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云岚：怀念府谷中学原校长杜焕成先生

怀念杜焕成先生

石云岚

看到近时网上发表的杜清华先生纪念父亲的文章,很有感触。正像前言部分郭明华先生所说杜焕成先生“他尽最大努力扶持、提携、指导他认为有能力，有潜力的人”，一语击中了杜焕成先生的“伯乐”精神。确实是这样，我是没有像明华那么幸运，始终和杜老亦师亦友，不离不弃共处、共事多年。但也许可以这样说：我是第一个被杜老发现并重用的幸运之人。

一九五九年秋季,我由榆林师范毕业,被当时的榆林专员公署分配到神木县任教。这个时候的杜老师正是神木师范学校的领导,也许就是杜老师发现这个府谷老乡，把我要到该校任教师。

当时的我刚满20岁，初出社会,懵懵懂懂地走上了作岗位。当时神木师范有3个班，即60级、61级和师训班。学校教师有西安大专毕业分配来的,也有从当地学校抽调的老教师。榆师同时毕业的史继强、张荫耕、刘桂连和我4个人，还有初师的申玉芳，也一块到了神木师范。

开学了，学校分配我担任初三语文、初二化学、全校音乐课。我也不知深浅,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开学后,我站在讲台上,发现有不少学生和我同龄，比我大的也有。有的学生问我:“石老师,你十几了?”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我开讲不多时,有的学生问这个，有的学生问那个，问题很多，疑难不少。课后也常常遇到别的老师“请问这个”“请问那个”,好像非要把我难住不行，我总是善意的和老师们交流，默默地在背后想办法、下功夫。

说实话,在榆师五九级三个班学生中,我的学习成绩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语文。我的语文老师杨新荣,在陕师大是霍松林教授得意弟子。因为在文学评论上另立新论被学校打为右派分子，发送大西北。杨老师很器重我，给我吃偏食，和我照像留念,很想把我送到霍松林教授身边。到我们毕业时,学校在三个班中,我成了唯一保送陕师大的幸运儿。可惜我家境困难，不只是不能继续供我上学还要我来养家，我只好弃学从教。可是这样的开始，我觉着自己学的知识还很肤浅,面对那么多质疑、提问,真有招架不了的感觉。没办法,只能背地里再加努力。我把课文中涉及到的问题举一反三、反复研究，直到弄通弄懂为止。在课堂上，每讲一个章节就放开由学生提问,直至再没人提问为止。就这样“热蒸现卖”，学生反映还是能听得懂,记得住。可有谁知道，半年来，每天晚上我必须坚持到午夜一点后才能休息。这一学期下来,第二年60级学生就要毕业了,学校坚持要我送走这班毕业生。而后，学校又通知我去陕西师范大学进修，我高兴极了，这不就是我昼思夜想的上大学吗?!

说到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不知什么时候,学校吹起了一场“师生恋”的风,在老师和同学“撺掇” 下,我和史继强、张荫耕等几位老师相继和自己的学生确立了婚姻关系。到放寒假时,学校灶上杀了一口猪，师生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婚宴饭。因为当时交通不便，我家两边都没有来人，杜焕成先生便是我的主婚人、证婚人。一场花生、瓜子座谈会便是我们招待客人的婚宴了。(为此,我的两个儿子于2010年元月份,在府谷滨苑酒店为我和老伴举办了规模空前的“金婚庆典”,补拍了婚纱照，邀请杜老师再次光鲜地做了一次证婚人。)

1960年,我如愿顺利地送走了60级学生,假期我们几个老师被派往陕西师大进修。

在秋季开学之际,正在进修的我,突然接到通知,我被当时的教育局派往府谷新建的第二所中学——麻镇中学任教导处负责人(即教导主任的差使,只是我的学历不够,未能正式通知任命为教导主任)。这是领导层内的事,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猜想,当时教育局任命副局长党治国出任麻镇中学校长，党治国在我们哈镇解放不久后任乡政府领导，对我们家十分了解,也可能是杜焕成校长的推荐。

杜焕成老师,为人师表,谨言慎行。学校师生个个敬畏。正像清华文章说，杜老师当时有4个儿子，我们都目睹了他要求孩子们像要求他领导下的师生们一样严格。

五十年代的府谷,刚刚解放不久，社会上好多事情,百废待举,特别是文化教育。一九五三年暑假，我们小学毕业的学生,全县共有二十几个，而且都是城关、黄甫、麻镇、哈镇、清水和新民镇的，别的乡镇学校才正在筹建中。麻镇的甄清、刘西等同学是五三级春班,比我们早半年。一九五三年，我们步行去榆林报考榆中时，榆师的老乡甄清等人把我们接到学校看了电影《攻克柏林》，那是多么稀罕的事啊!

一九六0年秋季，县上只有刚办起的府谷中学。根据生源分布,县上把县城东北部古城、麻镇、墙头、清水、哈镇、赵五家、大岔、黄甫八个乡镇的学生分在麻镇中学。

刚开始兴办的麻镇中学,校长是党治国、教务处负责人石云岚,教师有韩荃惠、王国麟,后勤总务赵汉模，一共五六个人。来自8个乡镇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从十三四岁到二十来岁。学生自带粮票,师生去墙头买菜、背炭勤工俭学，正如孙文慧回忆麻中初期的文章所说。

经过两三年的艰苦办学,第一个班63年的学生总算毕业了。县教育局分配李鸿有老师接任麻中教导主任,我被调回府谷县文化馆。从此,我便离开了教育界,离尊敬的杜焕成先生也就越来越远了。

那个时代工作的人，不管也不知道什么行业好、什么不好。工作只有按照组织上的分配，也不会轻易跳槽。只所以调我到是文化馆,是因为我在榆师学会了吹拉弹唱、搞照像。六十年代县城里干部人数少,更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曾记得，当时公安局遇有刑事案件，还要我帮助拍照、冲底片、洗像片。县级机关干部唱革命歌曲,没人识谱不会教。那个时代，干部们的娱乐活动,就是“周末舞会”。当时，社会上缺少伴奏，也没有“音响设备”。而我正是五十年代榆林地区唯一一支管弦乐队的手风琴手,我一个人一台手风琴即可完成整场舞会的伴奏任务。所以，我的改行,也是组织的决定和社会的需要。

我跨界转行，由教育到了文化，也走向了一个未知深浅的行业。倘若还在教育界，还在杜老师的麾下，我想我的人生和事业将是另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