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在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中并不少见,从西周时期的“国人暴动”到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农民起义不下万起。然而翻阅这些史料,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诸多起义之中,他们的口号无外乎争取土地、赢取社会公平等内容,他们貌似从来没有直接提出解决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目标。
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激起他们起义的往往是一些基层官吏的暴政和地方地主阶级的不断剥削兼并,他们与王朝的统治者其实并无最直接的利害冲突。
没有哪一个朝代不希望自己江山永固,也没有哪一个统治者愿意看到境地起义不断。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起义者蜂拥而起,前仆后继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基层的官吏以及地方地主阶级对于底层百姓的盘剥。
1.地方官吏无休止地盘剥
当年明月曾经在《明朝那些事儿》中记载,明朝官员淋尖踢斛来克扣老百姓粮食的手段。当时老百姓要向国家缴纳粮食税,每次都要把粮食倒入盛粮食的斛中,由于要求斛中的粮食必须高过平面,因此粮食一般都是呈现锥子型。
每当这个时候,负责执行的地方官吏就会往上踹上一脚,高出瓶口的粮食有不少都会洒落在地面,而这些粮食既不会返还给农户,更不会缴纳给朝廷,而是成为了运输途中的损耗,不少地方官正是通过这种方法累计起了巨额财富。
不过这种手段比起历史上的某些官员还是收敛了不少,西晋时期曾经有一个名叫石崇的人,是当时西晋的首富,曾经与晋武帝的舅舅王恺公开斗富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此外,石崇还在洛阳城修建了金谷园,其奢华成都堪比皇帝所住的宫殿。
而石崇的财富怎么来的呢?答案是靠抢劫。当年石崇曾担任荆州刺史,荆州地处中原福地,九省通衢,来往客商络绎不绝。身为荆州刺史的石崇眼看治下如此繁华,于是披着官衣做起了强盗。
白天是坐镇公堂的刺史大人,晚上则让手下四下实施拦路抢劫的勾当。靠着这些无本的买卖,石崇迅速坐稳了西晋第一富翁的位置。
除此之外,一些基层地方官员在实施国家推行的政策时,简单粗暴,根本不顾及老百姓的死活,导致一线的百姓苦不堪言。如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本意是为了帮助百姓度过灾难,借贷给百姓粮食用以救急。
然而地方官为了自己的业绩,竟然强行摊派,私自上调利息,导致这项本来是利国利民的政策,却成了无数农民的噩梦。不少人因为被强制摊派,无法还利息,不得不将土地变卖,这也加快了地方土地兼并,激化了社会矛盾。
2.地方豪强的蚕食与压迫
老百姓所面对压力的除了地方官吏外,更为直接的则是来自于地方豪强。拿朱元璋来说,小时候一大家子只是想老老实实当一个本分的佃户罢了,然而无论他的父母再怎么努力,一家几口也只能勉强糊口罢了。
这是当时大部分农民的普遍写照,富者阡陌相连,土地成片,穷者无立锥之地。朱元璋父母死了以后,连埋葬的地方都没有,由此可见当时地主阶级对于普通老百姓的盘剥之严重。
那些佃户从最开始丧失土地之后,就逐渐陷入了贫穷的怪圈,他们无论怎么努力,怎么勤奋都无法摆脱自身的命运,甚至是几代人的人生都被牢牢套住。他们只能将自身的所有变卖给地主家,自由、子女以及自己数十年的光阴。
地主阶级在这其中积累起了巨额财富,有了抗击天灾与人祸的能力,每当时局发生动荡时,他们开始静静地观察活跃在舞台的各方势力,适时出击,成功实现自身从经济财富向政治权利的转型。
历史中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然而真正建立了稳固政权的唯有朱元璋一人,这其中大部分的农民起义要么败亡于强大的封建反对势力,要么就是被投机的地主阶级攫取了胜利的果实,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垫脚石。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原,嬴政自建立王朝之初就规划好了万世传承的美好愿景。然而秦朝仅仅过了14年就由于陈胜吴广起义而土崩瓦解。时至今日,人们不再像以往一样单纯认为秦始皇就是一个暴君。
有人把秦朝的覆灭归纳为秦朝律政严苛,秦二世荒淫无道。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胡亥即为后残害手足,同时继续修建秦始皇陵以及复建阿房宫,故而激起民愤。关于这一点,陈涉世家中记载陈胜吴广起义的原因主要是,“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
其实这个原因近来考证并不真实,退一步讲,由于客观原因道义逾期,就要把几十人全部斩杀,这于情于理都是说不太通的。近些年发掘的云梦睡虎地秦简真实地为我们展示了所谓的严苛秦法,这些秦简中明确规定,一些工程如果出现问题,会对工程的负责人进行追责,而施工的人则只用重修即可。
从这些法律条令中也不难看出,秦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苛。即便秦法真的要追责,也只能追到陈胜与吴广的头上。而这两人却对百姓说,所有人都要被处死。这就是利用徭役们对于律法的不熟悉把他们硬拉上了起义的贼船。
陈胜、吴广为什么要起义呢,通过陈胜的名字即可知道此人并非是一般的农民,陈胜字涉,这个字并非普通百姓人家可以取的,因此陈胜本人很有可能就是六国贵族的后代。此外,陈胜吴广的起义口号也非常值得深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般的农民起义大都是奔着土地、钱财而去,而陈胜、吴广从起义之初就是奔着政治权利中心出发的。因此陈胜吴广起义,某种程度上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
陈胜、吴广利用了人民的怨气发动了起义,但他们没有料到自己并非最终的胜利者,这场农民起义的成果落到了刘邦和项羽手中。此后数千年的历史中,这种情况一直在重复上演。绿林军、赤眉军起义让刘秀和地主阶级成就了东汉王朝,黄巾之乱成就了诸侯割据,黄巢起义的成果被朱温所篡夺,李自成起义最终让满清乘势入关。
这些农民起义在起义过程中有时不得不考虑拉动地主阶级,强大自己的力量。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就是农民起义军自身受到反噬,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往往成为了为他人作嫁衣裳。
一个王朝的兴起必然会带来一批新兴的贵族,这些贵族或许出身于农民,但此时却又站在了农民的对立面,历史就这样循环往复。
明洪武十八年,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其他官吏,私自侵吞国家赋税。朱元璋得知后,立即下令严查。这一查不要紧,竟然发现这位户部一把手刚刚上任还不到一年,就侵吞了2400多万石粮食,要知道当年明朝一年的国库收入也不过才2000万石。
作为穷苦百姓出身的朱元璋,深知这些钱财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自己建国才不过二十余年,手下的官员居然就干贪污成风,而这些钱财又不知道会让多少个像自己曾经一样的家庭土崩瓦解。自己当年的悲剧正是当时的这群蛀虫造成的,他决不能放任不管。
朱元璋令审刑司吴庸对牵涉此案的全国十二个布政司,以及中央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开始严刑拷问,此案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共涉及到三万余人。
等朱元璋处理完郭桓案后,才发现未被牵涉的六部官员仅剩下二十多人,地方官员更是锐减了五成。
不过即便有郭桓案在前,官员们的贪腐之心也从未停止,明朝中后期,从中央的官员太监,再到地方的郡县官吏,贪污之风盛行。不仅克扣国家财政赋税,更甚者还将国家用以赈灾的款项中饱私囊。
到了崇祯年间,陕北地区灾荒不断,然而地方官员仍旧大肆敛财,老百姓只能变卖土地,维持生计。然而撑持一段时间后,老百姓最终无以为继,只能成为流民,靠打家劫舍为生,一时间,农民起义军在全国如星星之火,渐有燎原之势。众多失业人群中的一员李自成振臂高呼,“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响者云集。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轮回。
汉献帝传董承衣带诏,崇祯皇帝兢兢业业,光绪皇帝务求变法,这些王朝的末代统治者无一不在寻求出路,然而殊不知不管他们怎么努力,基层官吏为他们一点一点掘起的坟墓,已经让他们深陷其中,积重难返。
参考文献:
《明史》
《关于评论农民领袖思想的几点看法——从明末农民起义和李自成思想谈起》
《历史对惩罚主义的惩罚——兼论大楚政权覆亡的原因》
更新时间:2024-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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