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乱不休的唐朝

在中国历史上几个疆域较大、时间持续较久的大一统王朝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汉、唐，至于分裂、文弱的宋朝，一直是作为教训出现的。但大家往往忽略了宋朝的事实上在所有王朝中，最在乎人命、极力避免内斗和滥杀的王朝，而汉、唐两朝偏偏是杀伐之气最重、内斗最激烈的朝代。这里不去说汉朝的情况，仅以唐朝为例。

唐朝开国不久，秦王李世民就发动了一场政变，将他的哥哥和弟弟杀掉，换来了皇冠。这次兄弟之间的杀戮也造就了唐代内斗不断。

在唐朝和宋朝的最大区别在于，宋代正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制定了严格的权力制约体系来限制个人拥有过大的武力，使得没有人能够轻易威胁别人的生命安全。这种制约体系在很长时间内是非常成功的。久而久之，宋代就形成了这样的皇家和官僚传统权力斗争以不威胁政敌的生命为底线，大多数时候以将对手罢官或者流放为目的。

但是，唐代却并没有这样的约定俗成，而且唐是尚武的国家，李世民兄弟三人各自掌兵，建立了各自的亲信体系，结果反而形成了另一种赢者通吃的传统∶只有残酷斗争中的胜利者才能获得政权，而其余的人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才不会对胜利者产生威胁。

唐太宗取得政权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虽然是政治斗争的胜利着，但随着时间的拉长，在他的儿子和大臣之间，还会分裂出许许多多的派系来，这些派系依然遵循“以杀掉对手为终结”的规则，而唐太宗在制止这些杀戮上依然无能为力。他本来想做一个仲裁者，却发现自己仍然是个参与者。

唐太宗最初想到的办法是利用道德力量感化人们，让他们忘记杀戮的本性。他的事迹后来经过史臣吴兢的记录，变成了一段千古佳话，以“唐太宗纳谏”之名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明君”。但是，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唐太宗追求的并不是制度化的约束，而仅仅是依靠人格魅力去感化。

即便史官再称赞唐太宗是明君，但事实上，太宗给人的印象仍然是有权力杀死任何人。他之所以不杀，不是因为不能，只是因为不愿意。他听别人的意见，也不是必须听，而是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也没人管得了。他不愿意听的时候，甚至有权杀死任何给他提意见的人。

有一次，唐太宗对一位叫作穆裕的官员感到不满，立刻发怒，要在朝堂之上将他斩首，但被太子劝住了。

于是大臣长孙无忌立刻抓住机会恭维皇帝有个好太子，自古罕有。太宗在大臣的恭维下，捡了个台阶下的同时，对太子也得赞一番。

在这里，皇帝是可以随便杀人的，而大臣们与皇帝的周旋，就像是在伺候一个易怒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既可以选择收敛自己的脾气，也可以选择不收敛。即便是善于直谏的魏微，太宗也数次动了要杀死他的念头。

到了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皇帝的权力更加没有限制。两人执政时期，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唐太宗的亲信大臣上官仪、长孙无忌、宰相刘祎之等都死于非命。即便在整个唐代，由于皇帝的杀戮和内部斗争，高官也是个极其危险的群体。唐代宰相共有三百多位，在宰相职位上死于非命的有四十一人，罢相后惨死的有四十二人，加起来一共八十三人，占了全部人数的近四分之一。

除了宰相，其余的官职也同样危险，特别是在武则天时期。现代人将武则天定义成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女皇帝，但在历史上，武则天除了丰功伟绩外，还是一个会玩弄手腕的女强人。她和高宗共治的时代，以及她单独统治的时代，从整个唐代来看都属于酷吏时代。

武则天的酷吏时代是皇帝借助低层的酷吏，对官僚阶层进行的一次整肃行动。甚至到武则天死后，她的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都无力恢复正常的官僚秩序，唐代政权仍然在酷吏与宫斗的剧情中颠簸，直到玄宗利用两次血腥的政变上台。到这时，唐代已经在浴血的内斗中存在了将近一百年。

在这样的斗争中，唐代的官僚制度遭遇了严重的破坏，而与内斗相伴的，还有更加复杂的外部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