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长河》背后：汤斌敢于直言靳辅治河之弊

汤斌（1627年—1687年），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清朝政治家、理学家暨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卒谥文正。汤斌一生清正廉明，是实践朱学理论的倡导者，所到之处体恤民艰，弊绝风清，政绩斐然，被尊为“理学名臣”。

汤斌于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二十日生于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他的祖上汤宽是滁州来安县人，追随明太祖朱元璋起兵，以后世代为官，七世祖汤庠迁居睢州。汤斌出身阀阅旧族，家教甚严，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应童子试，十五岁前读毕《左传》《战国策》《公羊》《史记》《汉书》等。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率军攻击汤斌的家乡，其母赵氏殉节而死，在战乱环境下成长的他，立下为国为民的心愿。汤斌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中进士，踏上仕途，选宏文院庶吉士，授国史院检讨。

顺治十二年（1655年），出任陕西潼关道员，体察民情、打击豪绅；招徕流民回乡屯田开荒，承诺三年免征租课；实行保甲联防，缉拿盗贼；建立义仓，以备荒欠；并且创办社学，教民以德。

汤斌上任后，体察民情、打击豪绅；招徕流民回乡屯田开荒，承诺三年免征租课；实行保甲联防，缉拿盗贼；建立义仓，以备荒欠；并且创办社学，教民以德。汤斌亲自到境上接待过往清军，不使他们扰乱地方，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使得潼关人户一年多时间由不足三百户增至数千户。一时间，“汤青天”的美名家喻户晓，妇孺尽知。

康熙五年（1666年），汤斌拜孙奇逢为师，曾与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研读宋明理学。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帝下诏举行博学鸿儒科的科举考试，汤斌前去应考，一举拔得头筹，授翰林院侍讲。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充《明史》总裁。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迁任内阁学士，当时江宁巡抚缺员，朝廷正在荐举合适的人选，康熙帝说：“我听说汤斌有高尚的操行，可以担任江宁巡抚。”汤斌临行时，康熙帝告诉说：“平素听说吴地繁华，如今考察那里的风土人情，崇尚虚华，安于享受，经商的人多，耕田的人少。你应当使当地去掉奢侈的习俗，返归淳朴的民风，每件事都要致力发展农业生产，这样大概可以整治吴地颓废奢华的风气吧。”

然而，汤斌看到的不是江南的繁华与奢靡，而是满目疮痍与涛涛的洪水。

康熙十五年（1676年）靳辅出任河督后，再行明代潘季驯“蓄清刷黄”之策，束堤建闸，将黄河中河泥沙冲向下河，同时，不断抬高洪泽湖大堤，最终，洪泽湖成了悬湖，泗州城位于洪泽湖正常水位之下。而江苏地区入海口也加剧了淤积，成为超大蓄水池。

清朝康熙十八年（1679年）冬十月，大水先冲开了泗州城外东北处的石堤，决口七十余丈。接着，泗州城城墙西北角忽然崩塌，开口数十丈，大水冲入城中，人们四处逃散。次年，泗州城彻底沉没。同时，大量的泥沙被冲向江苏下河七州县，造成黄河入海通道淤塞，江苏成为蓄水池。为了保住运河的漕运功能，靳辅更是创建大量的减水坝，肆意向下河放水，而不修引河，七州县百姓困苦不堪，流离失所.......

面对下河七州县的水灾，之前，余国柱任江宁巡抚，淮安、扬州二府遭受水灾，余国柱上疏说：“水退之后，田还可以耕种，第二年应当照例征收赋税。”

汤斌巡抚江宁后，派人重新勘察，发现水并没有退去，即使田已露出水面的地方也无法耕种，于是上疏奏请平息原先余国柱的议论。

康熙二十三年，监察御史李时谦上奏请求疏浚淮扬下河以救民生，成为康熙朝下河论战的导火索。李时谦指责时任河道总督靳辅“为总督重臣一应河务皆其综理，连年止知运道之当急，筑堤以束水，建坝以保堤(延用明朝潘季驯之法)，专其意于上河，而不知高宝（高邮、宝应）一带下河沃野千里，田地甚多，一自黄河沙垫，海道不通，每遇霪雨，已苦渰浸，近复日纳减坝之水而无出路，民生国赋两有攸，关奈何听其日在水乡而不恤呼”

李时谦的弹劾折子，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高度重视，在南巡时特别留意河南河工的调查。当康熙皇帝南巡在高邮、宝应等州县视察时，看到当地因为减水坝溢出的湖水泛滥，导致许多民田被淹没，更有大量百姓叩阍，请求康熙拯救民生。

针对这个情况，“台臣有请浚海口出积水者”，建议将水引导至海中，减轻地方水患危害。康熙皇帝认可这个建议，但是如何引导，河督靳辅并没有很好的对策，因此康熙帝下旨“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单独拨付款项，授命时任安徽按察使的于成龙主持其事，虽然于成龙具体负责高宝地区的水务治理，但是官员序列上仍然要接受河道总督靳辅节制。

不久，江淮连日暴雨，黄淮河暴涨。据史料记载：“五月，雨，百日不止。” 这是罕见的洪涝灾害。洪水快速集中至洪泽湖，减水坝里的来水汹涌而至。由于大水来得突然，高邮等七州县的老百姓万般悲惨：有黑夜中不知道大水来 了而在昏睡中淹死的，有知道洪水来了却无处逃命被淹死的，有把自己绑在树 上躲避洪水饿死的，有把子女捆在树上避水，孩子被毒蛇毒虫蜇咬而死的…… 万千惨状！

州县官员瞒报灾情不敢让上级和皇帝知道。灾民到按察使于成龙那里哭诉。于成龙写信把灾情如实上报给各大官、巡抚，让他们全都知道了。 巡抚汤斌很高兴于成龙讲真话，询问于成龙 有什么救灾策略。

于成龙写了条陈 回复汤斌说：“过去水灾只冲决一个口子，破坏一处堤坝，这能堵塞。自从设了减水坝， 上边的河流水每天减少，下河的水每天增加。虽有运河分泄部分来水，但田野 房舍变成了鼋鼍的洞窟、蛟龙的宫殿。如不疏浚海口排泄上游来水，下游的高 邮等七州县恐怕就没有了。“希望下河疏浚工程能够早日开工，不能再拖下去了。

同时，于成龙与靳辅的裂痕在扩大。于成龙坚持自己的观点，靳辅对他的责备也升级了。

面对下河百姓的困苦，汤斌疲于赈灾。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汤斌呈上奏章说，“苏州、松江土地狭小，人口稠密，可是承担着大省百余个州县的赋税，百姓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乏。恳请皇上将苏州、松江的钱粮照征收标准减少一二成。”淮安、扬州、徐州三府再次遭受水灾，汤斌按条目列出减免赋税的事项，请求朝廷拨发五万两银子，从湖广购米赈济灾民。还不等诏令回复，汤斌就前往各州县视察救灾的情况。

此时的治河之争，已经演变成朝堂的政治斗争，清代史学家蒋良骐《东华录·卷十四》载，“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明确提出，河督靳辅背后的势力强大，河工经费和河道职务都把持在以明珠为首的党徒控制中，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

既然朝臣的意见不统一，康熙皇帝也看出其中有党徒势力作祟，便下旨，“以河工事传问淮扬七州县籍现任京官”，传召在京官员中，有祖籍下河范围内淮扬七个州县的，内阁中书江苏宝应人乔莱御前奏对。

河督靳辅听说后又出策略，他拿出当初对付于成龙的方法，派人重利贿赂乔莱，但乔莱秉性耿直，靳辅依然没有成功。在京的许多淮扬籍人士，担心乔莱被收买，纷纷到他住处打探，乔莱义愤填膺，说，“今日之事，当以死争之，功名不足顾，身家不足惜矣。”

不得不说，内阁中书乔莱的奏对，再次引起康熙皇帝的思考，他立即诏命工部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额，前往淮扬等地，“速往详问地方父老”，深入基层一线收集民情民意。这些官员不敢得罪明珠党徒，竟然以刑讯逼供的手段，逼迫百姓承认于成龙的方法无效，然后带着造假的“民意结论”回奏说，“疏浚无益，成龙议应停”。而义愤填膺的乔莱，因为得罪靳辅及其背后实力，“中蜚语罢归”。

不久之后，汤斌升任礼部尚书兼管詹事府事。当得知汤斌将前往京城时，苏州百姓哭泣挽留未成，竟然停市三天，拦路烧香为他送行。到京师赴任后，康熙召见了汤斌。康熙对汤斌说：“朕最信赖的就是两江总督于北溟、你，与于成龙（振甲）三人尔”。

皇帝再次询问下河治理的意见。汤斌支持于成龙疏浚入海口意见，请求皇帝不要停止下河工程。汤斌说：“上游洪水滔滔而来，下游却没有个去处，不只是百姓田地永远没有干涸露出时，城里百姓生命安危也有巨大祸患。比如去年，兴化城内积水有几尺深，万一再遇到洪水整个城市就会被大水淹没。作臣子的就罪责难逃了。如果说挖开疏浚入海口就会把洪水排泄干净，微臣当然不敢这样讲。但水有去路之后，挖一丈就有一丈的好处，挖一尺就有一尺的好处。假使洪水逐渐消退，那过去河流湖泊形状就可找到了。再加以疏浚、修筑、防御，就有功夫依次展开了……”

汤斌巡抚江宁，对下河形势非常了解，在下河之争尚未开始时就极力支持于成龙治河策略。

汤斌继续说：“办事当顾念民生,特别应当为国家考虑。如果花费很多洪水却不能全部干涸，这也不是长久之计。请皇上不用多拨发帑金,止在七州县钱粮中酌量治河款项,暂停一二年向朝廷起解,留做修河之用即可。之后再商议治理方法。总之,以本地民力、本地钱粮开本地海口,心既专一,民工也不会误用,不用作大的举动,不用多设官员,渐渐的做去,就当有成效。”

关于靳辅所辩解的“海水倒灌”说，汤斌认为：“海水内灌毁坏田地之说臣以为不必忧虑。臣询问当地人，他们说 六百年前北宋范仲淹筑堤时海水与堤很近。现在时过境迁，海水远的有百里， 近的也有六七十里。海潮像人呼吸有一定时刻，有一定力量，平常海潮所能达 到的地方原本不很远。江河之水被海潮所推动，那也是江河之水，并非海水。至于飓风海啸这些非常灾异，无法预计。” 皇帝说：“此理朕也深深知道，人们不知潮汐之理故有此言。”

因汤斌支持于成龙，反对靳辅。明珠、余国柱等人对汤斌更加怨恨，摘录他的言论向上禀报康熙帝，并找出汤斌在苏州发布文告中的话“爱民有心，救民无术”，把这作为对朝廷的诽谤，康熙帝传旨责问。汤斌只是说自己天资愚昧，过错很多，请求严加惩处。正赶上汤斌带病入朝，人们道听途说越传越广，听到的人都流下眼泪。住在意城的江南人，要击鼓为汤斌诉冤，后来知道没有这样的事，才散去。很快，汤斌染上重病，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月十一日病逝于工部尚书任上，终年61岁。

汤斌为官一生，身上仅有俸银八两，其友徐乾学“赙以二十金，乃能成殡”。 雍正十年（1732年），汤斌被平反，一年后入贤良祠。 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帝赐予汤斌谥号“文正”。道光三年（1821年），汤斌得以从祀孔子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