一钱，亦不妄杀一人”。

自康熙亲政起，杜立德连任14载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加封太子太师。在朝期间，辅佐康熙皇帝治国平天下，协助平定三藩之乱，建树了卓著功勋。康熙皇帝称他“久任中枢，洵称良佐”。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乞休还乡时，康熙皇帝御制五言律诗一首及“怡情洛社”图章，以示恩宠之隆。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逝世，康熙赞之“秉性厚重，行事正大。直言敷奏，不肯苟随同列。可谓贤臣”，赐祭葬，谥号文端。8年后，康熙皇帝南巡至三河，亲题“永言惟旧”四字，刻于杜立德专祠。

杜立德之所以愿为隐元撰写铭文，他在《特赐大光普照国师塔铭》中有一段记述，“曩因海氛梗塞，两国未通。兹圣天子崇儒重释，四海为家，异域殊方，同仁一体。康熙丙寅春，其嗣法门人南源，附商舶便，赍广录年谱诣京师，求余为塔上之铭。余观师道法高深，德泽弘大，巍巍莫拟，荡荡难名。姑述其大略，聊见其一斑”。

1673年隐元禅师圆寂后，京都黄檗山万福寺筹资为其建开山塔以志纪念。在这期间，隔海远在日本的隐元法子孙们，经过不懈努力，克服朝代变迁的障碍、两国交流的不便，终于恳请到故国德高望重的大学士为先师撰写铭文。据铭文可知，清朝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春，杜立德在京城接到隐元弟子南源性派（1631—1692年）千回万转送达的恳求书信。当时虽中日两国因海禁未通，但经数十年治理，清朝政权逐步稳固，康熙皇帝“崇儒重释，四海为家，异域殊方，同仁一体”，逐渐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让杜立德能够了解隐元身世与功绩，并满怀敬仰，发挥才学，撰此铭文。

1709年，隐元禅师圆寂后的第37年，黄檗山万福寺开山塔铭雕刻终于落成，圆满成就了开祖身后之事，谱写了慎终追远的美好篇章。

当年杜立德所撰铭文送到日本后，黄檗山万福寺第五代住持高泉性潡（1633—1695年）感动不已，赋有《读燕山杜相国所撰隐师翁塔铭》赞诗一首：“君具当年张相才，世间出世法全该。解将浴日扶天手，点出金刚正眼来。”

“三年归国”无望

今天依然矗立于京都万福寺内的“特赐大光普照国师塔铭”，其独特意义在于是由清朝大臣、礼部尚书撰文，赐予流落异国的前明高僧。

众所周知，隐元东渡与当时明清朝代更迭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1654年（南明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隐元一行从厦门乘坐郑成功提供的船只到达日本长崎。行前，他曾与接替其担任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的弟子慧门如沛（1615—1664年）相约“三年归国”。然而，由于历史条件限制，隐元等东渡僧众“三年归国”的愿望无法实现。故国光复无望的现实，让他们最终选择终老异国，但其眷念故土、盼望华夏复兴的思绪始终如一。

与隐元同一时代东渡的，还有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朱之瑜。反清复明无望后，为了保全民族气节，他毅然辞别国土，弃离故乡，流亡日本。朱之瑜以故乡“舜水”为号，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朱舜水寄寓日本20多年，以明遗民自居，仍着明朝衣冠，追念故国。

清朝入关之后，顺治皇帝在其母后的影响下也喜欢汉学，主张用汉人的儒家仁政治国平天下。其后，康熙皇帝同样强调兴礼教、重儒学，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

或许，隔海相望的隐元弟子们也在默默关注着中土故国发生的变化。杜立德在赐文中盛赞隐元东渡“两开黄檗，应化西东”，又说“师念乾坤一体，大道无私，疆域虽殊，佛性不异”，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所追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从某种意义上说，隐元弟子们接力“请铭”行动，也是东渡黄檗僧众家国情怀的回归，对中华归一道统的认同。

形同郑成功归葬

与东渡黄檗僧众相似的是，民族英雄郑成功（1624—1662年）在击溃荷兰殖民者、收复祖国宝岛台湾的当年病逝，初葬于台南洲仔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清军跨海东征，郑克塽识时归顺。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春，郑克塽奏请：以台湾辽海，祭扫不便，乞将祖父郑成功迁葬内地。康熙帝欣然准允，降旨“遣官护送成功及子经两柩，归葬南安，置守冢建祠祀之”。同年五月下旬，郑成功灵榇横渡海峡，以礼安葬在福建南安县水头镇康店村覆船山郑氏祖茔。康熙皇帝还曾亲书了挽联一副“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盛赞郑成功是明朝忠臣，并非乱臣贼子。

今天，凝望着这极具中国明朝风格、宏伟壮观的“特赐大光普照国师塔铭”，还能感受到流落异域的海外游子与故国故土的血脉相连，发人深思，历久弥深。

（作者为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