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理想的非虚构？李敬泽、毕飞宇、孙甘露等共论非虚构的“现实关怀与文体创新”

现代快报讯（记者 陈曦）非虚构文学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兴起之后形成了很大的潮流，且至今热度未减。纵观近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以战争和灾难叙事闻名的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有今年获奖的法国“社会自传之母”安妮·埃尔诺，她们的写作均可以视为非虚构。

自《人民文学》2010年开辟“非虚构”专栏以来，在中国，作为舶来品的非虚构也已成为一种日渐广泛的写作实践。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对非虚构的学理性的界定依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创作界和理论界两者的磨合还很有差距，关于它的内涵和外延的讨论也从未停止，如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丁帆所说，“它一直是在学理的界定中，没有经典化”。

“非虚构到底是指什么？怎么区分于我们用了几十年的纪实文学？如果有区别，区别在哪？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大体的共识？不然各种评奖的时候都很难弄。”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彬彬说。

11月24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举行，40多位作家、批评家共同探讨“虚构与非虚构：现实关怀与文体创新”这个话题，试图就“非虚构”这一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现象级概念进行梳理、辨析、研究，形成学理性的“共识”。

△第六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举行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视频讲话

△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出席开幕式

“中国式非虚构”呈现出怎样的独特性

论坛上，王彬彬首先抛出了他所总结的西方非虚构文学的五个特征：现实性、亲历性、见证性、个人性、文学性。

具体表现为，一定是现实题材，“写历史的，哪怕是历史资料，一点虚构都没有，也不能说是非虚构”；一定是亲身体验，不能仅仅依靠查资料编撰作品；一定要与社会、时代、广大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呈现一个特定历史时段的重要变迁，不能是鸡零狗碎的；对人性、社会、历史的感受和评价是个人真实的表达，不受制于任何一种强制性的外在的观念和力量；要有大量生动的细节呈现，充分让细节说话，“它与虚构、想象并不对立”。

在此基础上，他希望与会学者们一起来辨析：我们今天的非虚构和西方的非虚构有没有继承性的关系或内在的联系。“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洪治纲认为，中国的非虚构十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范式：一般的文学作品里面，主要追求的是共情，而非虚构写作更加追求的是共识，也就是共理；而且创作主体以多种身份介入，共同维护了非虚构写作共情和共理的特征，从而突破了现代文学所要表达的审美机制。比如梁鸿在写《梁庄在中国》时，不只是一个作家，还是故乡人、知识分子；李兰妮写《野地灵光》的时候，也不只是作家，同时还是抑郁症患者，也是精神病史的梳理者、寻访者、反思者；《张医生与王医生》虽然是写两个70后医生的经历，但运用了大量的社会学、新闻学理论。

对于王彬彬将历史写作排除出非虚构的主张，洪治纲并不赞同：“阿来的《瞻对》其实也是通过亲历性的东西，颠覆了一些历史观念。它追求不是简单的共情效果，更多还是追求共理的效果。”

文体的边界被消除，就会变得没有价值

“现实性、亲历性、批判性……这些的确构成了非虚构文体界定的一些基本原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认同王彬彬的看法，并提出要对这些原则做进一步的界定，“比如‘现实性’，应该是重大的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一般的现实问题。”在他看来，非虚构最基本的前提现在很多人忽略了，“它必须要做严格的社会学调查，要有大量的样本和案例，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社会学的定量分析。就此而论，中国目前绝大部分的非虚构写作都过不了关。”

山东大学教授黄发有直言，他更喜欢看社会学者的田野调查。“《我的凉山兄弟》《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跨越边界的社区》……这些社会学者的非虚构作品当中有实实在在的干货，不仅呈现了被遮蔽的社会层面，还有一些深层次的揭示。如果没有对现实的深入，没有深度的思考，文体创新就会流于形式，沦为表面功夫。”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对当下的非虚构亦感到不满足，“像2010年《人民文学》第十期发表的那样的非虚构作品越来越少。”他提出非虚构的客观性大于主体性，对社会问题矛盾的呈现揭示大于个人的冥想，“非虚构文学还是要走进当下中国社会的最深处。”

“为什么2010年的时候，李敬泽在《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栏目？”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李洱认为，非虚构在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一种直面现实的精神。作家在空前复杂的现实面前手足无措，来不及形成一种小说经验。但面对这样的现实，又迫切需要表达出来，于是召唤出了“非虚构”这样的文本。他参与过《梁庄》最早的讨论，“梁鸿最初是把它当小说写的，但她又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部小说，情节没有办法串起来，有几个她非常感兴趣的人物，这些人物怎么融入长篇小说的叙事逻辑，她感到非常苦恼，是我建议她以非虚构发表。”

以李洱之见，非虚构直到目前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杰作，并不是作家能力不够，而是任何一个概念从提出到出现成熟作品总会有很长的路要走。“前段时间讨论安妮·埃尔诺的‘自撰’作品，这个概念是法国文学界在新小说派之后提出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自我虚构’，强调把虚构和自传结合起来，将书写的主体和被书写的客体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来。这个概念提出之后，一直到杜拉斯写出《情人》，这个时候才可以说自我虚构这个概念才结出了第一批丰硕的果实。”

“我们现在最想看到的非虚构作品是什么？是此刻的现实。但是我们只知道局部，或是只有自己的一点点感受，像司马迁似的描述当代政治生活和人物经历的非虚构作品，我们只能够等待。”

李洱也不赞成非虚构摒除历史写作，“在西方，资料性的写作反而是非虚构。他们所列的非虚构作品，主要是指人物传记，以及一些历史的考证”。

理想的非虚构，有助于公共记忆的生成

正如王彬彬所提出的，“非虚构”概念的提出，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纠缠分裂，使得学界、读者都颇感困惑。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概括了非虚构的三条路径，一是1960年代美国非虚构小说的路径，二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报告文学的路径，三是2010年《人民文学》倡导的“非虚构写作”。“既然《钟山》早在2005年就设立了‘非虚构文本’栏目，为什么影响反而不及后来《人民文学》倡导的非虚构？”何平认为，关键在于“行动”这个词，它倡导的是“行动者的写作”。

△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认为，理想的非虚构跟历史潮流有着密切的关系。1980年代中期前后大量出现的报告文学，那是真正推动社会前进，唤起公共意识、公共良知，帮助族群生成公共记忆的优秀作品；十年前《人民文学》倡导非虚构，出现了一批以《梁庄》系列为代表的作品，写作者基于严格的田野调查，严肃的现实关怀，深厚的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女性主义的学养去观照现实，那也是值得回忆的一个文学时期。“是树碑立传的一种非虚构，还是为了凸显公共性关切的这样一种非虚构？是为了时髦的话题去写作的一种非虚构，还是为了促进公共记忆的生成、社会正义的彰显去写作的一种非虚构？这个才是我们首先要追问的。”

“美国讲的非虚构，全称是‘非虚构小说’，它的中心词是‘小说’。”常熟理工学院教授丁晓原提醒，作为叙事方式的非虚构，这才是它原初的意义。但是今天讨论它的时候，很多人有意无意忘了这一点。

“最初的美国非虚构写作，其实是虚构写作（小说），作品选取的新闻题材，核心的故事是真实的，但在具体的叙事中采用了小说虚构、想象等方法，非虚构即为这类写作中的新闻叙事。”

他在北美的图书馆发现，那里的图书基本分为虚构和非虚构两类，两类之中又包含了许多子类；作为写作方式，就是指作品的生成有赖于作者深入的采访、田野调查、文献查证等，拒绝主观故意的无中生有的虚构和想象；作为作家与现实关系的精神指向，以对现实的参与、关注和介入，反拨对现实的疏离，纠偏创作中的凌空蹈虚。“在一定意义上，非虚构是一个文类的指称，而报告文学是一个文体的概念，两者共有一个同心圆，只是半径不一样。”

在他看来，我们讨论的非虚构，更多指向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的非虚构小说。但美国的非虚构发展到今天，告别了小说的非虚构，走向了非小说的非虚构。“美国的非虚构在文学创作当中占比非常大。举个例子，《纽约时报》竖屏版每年都会发布‘100部值得关注的文学作品’，其中50部是虚构的小说、诗歌，50部是非虚构。”而非虚构中国化的过程中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很多粗制滥造的作品假充非虚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奖，申报了388部（报告文学），什么样的都有，那么多人在写”，这与非虚构专业化研究的缺失有关。

他认为，无论称“报告文学”，还是名“非虚构”，其关键不在于概念的纠缠，而在于作品的生成必须坚守此类写作的基本伦理规范，客观真实、富有意味地呈现出书写对象存在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人性价值。

非虚构作为小说方法：镶嵌式、布景式、如盐洒水式

和批评家们不同的是，与会作家们更多地结合自身创作，探讨了小说中非虚构手法的运用。

作为2022年最受瞩目的文本之一，作家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中，历史细节细密如针脚，被丁帆称作“游走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在孙甘露看来，非虚构给传统的小说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同时也丰富了小说创作的方法，包括观察的角度、材料的运用、叙述中的立场等，“到了今天，虚构和非虚构实际已经互相渗透得很厉害，边界已经不太明晰了。”

如何看待小说中非虚构的渗透？“贡布里希写过一个《艺术的故事》，他打比方说，你看见旗帜在飘，但实际上是风在吹。”孙甘露说，时代风尚影响时代的创作变化，背后的那个东西是看不见的，你看见的只是作品，但是这个时代的风尚是深刻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这个背后的本质性的力量，综合了作家、批评家对一个时代的认识、思考。

作家鲁敏将小说中非虚构史料的运用分为三类：一种是“镶嵌式”，如余华的《第七天》和《兄弟》嵌入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现实片断，阿来的《云中记》把汶川大地震作为展开小说故事的非虚构的现场；一种是“布景式”，如叶兆言近年来以民国为背景的系列小说、迟子建的《伪满洲国》，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小说里面会以亮眼的方式呈现出来，构成故事发生的真实史料长廊；还有一种“如盐洒水”式，王安忆的《天香》里写到的刺绣针法都可以找到出处，李洱的《应物兄》将上百种的物、上百种的书、上百种的人，以及书法、绘画、诗词、戏曲、电影、外语等各类学问，统统融入到虚构的文本，形成百科全书式的写作。

由此，虚构介入小说，形成三种文体的创新：一种是自洽的“虚实依偎”；一种是“虚实倒挂”的手法，真实的部分比重和力度更大，虚构的人物变成历史洪流当中小人物的形象；还有一种“仿生与服务关系”，史料与主人公所发生的互动，还是一种常见的服务关系和路径指引，以史料供养和烘托虚构。

张清华指出，现在很多作家在虚构作品当中加入非虚构的副文本，比如说李洱《应物兄》有大量以真乱假的历史材料，于坚的《零档案》、杨健的《哭庙》直接把现实材料潜入文本，刻意让诗歌文本彰显出未完成性。“这是值得重视、值得推崇的一种写作策略。但是这种特殊性不能成为作家的创作完成度不高的一种理由。”

虚构和非虚构，都是抵达真实的一种方式

真实是所有写作者的一种追求。当我们谈到非虚构的时候，常常涉及到真实，好像非虚构占有更多的真实。

李敬泽在讲话中谈到，非虚构作为一种抵达真实的写作实践，其“真实”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因为这个真实和作者的认知结构密切相关。因此抽象地谈论虚构与非虚构哪个更真实意义并不大。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这个时代非虚构到底体现了我们一种什么样的认知结构上的调整，以及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样的调整能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把握这个时代如此纷繁复杂，如此急剧变化的现实。”

△研讨会现场

“几乎所有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非虚构的动机都是非常强烈的，尽管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细节是虚构的。为什么呢？他认为这种动机可以赋予作品强烈的现实感。”李洱举例说，马尔克斯就认为他的作品都是写实的，其中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物都是真的。《百年孤独》只有25万字，但若把写小说查过的资料附在后面，应该也有25万字，与正文等长。“作家只有在面临打官司的时候，才会说他的作品是凭空虚构的。”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非虚构并不存在，包括《刽子手之歌》《夜幕下的大军》《冷血》这些非虚构代表作品，其实都是以非虚构形式出现的虚构小说。包括他本人的小说，同样是用非虚构形式完成的虚构作品。

张清华亦认为所有的文学叙事，都是“虚构”“讲述”“修辞”，最终都是一种文本活动。所以非虚构也是虚构。“在海登·怀特等新历史主义哲学家那里，历史文本都是虚构，所以还有什么不是虚构的呢？”需要提醒的是，非虚构只是一个特别的文体，是写作者处理现实的一种方法和角度，作者的态度、素养、能力直接关系着事实的讲述，并不具有真实意义上的优越性。

作家孙频没有写过非虚构，但是在文体上做过张清华所说的一些探索，比如“潜入非虚构的副文本”。她喜欢在写作之前做一些田野调查，“感受和没有感受过对于作家来说是不一样的，而且知识性和细节性的东西无法虚构”。在她的小说理念中，小说本身就是虚构和非虚构相互交织，创作中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晰的界限。以她的创作感受，由于人的思维和认知的局限，小说最牢固的部分并不是想象出来的，“那些完全靠着想象创造出来的形象没有生命力，还是有虚弱感”。所以文学最根本的生命力还是来自于真实。“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抵达真实，我愿意把它理解成文学的真诚。”

在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的创作体验中，虚构和非虚构是二律背反的关系，“写作者每天面临的是修辞的问题，而修辞又不可避免面临着修辞的极限。某种修辞方法抵达极限之后怎么办？只能是反过来走。当你虚构到一定的地步无法去完成的时候，也许帮助你的是非虚构；当你的非虚构无法完成的时候，最后帮助你的是虚构。”对写作者来说，内心有着用虚构去求真的巨大渴望，可是所有虚构的人都是不自信的，他们挖空一切心思想要告诉读者，“我所说的都是真的”。所以古典白话小说里面，当叙事达到一定进程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有诗为证”，这是写作者都怀疑虚构自身的不可靠。

（省作协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