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50后：难忘的诸多“第一次"，您经历过吗？（二）

作者：许世宏

六、汽油味真好闻！

——第一次见到汽车

大约是1967年我10岁时，一天，步行到公社所在地小城村，参加“文革”最炽热时的“红卫兵”集会。就在村中最热闹的“三门街”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汽车，一辆绿色的解放牌卡车！

只见它艰难地行驶在只有一车宽的街道上，因怕被卡住出不来、走不动，只好一寸一寸地挪动，也正好让我们参会的乡下小孩看了个够。

汽车不住地喘着粗气，但喷出的尾气丝毫没有让我们生厌，而是感到纯纯的汽油味很好闻。高傲的司机师傅一边拼命地按着喇叭，一边呵斥着围观的小学生和老百姓让道，真牛！

那时，村民进县城可以步行到10里外的土楼庄站等过路班车，但两毛钱的车票往往让人生畏，因为那时农民干一天活的报酬也仅几毛钱，干脆迈开“11号”（两条腿）一路走去。所以，我入伍前乘坐汽车的次数，是用脚指头都能数得清的。

有一次，我是搭乘村里往城里送棉花的骡马大车进城的。我坐在高高的棉花垛上，巡视四周，路人皆比我低，谁也没有我看的远，那也是一次难得的享受。

步行进城，大都走的是山路，也要顺着汽路（沥青路）走上一段，但途中几乎见不到小轿车。偶尔能看到一辆北京212吉普，那肯定是县长、书记的专座。有一次路遇一辆“鳖盖车”（苏联的伏尔加轿车），我想，那一定是省地级大领导坐的，这让我在村里吹嘘了几天。还记得“文革”期间，作为反面教材，上面组织村民观看国家主席刘少奇夫妇出访印度尼西亚的纪录片，当看到雅加达街上五颜六色的车流，真不敢相信是真的。

真正第一次坐汽车远行是参军到部队。

1976年2月29日一早，全县新兵身着臃肿的还未缀上领章帽徽的冬装，分乘9辆客车，一直驶往200多里外的驻地——山西襄汾县邓曲村。途中还下着小雪，在爬沁水“十八盘”山路时，由于路滑坡陡，全体新兵只得下去推车。那时，柏油路面不多，路况不好，颠颠簸簸，直到行至晋南平原后，车速才加快起来，只见公路两旁一棵棵树木向后闪过，就觉得我们是在乘风破浪，好不惬意！

后来，随着职务提升，官越做越大，我的乘车从桑塔纳换成别克，再换成奥迪，越野车也由吉普换成三菱、途锐、凌志570，但都没有第一次见到汽车、第一次乘坐汽车那种感觉了。

2007年，妻子买基金赚了点钱，又从家里配了点儿，买了辆本田思域轿车，价值17多万元，主要供刚参加工作的女儿上班使用。我们家有了第一辆私家车，那时我正在国防大学学习，周末好几次让女儿开车接送，那种感觉真好！

2017年退休前两个月，为日后旅游方便，我又买了辆丰田越野。从一家拥有两辆自行车到拥有两辆小轿车，用了不到30年，这也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啊！

今天，中国的大小城市满大街跑的大都是私家车，一个家庭有两三辆车的也不在少数。据2021年底统计，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4亿多辆。北京市尽管实行了多年小客车指标调控政策，摇号限购，私家车也突破了470万辆。更不敢想象的是，在山西的农村老家，村里的大街两旁、居民小区，都停满了私家车。

搭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中国发展真快！

七、好家伙，真长啊！

——第一次遇到火车

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大型交通工具，名曰火车，还是从小学课本里读到的。

那时，有一首耳熟能详的谜面：“屋连屋，一条龙，头上乌云滚滚，脚下雷声隆隆”，谜底是火车。但那时没有电视，电影里也鲜有火车的形象，火车到底长的啥样？只能存在于农村小学生的想象中。

1972年夏天，正在上高中的我赶上空军招飞行员。一天，我们几个政治审查合格的同学，一起赶到晋城一个煤矿医院体检。体检过后，突然听到“呜——”一声长鸣，“是火车！”有同学喊道。大家脸上露出一阵惊喜，几个小伙伴不听劝阻，迅速循声而去。只见储煤场上，一辆钢铁巨兽喷着白烟，喘着粗气，拖着一长溜满载煤炭的车皮，“哐当哐当”驶了过来，喷出的水蒸汽溅了我们一身，尖厉的汽笛声刺激着我们的耳脉。

哦！真是火车，一辆真正的蒸汽火车，好长啊！

火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后，我们不顾危险跳到铁轨上。好宽啊，这要用多少钢铁？还有一根一根的枕木一直铺向远方，那要用多少木材啊！

等我真正乘坐火车，就到了入伍后的第二年。

1977年夏日，作为团政治处的报道员，我奉命到北京采访本团施工部队。当夜，我赶到非常简陋的襄汾火车站买票，一张票七八元，好贵！那是我们一个月的津贴费呀。等挤上拥挤不堪的绿皮火车，哪里还有空位！再说，即使有空座坐下了，但只要有人上车，还得起身让座，——军人怎能自己坐着让老百姓站着呢？

印象深刻的是，两位女乘务员等车一开动，马上自我介绍，表示要热情服务，还望大家监督。那个年代，学习雷锋做好事是一种时尚，很光荣。看见乘务员满头大汗，打扫卫生，整理行李，倒水递饭，我也尽量帮她们干点活。好在年轻不知累滋味，十五六个小时就到北京了。

坐火车不堪回首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1983—1987年，我在南京政治学院苦读4年，每次寒暑假都要乘坐火车往返。从学校返家时还好说，从南京到郑州的车票由学校代购，十多个小时的旅程，没有硬卧也有硬座。但从郑州到新乡，再换乘到老家晋城的车票，就很难买了。还要带上大包小包，如牛负重，等回到家中累得连话都不想说了。更难的是假期结束返校，因坐的都是过路车，还要转乘，好不容易买上票挤上车，也往往只能“金鸡独立”，真是苦不堪言。

记得1985年暑假，我和妻子到西安旅游，途中妻子突发疾病，我在医院陪护10多天，刚送回老家，又踏上返校旅程。疲惫不堪的我没买上坐票，在闷热难耐的车厢里差点晕倒，好在遇到了同车返校的同学，赶快给我让了个座，才缓过劲来。

1990年11月在63集团军机关工作期间，我奉命随高炮旅到黄骅靶场打靶。高射炮和伴随车辆由专列运行，我和旅领导也坐在专列的闷罐车里。战士们席地而卧，给了我一张能折叠的钢丝行军床。车厢里虽然四处透风，噪音很大，“哐当”了一天多才到了沧州车站，但想想过去乘车无立锥之地的窘况，就感觉幸福多了。

后来，随着国家的发展，火车也不断更新换代，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又发展到动车、高铁，时速达300多公里，平稳地连满满一杯水都不会洒出来，今天的人们出行真是舒适多了。我随着职务的提升，也常坐高铁商务座，可以平躺侧卧，可以看电视玩游戏，有时真有些恍若隔世之感。

国家发展真快！

“一日千里”这个成语，早已过时了！

八、天天都能看电影！

——第一次有了电视机

知道世界上有电视机，是上高中时，在物理老师薛毓斌的办公室一本杂志里看到的。

那是一本科普杂志。里面有一篇介绍电视机的文章，说收音机只能听新闻，而电视机可以看新闻，还能看电影，顿觉好奇。但感到这么高级的科技产品，自己能享受到一定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1977年的一个夏日，我们团报道组和电影组的同志在一起，有的战友突发奇想，要收看电视。一人在房顶上晃动天线，一人满头大汗地在下面摆弄什么电器，想把收到的图像投影到银幕上。但除了刺耳的噪音，银幕上连马赛克图像也没鼓捣出来。

真正看到电视，是1978年底在北京军区步兵学校上学时。当时，学校第一次给每个中队配发了一台14吋的黑白电视机。这下可热闹了！每晚《新闻联播》或放电视剧时，120名学员都挤在电视机前，伸长脖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生怕漏掉每一个画面。港台武打片《霍元甲》，就是在这个时候看到的。现在都不敢相信，一个小小的电视机是怎么容纳下120双眼睛的。

等我1980年初毕业留校后，电视机开始逐渐走入家庭。但对于月工资只有五六十元的普通军官来说，没有几个人敢眼睛不眨地抱回家中一台电视机。何况那时买电视机还要凭票供应，有钱也不可能买得到。

但院校是人才荟萃之地，学校开始有人买原件组装电视机。买一台14吋的黑白电视机需400元钱，而买元件组装用不了200元。我不禁眼热，也按单子买回一大堆元件，请炮兵教研室一教员给我组装了一台。虽然经常掉线，图像比例不对，不是脸被拉长，就是没了脑袋，有时看着看着就没有图像了，但仍凑合着看了好长时间。也由于质量问题，很快就成了摆设。

1983年8月，我入南京政治学院学习。11月3日，女儿出生，岳父母决定买一台电视机，算给他们第一个外孙女的见面礼。当我寒假探亲回家的当天，岳父抱回一台彩电，一台14吋的彩电，价格1100元，这是岳父母两个人的月薪加到一起，一年多的工资啊！这台电视使那年的春节特别温馨，也陪伴了女儿的童年，小旸旸常在电视机前有模有样的唱歌跳舞。

1989年，我把家搬到了太原市63集团军军部家属院。4月份，管文化器材的贾玉敏干事给我搞到一张电视机票，我咬咬牙，花了2820元，买了台18吋金星牌彩电。那时我的月工资才200多元，心想，一辈子也不用换了，屏幕够大，色彩够艳，音响不错，还要咋的？

但以后到了北京，随着电视新品种的不断更新换代，也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客厅面积的不断扩张，我的电视机也换了好几代，现在看的是58吋的大彩电。

今天，国产电视机质量有了很大提升，智能化电视机不断涌现，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如长虹全面智慧屏电视、小米人工智能电视、海尔智能语音电视、长虹超薄语音智慧电视、创维超薄高清电视等，价格不但没有涨，甚至用40年前的价格，就可以买到比当年更好的电视机。科技发展真快！

想想当年组装、购买电视机的窘况，感慨甚多！

九、别把魂魄摄走了！

——第一次购买照相机

知道照相一说，还在孩童时期。

听说公社所在地的小城村，有一家小小门面的国营照相馆。但当时家中竟没人照过相，只记得父亲在庄河口磺厂劳作时，工会会员证上有一张小小的头像。作为父亲留存至今唯一的一张标准照，后来放大成为父亲的遗像。

小时候，还听村里老人煞有介事地说，照相会把人的魂魄摄走了。我想，一方面是没文化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没钱照不起相的自我解嘲吧！

第一次照相是在1968年。当年，我作为阳城县润城公社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参加了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大会。期间，曾受邀与同为代表的中庄信用社马主任、润城供销社售货员焦兰兰等，在县城照相馆合过影。我蹲在他们前面，同样把《毛主席语录》小红书紧贴胸前，照了一张当时很时髦的“忠诚照”。作为样照，还展示在照相馆的玻璃柜台里。带回家后，我也曾精心把它镶嵌于后来买的相框里。但在我入伍后，可能发潮变色，早已不知去向了。

我的第一张标准照，是七年制（初中）的毕业照。1971年冬毕业时，我们全班同学勤工俭学，在村东青山岩烧了一窑石灰，卖了几十元钱。用这些钱，学校给每人照了一张一寸小照，发了一张六寸合影照。合影照还保留着，但单人照片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记得合影时，看到照相馆的师傅支起一个相机匣子，蒙上一块外红里黑的布，自己钻进去聚好焦后，伸出头来喊道：“注意！不要眨眼！一、二、三——”，冷不防按下手中的小皮囊，一张照片就照好了。觉得好神奇，但从不敢奢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拥有一台照相机。

1977年在团报道组时，我和电影组的好友崔东海用120相机玩过照相、洗相，也留下了几张照片：一张挎着冲锋枪，炯炯目光远视前方；一张别着手枪套，一副小军官模样；还有几张是合影，个个洋溢着青春气息，风华张扬。

1982年五一节，我和妻子去北京“旅游结婚”，曾借用本处的120相机，照过几张黑白照片。那个年月，脖子上挂个相机，不管价值几何，都是件很时髦的事情，都可以引起不少“回头率”。但还是没舍得让天安门广场的国营流动照相馆照一张彩色照片，以作为新婚纪念。今天看来不可理喻的事，当年却没感到多少遗憾，总觉得有张黑白结婚照就可以了。

1985年放暑假前，我和妻子相约到西安旅游。为“不虚此行”，下决心买了一台上海产的海鸥120相机，价值120元。这是我的第一台相机，一路上留下了我们不少倩影。但碍于120胶卷购买洗印都不便宜，没敢照几张风景。也因120相机的取景框需低头向下看，颇不方便，看到一些游客已用上了135相机，遂于当年寒假前，咬了咬牙，特别是征得妻子的资金支持，从同学手中转购了一台海鸥DF135相机，483元，那可是我8个月的工资啊！

这架相机一直陪我直到数码相机流行，给我留下了上千张照片。我用它记录了全家的温馨时刻和爱女的成长经历，记录了我在南京政治学院发奋苦读的情景，也留下了全家和亲友的不少“全家福”。当然，也留下了我多次参加部队训练、野习和重大活动的现场纪录。但135胶卷价格也不菲，一卷彩色胶卷15元，洗一卷也需15元，我就尽量省着用。一卷可拍36张的胶卷，我可以拍出38张照片，而且成功率极高。

后来，当了机关和部队领导后，由于单位有相机，还有专职的新闻干事，亲自拍摄的机会就不多了。2002年我参加中组部举办的厅局级干部轮训，在香港培训期间，花1000多元买了个奥林巴斯长焦相机，但没拍几卷，就被不用胶卷的数码相机所取代，相机产业发展太快了！

2010年我任新疆总队政治部主任时，在下部队检查、调研和考核转换单位途中，往往被沿途的风景所吸引、所震撼，遂下决心购置一台档次较高的相机，留下边疆的壮美，也不枉在新疆工作一场。买哪款机子好呢？我请总队摄影干事王长江帮我参谋，他建议买一台佳能5DⅡ的机子，配28-300镜头，号称“一镜走天下”，不需要更多镜头就可满足我这个业余摄影者的需求。一问价格，2.6万元。咬咬牙，就是它了。为免嫌疑，坚守廉政，我取出两个月的薪金交给他，让他购买并保留发票，不沾公家半点光。买回来一看，足有14市斤，但确实结实耐用，质量也好。10多年来，我用它拍了数千张照片，并出版了两本影集《印象西部》和《宏观大地》。退休之后我又添置了一款体积小、重量轻、质量也不错的索尼微单αR7，照相就更方便了。

当然，我也深感日本相机在我国的市场份额太大了。中国相机何时能一鸣惊人？

十、现代“顺风耳”！

——我的第一部手机

儿时读《西游记》，知道了“顺风耳”。孙悟空隔着十万八千里，仍能听到佛祖的训诫，仍能接收到唐僧师傅的求救信息。但也知道那是神话，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后来看电影战斗片，通信兵背着电台大声向指挥部呼叫，向前线喊话，知道那叫无线电通话。也曾突然冒出一个奢望，什么时候电台能变小、变轻，人人手揣一个，彼此互联互通呢？

上世纪70年代初，听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隔着大半个地球，在长城上就能与白宫通电话，感到太不可思议了。

那时的中国，固定电话还是个奢侈品，哪里还敢想无线通讯呢？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村里只有大队部安了一部手摇电话。记得那年我当兵探家，想跟30里外的朋友通个话，把胳膊摇酸了也没接通。入伍后，一个连队也只有一部电话机。要打长途，还得找团总机班的守机员帮忙，但要接地方线和家里通个话，几乎不可能！

所以，那年代有急事，只能到邮局发电报。1983年11月3日，妻子在家分娩。4日上午发的电报，我在南京政治学院5日上午收到，上面仅有7个字：3日23时生女孩。我回复电文：母女平安！——电报是按字付费的。

我当了团职干部后，住宅也才装上了电话。而中国大地出现手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了！

1992年，我在北京军区干部部工作时，部里购买了几部手持电话（俗称“大哥大”）。别看它长得像块砖头，但价格不菲，一万多元呢！一天，我在河北境内出差。在一处开阔地，看到部里几位同志围在一起在试机。只见他们拿着“大哥大”，对着北京八大处方向，一遍遍地按下部值班室的电话号码。

好大一会，突然听到“嘀——嘀——”的声音，拨通了！大家顿时笑逐颜开——在外可以和机关联系，可以给领导汇报，甚至可以和家里通话了！

物以稀为贵。部里规定：除非必要，不得动用。等于把它“供”了起来，我们几乎没摸过。

那时，砖头式的“大哥大”，只能是大机关专用，或是有钱人的象征。曾看到一些脖子上挂着金链子，手指上戴着金戒指的老板，在街上拿着“大哥大”，旁若无人地狂呼乱叫。我们一边用“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鄙夷的眼光瞅着人家，一边又自惭形秽，何时自己也有一部“大哥大”呢？

社会上首先普及的是BP机（寻呼机）。它只是一个单方向的移动通信工具，只能接收无线电信号，不能发送信号，但在手机未普及前，也曾显赫一时。

1983年，上海开通了中国第一家寻呼台，BP机正式进入国内。因使用不方便，价格也贵，不但没有推开，连知道的人都不多。直到1990年之后，好像一夜之间，大街上冒出了好多寻呼台，人人腰上都别了个BP机，“有事呼我”成了人们的社交用语。

我也和机关其他同事一道，1993年配备了一个摩托罗拉BP机，一用就是三四年，给我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当然，在和领导、同事联系更加紧密的同时，也方便了领导随时召唤、机关随时加班，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每时每刻都在控制着你，“没听到”“没找到”再也不能成为理由了！

BP机使用的程序是，使用人先通过有线电话拨通寻呼台的号码，告诉话务员他要寻呼的BP机号码及简短信息，然后挂机等候。寻呼台将以上信息输入计算机，并自动发出呼叫信息，启动相应的BP机。被呼叫人听到BP机发出的提示音后，打开显示开关，就了解了相关信息。但如需回话，还得找部固定电话和寻呼人通话。

没想到，BP机作为第一代即时通讯工具，虽很快遍布全国城乡，但它更像一个过渡的角色，随着手机的普及，很快败下阵来，2005年后就基本看不到了。

1997年，我终于有了第一部手机。但不是“大哥大”，而是一个小巧带滑盖的诺基亚手机。好方便！只要对方有手机或固定电话，就可以互联互通了。

特别是那些年，老母亲卧病在老家，我抽空就和母亲的座机通个话，问候安慰一番，聊补不能侍奉在侧的歉疚，心稍安。

当时，手机只能接打电话，还没有储藏电话号码和接发信息的功能。所以，要方便使用，还必须配备“三件套”，正如濮存昕和李湘当年做的广告：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其中，商务通只是一个电话号码簿，可以手写输入。那时，腰里别着寻呼机，口袋装着商务通，手里揣着手机，全套装备，很是威风。但夏天衣着单薄，就很不雅观了。

但“三件套”寿命更短，随着手机储存功能的增加，到2000年跨世纪时，商务通也被淘汰了，“一个也不能少”被手机一机独占，而且手机的样式也变得越来越小巧可爱。记得我们1999年秋天出访美国时，看到不少美国人还在用“大哥大”，还笑话人家老美落伍了。

后来，手机又增加了短信、彩信、照相、游戏等功能，屏幕也由黑白变为彩色，特别是手机连接互联网后，摇身一变成为了智能手机，APP应用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彩。

今天，手机不大，能装天下，一机在手百事不愁。亲友、同事相隔千万里，每天仍可通过手机见面聊天、议事办公。手机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出行购票用它，生活缴费用它，了解世界用它，观影游戏用它，摄影照明用它，计算写作用它，网上购物，网上经商，网上银行，网上订餐，网上开会，网上开庭，网上浏览资讯，……几乎是一应俱全，无所不能。手机不再仅仅是通话的工具，它与人类的欲望和科技互相搭载，必将激发出更多的应用，进一步方便和丰富人们的生活，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手机的使用与普及，迅速超过了上世纪90年代BP机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到2000年之后，很快就覆盖了全国各地，流行到山村僻壤。据有关部委2022年6月公布，全国移动电话用户高达16.68亿户，我国手机覆盖率已达118.3部/百人！

我庆幸，在人生的后半载，赶上了国家快速发展的好时代！我的手机，也在更新换代好多次后，前些年定格为华为手机。不仅仅因为它是国产机，拿在手里自豪，更因为它功能齐全，性能优异，全球领先！

十一、路如丝，车似蚁！

——第一次乘坐飞机

少儿时，偶然看到飞机从天空掠过，我会一直盯着，直到脖子发酸，再也看不到为止。

1970年的一天，我在河滩担沙子垫牛圈，头上突然响起一阵轰鸣。抬头望去，一架旋翼飞行器正从我们头顶往县城方向飞去。

后来才知道那叫直升机。听说部队正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开展“千里野营大拉练”，路过县城附近时，出了车辆事故，直升机落到城郊的河滩上，把重伤员接走了。

1973年我上高中时，曾参加过“招飞”体检，因三不够（身高不够，体重不够，发育不够），被刷了下来，也就断了我的“飞行梦”。但还有一个梦想始终不曾忘记，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坐上一次飞机，体验一下腾云驾雾的感觉，享受一把俯瞰大地的快乐！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1979年8月下旬的一天，度完暑假准备返回北京军区步兵学校的我，得知长治市有飞往太原的小飞机，就怂恿在长治工作的大姐夫帮忙弄张机票。那时，乘坐飞机要有单位证明，说明你历史清白，政审合格。还得有身份，一般公民是不能登机的。我姐夫恰好有个同学在市委党校工作，正准备乘坐飞机到太原出差，就请人家帮忙“走后门”，把我捎带上。人家一看我是个军人，也就答应了，开具证明称我是同一单位的小同事。

从长治到太原，空中飞行40分钟，票价12元。我当年每月的服役津贴只有10元，但能坐一趟飞机开个“洋荤”，值了！等我和这位大哥一道登上飞机，才知是一架上下双翅膀的安—2小型飞机。飞机上挨着两边舷窗各6个座位，刚好搭乘12人。起飞前，飞行员要求我们系好安全带，给我们每人发了一袋水果糖，叫声：“坐好，走了！”飞机没有滑行多远，就晃晃悠悠地飞了起来。

那天，天蓝茵茵的，只有几朵浮云，看得很远。我贪婪地从舷窗望去，地上的景物越来越小：一列火车像一个个火柴盒连接着，冒着白烟在行进；公路上的汽车、马车好似许多蚂蚁在蠕动；宽阔的河流如小溪，不时反射着刺目的白光；大路如丝，沟壑似凿，层层梯田像极了军用地图上的等高线。

40分钟后，飞机降落到太原机场，感觉机场比大汽车站好不了多少。我又赶到火车站，买上驶往石家庄的火车票，终于在返校报到截止时间前赶回了学校。

但乘坐飞机的事是不能炫耀的，机票也是不能报销的。那时部队规定，军校学员假期往返一律不得乘坐飞机，实际上也没有飞机可坐。经济上吃了亏，但12元钱享受了全校师生都很难实现的空中行，值了！

第二次坐飞机则到了1994年8月12日。那天，我与处长赵山一起到牡丹江市开军队干部业务工作会议。去时乘坐的是北方航空公司的麦道飞机，感觉就是一个“快”字。当天的日记这样写道：

“9时20分，飞机滑行至跑道，然后加速一段，‘腾’的一声直插云端。往下看，云海茫茫；往上看，晴空万里。虽说不太紧张，但心里也不踏实，总有一种悬空感。直到飞临牡丹江上空，云开雾散，飞机安全着陆，心也随之放下了。飞行共一个半小时，真快！”

这是我时隔15年后又一次乘坐飞机，而且是现代大飞机。返京时，从大连乘坐空客A300，一排坐8人，共30多排，能乘坐274人，像个中型会议室。冒雨起飞后，还没等喝完一杯橙汁，就飞临了北京上空。等着陆首都机场，从军区大院接我们的小车还没赶到呢！

1995年10月，我和干部部部长随军委工作组考察军区所属部队。26日，乘坐军委张震副主席专机，从临汾飞邢台褡裢军用机场。那天的日记这样写道：

“途中，万里河山一眼收，太行山一望无遗。更惊讶的是发现了一个空中奇观：飞机映在云海上的倒影，竟被一个彩虹包围着，直至飞出茫茫云海。有人告曰，这是吉相，天机不可泄露。我却感到这是太阳光反射云海水蒸汽所致，与雨后彩虹是一个道理。”

我还有一次乘坐直升机的经历。2010年10月，我在新疆总队直升机大队蹲点调研。当时乌鲁木齐正开欧亚博览会，每天大队的“直--9”都会在乌市上空巡逻几趟。一天，我上机和他们共同巡逻。一起飞，就听到机场塔台在呼叫，担心干扰他们正常的航线，飞行员作了解释。直升机虽然噪音不小，但比民航还平稳，没有上下颠簸的感觉。我用随身带的相机拍下了人民广场，拍下了总队机关大院，拍下了欧亚博览会场的全景，还飞到红光山上空，拍下了《佛佑乌市》的照片。又飞临郊外，留下了《天然长城》的伟岸。

之后，由于工作需要，特别是当了部队主官后，乘坐飞机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我曾两次乘机航行10多个小时，飞越大洋出访欧美，也曾多次乘飞机翱翔在青藏高原和西域上空，留下了一本航拍摄影集《宏观大地》，还乘坐过南方航空公司最大的A380宽体客机。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乘坐那架安—2小型飞机。

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接续奋斗的结果。尽管我们现在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还有敌对势力的破坏和挑衅，但我们相信，社会的进步会越来越快，祖国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

年轻的人们，珍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