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金融街建设者眼中的金融街30年

金融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中国金融的地标。今年是金融街建设发展的30周年。经过无数建设者的艰辛努力，在昔日杂院连片、危房高达80%的低矮破旧居民区上，金融街已建设成为一座高楼林立、环境优美、功能齐全、机构聚集、人才汇聚、古城风貌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世界顶级的金融区，决策监管、标准制定、资产管理、证券交易、支付结算、信息交流、国际合作功能持续强化。而金融街是如何从无到有再到成为中国的金融管理中心的？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当年金融街的建设者，揭秘金融街建设背后的故事。

开发之初连间办公室都没有，曾被当做“皮包公司”

2004年 北京金融街

黄建堃，时任北京金融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作为一个政府主管企业实施的项目，金融街的建设需要一家公司来进行实际操作。1992年12月14日，北京金融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成立，这家公司的使命就是将“金融街”从构想变成现实，涉及居民搬迁、市政配套、规划审批和开工建设以及招商引资五大主要任务。为此，原本在银行系统工作的黄建堃被调到这家公司，就是因为他更了解银行业，也更能保证这条街在规划、建设时留足银行和金融业的用地。

金融街这么大的工程，还涉及拆迁，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而这一切都要市场化运作。不过，按照黄建堃的说法，这家公司创立之初，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当时要创办企业，一共才2,000万的注册资本，还是东拼西凑才能拿出来的。虽然在1992年，2000万元已经不是一个小数字了，但是对于一家商业地产开发公司来说，也并不充足。

虽然作为金融街详细规划的执行者和建设的实施者，黄建堃所在的金融街开发看上去举足轻重，但在创立之初，他们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在成方街的艺华招待所设立成临时办公地点，就在这里招兵买马。

当时，他们还接待过一个外国的金融考察团，因为工作环境，对方对他们极大不信任，认为是个“皮包公司”（骗子公司）。黄建堃凭着一张金融街规划草图，说着动辄几千万的大项目，结果连个办公室都没有，这让不少人应聘者也产生了怀疑。“当时来应聘的人有的认为公司没啥实力，也担心打造‘中国的华尔街’是‘画饼’，不少人都没留下。但是也有凭着一腔热血留下来的年轻人，如今这些人有的已经成了金融街控股的高管。他们偶尔还会笑称是被我用一张画骗到公司来的。”

于是，就这样磕磕绊绊的，金融街初期的建设者们集结到了一起，开始了一项改变中国金融市场格局的大工程。

金融街到底为何选择了“金融街”？

2022年的金融街

看着如今金融街的繁华，很难想到30年前这里危房林立，杂院连片，胡同里还有很多私搭乱建的房屋。彼时这里是老城根的居民区，75%的危房和棚户。那是什么原因让金融街“落户”如今地段，北京又为什么要建设金融街呢？

时间回到1985年，当时西城区正面临着旧区改造。当时长安街北侧、太平桥至西二环复兴门一带是个有着多条胡同和大杂院的老旧城区。作为要改造的区域之一，这里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彼时还没有定论，但是却给金融街的确立创造了条件。

而据黄建堃回忆，当时正值国内金融业改革。国内的银行从原本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到恢复或新办了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四大行。在1986年7月，国务院决定交通银行总管理处改组，并在国内恢复机构，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也诞生了。随后，各种商业银行陆续出现。

这些“新”银行都要在北京开展业务，就要设立总部。而他们则都希望能在西城区能有一席之地。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商业企业发展还在起步阶段，很多银行的大客户还是一些手握大量资金的国家部委，比如原铁道部、原石油部、原财政部等。而这些部委大多位于西城区，银行们也希望能离“客户”近一点。

2003年的金融街

那时，人民银行已经选址复兴门，而中国银行则在阜成门设立大楼。1987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同志提出，借鉴国外经验，将已经有银行大楼建设计划的复兴门和阜成门“两点连成一线”，建立一个由各大金融机构总部组成的“金融街”。

1992年，北京市政府批复《关于恢复西二环东侧（金融街）开发建设的请示》。1993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2010年）》，正式明确在西二环阜成门至复兴门一带建设国家级金融管理中心，集中安排国家级银行总行和非银行机构总部。至此，北京金融街的发展大幕正式拉开。

虽然已经获得国家批复，动迁等金融街建设筹备工作也已经开展起来，但即使是北京消息最灵通的“的哥”，当时也不知道“金融街”是哪里。黄建堃认为这样不行，名声要先打出去。于是，他请陈慕华题写了“金融街”的名号，并制作了跨度达40多米的霓虹灯箱，悬挂在两层楼的房顶上。这也成了1993年年底的北京一景，金融街的名字也深深的印在北京市民的心里。

为了按时按质建设金融街 曾经立下责任状

金融街开工建设的第一个项目金阳大厦，现在是北京证券交易所

名字有了，规划有了，霓虹灯也打出去了，金融街的建设也要加快脚步。“当时我们公司的管理层都签下了责任状，94年年内一定开工，保二争四，每个人盯一座大楼的建设，没有按时按质完成，责任人要被处分。”黄建堃回忆说，当时该地区的拆迁工作并没有完全结束，于是建设者们决定分区建设，先动工靠近长安街的南区，边拆迁，边建设。所谓“保二争四”，就是保证南区两座大厦一定如期交付，争取交付四座。

1994年8月18日，金融街开工建设的第一个项目金龙大厦（现金阳大厦）奠基。同年，通泰大厦、投资广场、建行大厦（信达大厦）、平安大厦陆续开工。其中，通泰大厦就是黄建堃主要负责的工程。

说起这个工程，还多有曲折。要建设金融街的消息一出，不少银行业的“老同事”也找上黄建堃，表示想要进驻金融街，但是却没有充足的置地盖楼资金。当时的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就是这个情况。据黄建堃回忆，彼时交通银行刚刚恢复不久，在北京的办公地是位于崇外一家打火机厂的厂房，作为国内首家股份制银行的办公地，属实不太像样。他们急于找到个像样的办公大楼。

2010年的通泰大厦

最终，交行看上了通泰大厦地块，就是因为这里需要拆迁的居民少，单位地块多，认为能提早建成。没想到在拆迁上又遭遇坎坷。当时这个地块上有一所建国前就已经存在于此的变电站，负责着西长安街重要网点的电力输送，想要拆迁这里，西长安街可能会停电三天，原供电局不可能答应。

遇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黄建堃通过这件事，也想到不能只图自己工程方便，不考虑其他市政设施的搬迁影响，于是几经商讨后，决定拿地换地，变电站先拆迁前先建一个临时变电站，然后再盖好的大楼中，“还”给原供电局被征用土地的同等面积。于是搬迁的问题得以解决。不仅如此，由于协调有度，又讲诚信，当时的供电局还主动提出帮助金融街建立一个11万伏的地下变电站。如今这个基础设施还在保证着金融街地区用电的稳定。

于是，1994年签下的保二争四的责任状，最终不仅顺利按时完成，还多完成了一座大厦的建设，最终实现了保二成五，这也是金融街南区最早的雏形。这40万平方米的建设，为金融街引来了5亿元的投资，而这对于金融街来说也是刚刚起步。

2001-2003年，金融街有21个项目立项，规划建筑面积114万平方米。2004-2006年，有20个项目竣工，建筑面积160万平方米……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快速推进，为满足机构入驻需求，更好服务保障国家金融战略。2007年10月，北京市政府通过《关于对金融街区域拓展和发展功能完善的意见》，同意拓展核心区范围，以原金融街规划面积1.18平方公里为基础，向东、西、南面合计拓展1.41平方公里，拓展后的金融街占地面积达到2.59平方公里，与伦敦金融城面积相当。经过拓展建设，新增建筑面积约200多万平方米。

首家入住的监管部门是证监会

最先入住金融街的监管部门证监会后来搬到富凯大厦

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街实现高质量发展。金融街以全市0.02%的面积，贡献了全市近40%的金融业增加值，创造了全市70%的金融业三级税收贡献。在黄建堃看来，单论每平米产生的经济价值，北京没有任何一块土地能与金融街比肩。当然，能让金融街产生这样的效益，并不是盖几个大楼就能完成的。

时间再次回到金融街建设之初。有了高楼，金融街的建设也迈出了实质一步，但是想要打造中国的华尔街，仅有几家大银行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金融机构入驻。“金融业是个聚集性的产业，要的是信息互通，只有让更多的、实力强的金融机构入驻，金融街才能到达预想的聚集效应，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来这里。”黄建堃对北青报记者说。

1994年，刚刚成立一年的招商银行急于在北京开展业务，当时找到了金融街方面。他们为了能把招商银行“留住”，与招商银行签了现在看起来几近严苛的合同，承诺对招行在金融街的三层临时办公楼的工期在3个月内一定完工。最终，工程按期完成。但是在新办公楼开业时的清晨，金融街方面却被招行告知“工程质量有问题”，三楼屋顶漏雨，把新办公室给淹了。这关系到公司的口碑和诚信问题，这个工程如果真出了问题，影响的是金融街后续建设的信心。金融街一干负责人紧急到项目集合，工程部经理亲自上屋顶查漏点，结果发现并没有质量问题。最终弄清楚，原来是因为建好办公室因为要散味，没有关窗户，而前一晚大雨，落叶堵住了部分落水管，让雨水顺着打开的窗户倒灌进了室内。虽然不是己方的责任，但是金融街方面还是协助客户弄干了房间内的地毯，重新整理办公室，如期赶上了开业仪式。这一小插曲还得到了当时招行总行长对金融街的认可，还笑成雨水给他们带来了财运。也确实是，据黄建堃回忆，招行在这一临时办公地点经营了5年，公司挣了20亿的利润。

除了留住银行，金融街的建设们还想到了去动员当时的各大金融机构能“搬来”金融街。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当时刚成立不久的证监会。据黄建堃回忆，当时证监会还在方庄办公。虽然方庄是当时北京比较知名的社区，但是证监会的办公地却显得“不那么气派”。金融街主动找到证监会，几经动员，又承诺工期又承诺协商价卖楼，终于得到了证监会同意搬家的承诺。于是1997年，证监会搬进了金融街首个项目，也就是现在的金阳大厦。

2003年，原“一行三会”全部落户金融街

有了证监会的成功案例，金融街的建设者们又开始动员当时还没有合并的银监会和保监会，同样是承诺协商价卖楼。当时的银监会还跟已经搬入新大楼的证监会“取经”，询问金融街的口碑如何，最终还是放心的入驻了金融街。而当时的保监会为了能入驻金融街，还进行了资产置换，解决了资金问题。

到2003年，原“一行三会”全部落户金融街。金融街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金融“大脑”，是集决策监管、标准制定、资产管理、支付结算、信息交流、国际合作功能为一体的国家金融管理中心，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首都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标志。

2017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指出：“北京金融街集中了国家金融政策、货币政策的管理部门和监管机构，集聚了大量金融机构总部，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

目前，金融街集聚各类金融机构1900余家，重点金融机构800余家，总部企业175家，有16家位列《财富》世界500强。聚集了“一行两会一局”等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国内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总部；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再保险等半数以上的保险集团总部；北京证券交易所、银行间交易商协会、中债登、中证登、网联清算等重要国家金融基础设施；以及万事达、瑞银证券、高盛高华证券等知名国际金融机构，基本形成以具有行业领导力的金融机构为骨干、多种金融机构协同发展的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几乎所有有关中国金融的重大决策都在这里酝酿、讨论和最终形成，发挥着“中国金融风向标”作用。

挺立开放潮头 金融街未来可期

2021年，金融街的金融业增加值达到2872.5亿元

如今，金融街成为中国高端产业聚集度最高、金融人才最聚集、人民币资产流量最大、税收贡献最为突出的区域。2021年，金融业增加值达到2872.5亿元，较十年前增长160.6%，年均增长9.4%；金融街从业人员达到23.69万人，相较十年前增长32.2%，其中三分之二为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近20%为海外留学归国人员，聚集了大量高级金融管理人才；金融业实现三级税收贡献3609.84亿元，较十年前增长52.83%；实现区级税收贡献229.17亿元，较十年前增长81.44%；驻区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达到129.2万亿元，较十年前增长112.2%，占全国金融资产规模三分之一。驻区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约占全国商业银行的41%，掌握全国90%以上的信贷资金、65%的保费资金，反映我国国际储备情况的外汇储备资产、黄金储备资产均由驻区机构管理。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三十而立的金融街又站上新的历史起点，继续敢闯敢试、敢为人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奋力创造更大奇迹，是金融街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未来，金融街将依托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牢牢把握“两区”建设与北京证券交易所设立重大机遇，强化“一个中心”，打造“两个高地”，推进“三个一百”，实现“四个引领”。持续强化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打造财富管理产业聚集的资产管理高地和以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为载体的金融科技高地；实施重点金融机构集聚、高质量上市挂牌、金融领军人才培养“三个一百工程”；引领创新发展、开放发展、联动发展和融合发展，把金融街建设成为金融功能聚集、金融市场开放、营商环境一流、国际影响力彰显的国家金融管理中心。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鑫

编辑/樊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