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近代史（三）1651-1720: 天下泰平

1651-1720: 天下泰平

在世界范围内，17世纪前半叶可谓是充斥着战乱与天灾的乱世。除了前两篇推送中介绍的在中国和日本的朝代更迭以外，在欧洲和中东也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在欧洲，天主教国家与新教国家之间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可谓是欧洲近现代史的第一次国际战争；在中东，新兴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伊朗萨菲王朝也在进行着断断续续的边界拉锯战。当硝烟散去后，分久必合的历史巧合让多个国家进入了为人称道的盛世。“太阳王”路易十四治下（1643-1715）的法国和彼得大帝治下（1682-1725）的俄国便是这一时期专制王朝的典型。

（路易十四在巴黎郊外兴建的凡尔赛宫极尽奢华，受到欧洲多国君主效仿，例如普鲁士飞腓特烈大帝所兴建的无忧宫。图中所示为凡尔赛宫著名的镜厅。来源：大英百科全书）

在东亚，这一时期同样是百姓期待已久的繁荣治世。如上篇所言，早在1630年代，江户幕府就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统治体系，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之后的几十年间，因为战乱而减少的人口逐渐恢复，以江户（今东京）和大阪为中心的全国经济开始形成雏形。在顺治皇帝因天花突然病逝后，八岁登基的康熙帝玄烨先是以妙计逮捕垄断朝政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又当机立断剿灭征服南明后设立的以平西王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势力，最后又起用郑成功前手下施琅进军台湾岛，于1683年正式一统天下。稳固政局后，康熙帝立刻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改善民生的政策，例如解除“海禁”、开放对外贸易、整治水利工程等。到了1700年，人口已恢复至晚明水平，达到约1.5亿人，经济与文化都呈现复苏态势。

（芝居狂言舞台顔見世大浮絵，奥村政信作于约1745年，现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江户时代中期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得狂言、歌舞伎等戏剧娱乐在江户等地盛行。值得注意的是，该幅浮世绘运用了透视法，明显是受到了当时传入日本的西方技法影响。来源：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然而在盛世的表面之下，却并非没有变动与危机；可以说，为了稳定局势而建立的江户幕府与清廷，都在制度层面未能考虑到稳定与盛世必然会带来的社会与经济变化。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与日本，人口增长使得地方治理逐渐变得困难，经济复苏则引发了快速的商业化进程。在日本，传统农业的发展使得粮食与农产品供给充足、价格低廉，这对于普通民众和经营大宗商品贸易的商人来说是好消息，但却意味着以米作为主要收入的幕府和武士阶级渐渐陷入财政困境。同时，自17世纪初逐渐成为幕府主导思想的宋明理学儒家思想也开始暴露出漏洞。

为艺术作品所津津乐道的“四十七浪人”事件便是一个典型。1701年，赤穗藩藩主浅野长矩因受到幕府官员吉良义央的刁难，愤而将其砍伤，因此被迫切腹自尽。浅野家对幕府裁决不满的四十七名家臣为主公复仇，夜袭吉良宅邸将其斩杀。虽然按照儒家伦理和武士道，这四十七名浪人当属忠臣勇士，但也有不少儒家思想家认为，个人的忠诚并不能逾越基于儒家思想所建立的法律。四十七浪人最终也因此被命令切腹自尽。

（位于日本兵库县的赤穗市自1903年起就每年举办“赤穂義士祭”，以纪念赤穗四十七浪人的忠义。参加祭典的成员身着江户时代的装束，扮演四十七浪人。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和日本相比，康熙帝所缔造的盛世面临着两大威胁。其一是北方边疆的游牧民族。虽然1635年皇太极击败了漠南蒙古，在蒙古西部和天山地带兴起的准噶尔汗国在17世纪末却突然兴起。与传统的蒙古汗国不同，准噶尔部与藏传佛教联系密切，因此在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部落中影响力巨大，其可汗噶尔丹甚至是由达赖喇嘛亲自册封。同时，清朝也担心准噶尔会与正在往远东扩张的俄国结盟，因此在数次边境冲突后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不仅划分了中俄边界，也要求俄国不得援助准噶尔。

到了1690年，噶尔丹势力已经迫近效忠于清廷的漠南蒙古，甚至逼近北京。康熙帝因此于1690、1696、1697三次亲征，大破噶尔丹，将蒙古大部地区纳入清朝版图。不过，准噶尔势力仍然可观，到了康熙末年，噶尔丹的继任者策妄阿拉布坦不仅征服了天山、吐鲁番等地的穆斯林城邦，还带兵进入西藏直取拉萨。准噶尔对清朝的威胁要历经雍正、乾隆两朝才得以平定。

（康熙帝三次亲征准噶尔示意图。图中紫色箭头为1690年第一次亲征，红色箭头为1696年第二次亲征，绿色与黑色箭头为1697年第三次亲征。来源：Peter Pu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第182页）

清朝当时所面临的另一威胁则是吏治的衰退与官场的腐败。这不仅仅是因为康熙晚年懈怠无为、为立储之争而头痛，也是因为清朝地方统治的根本弊端。自秦汉以来，中国地方统治的基本单位是县。虽然近两千年以来中国的版图与人口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县的数量却十分稳定，一直保持在1100-1500个左右。每个县只有一名正式的地方官，也即知县。为管理县内逐渐增长的人口，地方官不得不雇佣大量的衙役，一切费用只能自掏腰包，而官员的俸禄却少得可怜。因此，各级官员的腐败也可以说是无奈之举；即使是廉洁奉公的官员尚且需要克扣税款来雇佣衙役以维持县衙的基本功能，更何况贪官污吏。

中国近两千年人口变化与行政单位数量变化对照表

(由此表可见，中国人口自东汉以来便稳定增长，在明清两朝更是急剧上升，而县的数量却十分稳定。这就意味着每个县所管辖的人口大幅上升，而官员的数量却并没有同比例的上升。数据来源：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到了约1720年，中国与日本的盛世之下所隐藏的危机已愈发明显，迫切地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接下来的十余年间，幕府与清廷的新一任最高统治者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