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我的创作生涯

创作生涯

文｜止庵

一九七二年四月，我和姐姐结伴去江南旅游。车票买到杭州，途中在南京、无锡、苏州、上海分别下车，各玩一天。每天每人的预算是一块钱。记得在无锡去了鼋头渚，那时还没见过海，觉得太湖好大的水，好大的浪，不免有些激动，打算留影一帧。可是拍照片就不再有吃午饭的钱，商量之后，还是留影要紧，于是饿了一顿。住的旅馆有十几人一间的，有几十人一间的，在上海的一晚则干脆在火车站的长椅上凑合了。到了杭州，住在母亲的老朋友周姨父家，吃住都好，待了将近一个月。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门，当时还在上小学，大概又是父亲写的假条派了用场罢。我的家境并不富裕，因为记得返京时带了一块钱，为在火车上吃饭之用，我舍不得花，一路饿着回来，父母去车站接我，见面便问身上带钱没带，遂将这一块钱交给他们了。这种情况下父亲却肯让我们出去旅游，这要算得他对子女特殊的教育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本来是他自己信奉多年的人生哲学。

远行一趟，自然长了不少见识，但在我却另有一番重要意义，就是引导我开始了创作生涯。返京之后，生活如常，常常回想起在江南的见闻，希望记述一些下来。前面讲过我向来怕写作文，现在却自发地要创作了，似乎有些奇怪，其实不然，我所抵触的乃是别人发下来的题目。这样一共写了将近十篇游记，父亲逐一修改，让我重新抄好，由他给订成小册子，并冠以总题目曰“春晨”。这原是他自己当年学习写作时的习惯，后来我看他在《关于我写诗》一文中说：“这一年我写了许多诗，自己珍爱地装订成了许多个本子。”此外还说：“现在我也常常劝告年轻的朋友，把自己的习作抄写成册。这是自己走过的脚印，常常看看只有好处。”我这最初的习作早已遗失，当然原本也没有保存的价值，因为写的时候已经觉得很幼稚了。不过回想起来倒有一点意思，即我学习写作居然是从游记起步，而后来我最不喜欢的便要数这种文体了，还曾写过《谈游记》一文略述这方面的意见。我在文学方面所排斥的，多半都是曾经热衷尝试的东西，正所谓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这至少可以说是有点经验教训在里面罢，不是人云亦云地跟着时尚跑的；至于经验教训总结得正确与否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年夏天，父亲在家闲居无事，起念要教授子女们学习写作。我们兄弟姐妹经常聚在院里的槐树下，听他侃侃而谈。主要讲怎么写小说，也曾讲到散文，但是好像没有人提出要学写诗。大哥和姐姐都曾记有笔记，可惜未能保存下来。我那时还小，只能算旁听生，可是若论习作，却要数我写得最多，大哥和姐姐大概各自只写过一两篇东西，二哥有一次也说要写小说，但是起了个头儿就停笔了。那时他们户口都在乡下，前途未卜，也难得集中心思；我却多少有点儿无忧无虑。我写了几个短篇，取材于学校生活，故事多半是父亲代为编就，无论主题还是人物设计，都遵循当时“三突出”之类正统观念。他还曾挑了两篇分别代投给《北京日报》和《北京文艺》，但是都被退了稿，有一次还收到手写的回信，指出问题所在，恰恰是没有做到“三突出”。可见父亲对这套所谓原则，并不能够真正领会。至于我就更别提了。

这里有段插话，即二哥和我有段时间曾经写着玩儿过，但这其实与所谓“创作生涯”无关，只是我们之间的一种游戏。他年长我五岁，是我当时唯一的游戏伙伴。先是在棋子上贴些编造的人名，演习类似《东周列国志》的故事，不过国度和情节都出乎自己的幻想。后来觉得写下来更有意思，于是就你一段我一段地记在小本子上。二哥在乡下读过一部《荒江女侠》，回家来又借到《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特别投入，自己不免手痒，于是幻想国的故事写了一半就撂下了，又来写武侠小说，仍是由我来配合。开头大概是模仿《荒江女侠》，可这书我没读过，不知究竟，等轮到我写了，只好胡编起来。当时我很迷恋章回体的形式，也学着诌了几个对句。我家房子顶棚一角破了个窟窿，我们每轮流写一段，就爬上被垛把小本子藏到里面。有一次被父亲发现，他担心有违禁的内容，特地取下来检查一过，但并没有予以制止，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罢。其实我们自己也很谨慎，记得我给一个人物取名“徐汇青”，二哥接着写时，怕被人误会，遂一一改为“徐洹青”了。拢共写了六七回的样子，不知怎么中止了，这些本子后来也丢掉了。但是以后赶上失眠的时候，我有个自我疗治的方法，就是编故事给自己听；这其实还是当年和二哥合编的幻想国故事的延续，虽然距离那时已经很久远了，就连二哥离家出走也整整二十二年了。这故事真长——或许是我想念二哥的一种方式罢。

再过一年，我开始学写长篇小说。仍是以学校生活为题材，人物和情节也是父亲给设计的，书名叫作“阳光下”。整整写了一年，用的是父亲从黑龙江带回来的稿纸，一页三百多字，总共将近有一千页。我从那时起养成个坏习惯，一张稿纸不能有任何涂改，写错字就团掉重写，结果扔得满屋都是纸团，记得有一次外祖母来，看到这情景，曾好心对我说你想好再写行么。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都写了些什么了，而且也不明白，既然是胡编乱造的，怎么会有那么多内容可写呢。我最后重看这稿子，是在十五年前，不免很是感慨，内容不必谈了，就连遣词造句也那么拙劣，真是把好端端的少年时光都糟蹋了，于是就把它给毁掉了。不过当初父亲却对我寄予厚望，专门给我写了一本《创作断想》，谈论小说的创作方法。这本书有六万来字，分主题、结构、人物、情节、语言、手法等章节，当然不免受到正统观念的影响，但其中对某些作品如《水浒》和鲁迅小说的分析，还是颇具独到之见的。

此后我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母亲在街道办的废品收购站当会计，一月挣二十六块钱，我便取材于她这段经历，写了北京一条小胡同里几家人的生活。她有一位同事，名叫杨嘉平，回民，是一位著名金石家的遗孀，她们都是落难在此，所以相当投缘。杨大妈病逝于一九八九年五月，我的《挽歌》中那句“还要为无名老妇写一行苦寒的诗”，就是纪念她的，这里附带说明一下。我开始写这小说是在一九七五年末，父亲要到重庆去，临走前帮助我编成故事提纲，我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当时我最崇拜老舍，也想用北京口语来写城市底层生活，但是发现《骆驼祥子》里的许多说法，与现在已经颇为不同，不能照搬，还得靠自己在实在生活中体会。于是就留心胡同里老头老太太们平时的说话习惯，随时加以记录，然后用在自己的书里。我写作时经常给父亲写信请教技巧问题，父亲的回信每封都有七八千字，实际上是一批论文，探讨的问题较之《创作断想》更为深入。我写了大半年，只完成了计划的一半，有二十多万字。接着赶上唐山地震，家中别无损失，唯独我在逃难之际把记有故事梗概的本子给遗失了。此后母亲和我得到大哥的女朋友（即我后来的嫂子）的帮助，在她上班的工厂的抗震棚里住了一个月，这小说的写作也就中断了。

在此之前，我的一部分兴趣已经转向写诗了。这里要提到过士行，他本是我二哥的棋友，同时喜好文学，于是和我也有些来往。一九七六年春天，他说颐和园有株紫玉兰开花了，约我一起去观赏。看过之后，又往后山和西堤一走。颐和园最近十几年我没有去过，听说修复了苏州街，但我想这么一来，当年后山那种残缺之美也就无从领略了。西堤更不知弄成了什么样子，那时可是一湾浅水，几树衰柳，有些荒野情趣的。玩了一天之后，我们相约要写诗以为纪念。我已经读过一些诗，其中包括父亲的两本集子《故乡》和《初雪》，对他创体的八行诗很感兴趣，于是就用这种形式写了五首小诗，凑成一组。这是我学习写诗的开始，得到过士行不少鼓励，他该算得我这方面的第一个读者。顺便说一句，这时正是“四五”前后，可是我被写诗吸引住了，一共只去过一次天安门广场。八行诗是押韵的，母亲特地为我抄过一部《诗韵新编》，整整抄满两个笔记本，我由此得到不少便利，“京韵十三辙”也就烂熟于心了。后来母亲还用毛笔给我抄过一遍《老子》，那时她练的是苏体字。

那年父亲本来是要回家来的，可是刚刚抵达武汉我伯母家，就听到唐山地震的消息，只得停留下来。我在抗震棚里的生活实在太苦，于是去武汉投奔父亲。我随身带了父亲谈小说的那些长信，他订为一册，题为“管见集”。《管见集》与《创作断想》以后一直留在父亲身边，一九九三年他罹患肝癌，姐姐和我去接他，在他的客厅里住了几个晚上。半夜我起来翻找父亲的稿件，看见了这两部稿子。我稍一犹豫，放回了原处，只带走了后来编为《沙鸥谈诗》的那些文章。于是它们的下落也就不可问了。在武汉我们不大谈论小说，兴趣都在诗上，这多半因为我的堂兄王亚非也在学诗。他在一个文具店当店员，已经写了好几年了。我在武汉住了一个多月，与他相处甚为投机。王亚非的文学观念与时代多少相左，记得曾经在给父亲的信中讲报刊上发表的都是“庙堂文学”，而为父亲大加批评云。他写过一组共计一百多首的诗，带些忧郁色彩，个别篇章则近乎阴暗。相比之下我写的却要明朗得多，可能尚且缺乏人生体验罢。说来我写诗不比写小说，始终未曾以正统观念自行约束，而单单是要表现一点美感而已。除了受父亲很大影响外，最喜欢的是王维和杜牧，写的正是那一路游山玩水之作。此外还有李后主和李清照，我有一本《南唐二主词校订》，王亚非替我借来《全宋词》，我从中抄出了全部《漱玉词》。两位的作品十九能够背诵。在武汉我们陪父亲到长江边和东湖等处游玩，都写了诗。此前父亲写诗都是秘不示人的；这次写的是山水诗，我也就有机会看到了。

十月，我随父亲溯江而上，历时五天，来到重庆。船到宜昌停泊一夜，父亲忽然牙痛难忍，我们上岸去找医院，好容易打听到一家，却不见一个人影儿，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老远才有一盏昏暗灯光，这番历险经历，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轮船沿途停靠码头，我们都要下来走走。当时去过的奉节、万县，不少景观现在都因修三峡大坝而淹没了，最可惜的是石宝寨只是遥望，未能登临，据说如今成了江中“盆景”，也就没有当年的险峻和奇绝了。在奉节爬上一坡梯坎，父亲向一个小孩问路，回答说“稀拽拽的”，父亲便向我赞叹四川方言何其丰富。说来他的情绪表达总很真诚，同时也总是有些戏剧性的。一路景色奇特，我们各自写诗三十多首，到重庆后，父亲专门抄成一册，他写了序，我写了跋，取名“二人集”。

在重庆一住三个多月，我每日里无事可做，除了在城里闲逛外，就是写诗了。一共写了三百多首。我住在新民街的姑妈家，那是一个贫民窟，邻居几乎家家都有犯罪前科，很多人卖血换钱，为的只是买件衣服。重庆供应又特别匮乏，每月发一大张纸，上列各种数字，分别是糖票、肉票、肥皂票、火柴票……，某一数字并不专门对应某物，月月都有变化，在商店门口现行公布，稍不留神就会错过，所以一到月初大家都挤在那里抄录。最令人向往的事情便是能有肉吃了，我们去造访亲戚朋友，一顿便把一家人整整一个月的供应给吃掉了。也有集市，但是贵得惊人，最好是用粮票交换，大概三十斤粮票可以换一只母鸡，而一斤粮票值七毛钱，地方粮票比全国粮票贵一些。有一次和父亲去赶集，有人用一个小孩换了七十斤粮票，回家路上我忽然发现父亲在流泪。天气渐渐冷了，常看见几乎赤身裸体的乞丐蜷缩在小吃店熄了火的灶坑里取暖过夜，满身污黑的样子令我震惊。我在北京的生活虽然也不宽裕，但毕竟不大知晓世事，此番在重庆算是看到了人生真正的一面。然而这对我的影响或许还在多年以后罢。在重庆另一个重要收获是认识了廖若影，以后我对古诗略有心得，很多得益于他的指教。

我在重庆写的诗内容杂乱，其间逢着“四人帮”就缚，大家都去街上欢呼，父亲和我为此各写了不少诗，也曾抄录一册，仍是他写序，我写跋，题为“十月集”。父亲这两篇序各有三千字左右，分别题为“风景诗断想”和“政治诗断想”，其实是两篇论文，但都没有保存下来。后来我把自己在重庆写的诗订成一册，取名“山城集”，送给他看，他把修改时的感想写成一篇《改诗断想》，也算是序言，这篇还在，我给编进《沙鸥谈诗》里了。这可以看作是父亲对我的一番嘱咐，只可惜我写诗太匆忙，又不用心修改，未免辜负他的期望，就连他亲手订的这几个册子也都不见了。

离开重庆后我又去成都，在那里和在火车上都写了些诗。回到北京已是这年年底。此后仍然断断续续地写诗，也曾与过士行互相唱和，但主要兴趣已转回到那部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上。重看一遍旧稿，觉得一无是处，于是连故事都重新编过，一切从头开始。小说原本没有题目，现在取名“枫叶胡同”。那会儿我很醉心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那种多卷本长篇小说，尤其是人物穿插互见，内容涉及社会各个领域，自己不揣冒昧地也想学着写，就把这部小说算作其中第一部，当然这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妄想，我哪儿有那么多见识与生活可写呢。但从这时起，我总算开始独立自主地写小说了，虽然写出来的东西是与过去一样的糟。其间我去过一趟保定，又起念要把关于小说的一些想法写成文章，这在我也是平生第一次，大概写了两万多字，就中断了。

《枫叶胡同》写到一多半，传来了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只好先把这件事情停下来，集中精力准备考试。说实话我对高考并不抱太大希望，一来没有经验，二来以当时的家庭背景，考上也不相信会被录取。所以考完四门功课，从次日起就又接着写我的小说。一个多月后收到了北京医学院（后来改名北京医科大学，再后来又并入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入学要到次年三月。我利用这段时间把小说写完，分上下两卷，一共有三十多万字。这小说后来曾由父亲交给他的一位当编辑的朋友看过，却只是说我替其中一个人物写的十几首诗很不错。我知道这次写作又失败了。

上大学之后，功课很忙，除了偶尔写几首诗，差不多算是与文学暂时告别了。一九七九年春夏之际，父亲恢复工作，路过北京去哈尔滨。有些报刊向他约稿，他附带寄些我的诗去。放暑假时，我去探望父亲。就在那个月里，我有两首小诗被广东的《作品》刊发了，一首叫“怀老舍先生”，那时他还是我崇拜的偶像；一首叫“给一位诗人”，那诗人即是艾青，我曾随父亲去看他，后来写了首诗寄去，他没回复，但是后来我看到一本《艾青传》，抄录这首诗的全文，却说是“一个孩子”写的。第一次发表作品毕竟令人高兴，我用稿费买了一支钢笔送给父亲，去刻字店在笔杆上刻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一行小字。这是因为我听父亲讲过，当年他第一次拿到稿费，给我祖母买了一副手套。说来此前七年间我总共写了一百万字，在自己从来未与“发表”联系在一起，这都是因为父亲的支持与鼓励。当时所署的笔名“方晴”也是他给起的——“方”是因为我的小名叫“方方”，“晴”大概喻指当时的政治气候罢。我却不很喜欢，觉得有点文弱，但是后来我自己起的“止庵”其实也不好，只是作品发表多了没法改了。我倒想什么时候出个“止庵集”，径署本名，也就顺理成章改过来了。我在哈尔滨见着不少文艺界的名人，如艾青、萧军、秦牧、王朝闻等，但是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得到当地一位小说家屈兴岐的帮助，到伊春和五营去了一趟。这也是当年父亲写《初雪》时去过的地方。我还记得在屈家吃的现采的黄蘑馅的饺子，还有午餐肉罐头不用起子打开，而是用斧子一劈两半。伊春不知怎的让我联想到盖达尔在《学校》开头描写的教堂钟声四起的“我们的小城”，现在也许完全变样了罢。此行去的原始森林和汤旺河都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回到哈尔滨后，写了一组诗。诗虽然已经写了几年，但到这时我觉得稍微有点像样儿了。其中有一首《黄昏》，迄今我也还喜欢。在哈尔滨父亲有空就给我讲诗，多年后我把一部分笔记整理成《谈诗三题》，编入《沙鸥谈诗》，也算是一番纪念罢。

以后我陆续写了一些诗，陆续发表了出来。两年之间发表了一百多首。其中有一个小组诗《朋友》，还得了南京《青春》杂志的奖。这是描写诗人江河的。写到这里又要附带插一笔，略述一下我与几位“朦胧诗人”的交往。一九八○年王亚非来北京，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认识了北岛、江河、杨炼、顾城和舒婷等人，也把我介绍给其中几位。北岛和舒婷没见过，顾城只在江河处有一面之缘，再就是一同去买过一两次书，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了。他有名的《一代人》已经发表，说句老实话有点儿浅薄，因为“黑夜”与“光明”未必能够分得那么清楚。舒婷的《致橡树》就更是如此。还是北岛深刻些，将他的《一切》和舒婷的《这也是一切》加以比较就看出高下之分了。我后来产生种种怀疑意识，北岛大约是启发者之一。的确很少有人这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来往较多的是江河和杨炼，而江河更为熟悉一些，他住的宫门口横胡同离我在羊肉胡同的大学宿舍不远，所以时常去拜访他，到现在仍然是很要好的朋友。“朦胧诗人”那时大多还处于光明时期，作品其实相当正面。“朦胧诗”对我没有产生影响，这时我写的都是八行诗，很拘谨，尤其是总要事先设定一个情景，这种约束不打破，诗很难写得自由自在。一九八一年春天我又到重庆、成都、武汉和江南一带游玩，共得诗二百余首，都是八行诗。父亲曾说八行诗中他尝试过各种分节排列形式，有二、二、二、二，四、四，二、四、二，一、三、一、三，八行不分节等，这时我又给添上三、二、三这一种。此类形式探索并非无益，目的是实现最佳表现方式和最大可能性，即如父亲所说：“由于情绪及素材组合的不同，在八行的排列上也应该变化。”（《从八行诗到“新体”》）但是八行诗这一形式到此也算写得烂熟，不复觉得有什么意思，于是就停笔不写了。

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日，我家出了一件大事：二哥突然离家出走了。他留下一部《中国围棋史》的稿子。以后为谋出版，我重新改过一遍，原稿有十万多字，大约删减了三分之一，行文也变得较为通俗，题目更为“中国围棋史话”，于一九八七年二月面世。署的他为自己起的笔名“见闻”，表明仍是他的著作。八十年代初我写了几本日记，差不多都是读小说的感想。后来把稍成片段的抄成一个小册子，题为“一念之差”，约有五万字。这稿子拿给一位小说作者看，退了回来，说是太过杂乱。这话未必没道理，说来我对小说的意见，要到多年以后我已不大看小说时才算稍稍完整一些。与此同时，我也写了一些小说。先是中篇小说《四合院》，五万多字，描述“文革”起始一个月中我家的遭遇，完全是写实的，寄给父亲，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我不很同意，就放下了。一九八二年，和姐姐合写了一部小说《结束或开始》，寄给一家杂志，回信说可以刊用，不过要压缩一半篇幅才行，我觉得未免过分，也就没有发表出来。这小说取材于姐姐的经历，她写了一稿，我写的二稿有十七万字。

我自己写的一个中篇和十多个短篇倒是都发表了。我一直没有兴致重看过去的东西，回想起来，其中几篇运用北京方言的，是老舍影响最后的遗留，写得相当肤浅；几篇写个人感情的，内容也很空虚，不过有一篇《世上的盐》（发表时被编辑改名为“失味”），是写发生在北戴河海边的一段爱情体验的，文字倒是很美。中篇小说《喜剧作家》写在一九八五年，是较为用心之作，这小说本来有个标准的通俗小说框架，我却写成现代派作品了，五万多字都是人物的意识流。承蒙蝌蚪的推荐得以刊用，但是有所删节，有一大段运用罗伯-格里耶《快照集》那种过细描摹“物”的笔法，写时颇有些得意，却被删得只剩下几句了。我喜欢读作者态度克制的小说，一九八六年自己也写了一篇《墨西哥城之夜》，篇幅很短，字面之外的余意较多。我还写了一篇《走向》，受莫里亚克影响较大，在我的作品中是最有诗意和激情的，原计划写很长，但只完成了开头一部分就停笔了，时隔多年，我已忘了情节接下来如何进展了。此后我大量读周作人的作品，随即对小说这种形式有所怀疑，主要是感到描写这种方法总归难得自然。我读小说，觉得英国的绅士作家一派如格林、毛姆等倒还舒服些，而更合乎我的理想的是日本的井伏鳟二，他的小说很少有情节因素，已经接近于随笔了。一九八七年写的《姐儿俩》，便是我由小说转向随笔的一个标志，极少描写而多用叙述，但是不大被编辑接受，几经波折，才由父亲介绍发表出来，可是不知怎的把结尾一小段给删掉了，主人公也就没有了收梢。这是我迄今所写的最后一篇小说，为此曾写一封长信给父亲，日记里略作摘抄，末尾有几句总括的话：“我有几点爱好，这几年一直坚持着，一是不介入，所谓平和原是基于此的；一是相信细节的力量；一是质朴，这既是对语言也是对结构的要求；一是情节与人物命运有种向着某个方向进展而不可挽回的趋势。这些都只是爱好，没有什么理论依据。”我写小说的经历也就到此为止。当然设想也还有不少，曾经打算以大学生活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后来又编过一个复仇故事，都记有大量的札记，可是到底没有写出来，也就不必多说了。一九八六年春天我在苏州待了一个月，给母亲写了两封长信，各有一万来字，后来整理为一组游记，取名“姑苏一走”。游记本无足道，但文字与此前确有不同，开始变得朴素，也略带涩味了。

江河在八十年代中写了《太阳和他的反光》和一些爱情诗，曾经把初稿寄给我看，《反光》亮色很重，或者说过于向上，像我始终喜欢不起来的贝多芬；他那些爱情诗却很优美深沉，对我颇有启发。从前在报上看过一则征婚启事，有两句云：“右耳听力微损，但不影响轻声交谈。”我很感动，觉得有种近乎绝望的柔情。江河这批诗作，也给我类似感觉。他也是给过我很多影响的人。一九八六年夏天以后我们有一年多没有来往，正是在这期间蝌蚪自杀了。我和她也是好友，有一回还谈论过自杀的话题，所以她的死对我震动很大，甚至有种负疚之感。以后江河去到海外，我们继续通信，通电话。说来这对夫妇是我常常怀念的朋友，我曾分别为他们写过《记旅愁》和《蝌蚪纪念》的文章。一九八五年初，我认识了父亲的朋友沙蕾，他是一个老现代派，而且更为纯粹。至少一部分是因为听了他的劝告，父亲和我以后分别改变了诗风。沙蕾死后，我的悼念之作《诗人之死》，就写法而言与以往的已经完全不同了。

一九八七年四月，我一趟趟地到沙窝的传染病院探视一位病人，每次都要穿过整个北京城。坐在公共汽车上，忽然想起写诗多年，一直没有像点样子的东西，不如用心写一篇罢。这样就写了《骊歌》。我的确有告别之意，首先是与自己的文学生涯告别。这组诗颇具自传色彩，写完之后意犹未尽，于是决定把它算作一个更大的组诗的一部分。九月我又写了《月札》，较之《骊歌》更具些现代性，但是观念都被粉碎了。一九八九年一月写了《日札》，却是转到了相反的方向，更追求意境，如果另取一个题目，可以叫作“古意”。其间到郑州玩过一趟，戴大洪陪我去了开封、洛阳，看到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那时污染不多，面部还很干净，我为其如此正大端庄所震撼，曾打算写一首长诗纳入组诗，可惜没有完成。后来想定整个作品共包括四部分，但末尾一组却迟迟写不出来，其间无论我还是世界都有太多的变故。直到一九九三年四月，才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写了《挽歌》。我在公司上班，那几天里神情恍惚，完全沉浸在诗意之中了，这在我写诗的生涯中还是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挽歌》形式与前三组稍有不同，由短章变为长篇，也许该得如此，所谓“行乎当行，止乎当止”。写完《挽歌》，关于我自己，关于这世界，似乎也无须再以诗或别的文学形式说什么了。当时最喜欢的是贾岛和李贺，他们的韵味在整个作品中明显表现出来。可能还有圣-琼·佩斯和埃利蒂斯的痕迹。但是换种眼光，也许受到卡夫卡的影响更深一些罢。的确相当长时间我都有个错误的想法，即认为只是世界上的某一部分不行；到了很晚才明白，这世界整个不行了。我为组诗起个总的名字，叫作“如逝如歌”。找了两句现成话作题词，说明这个题目的出处，一是《论语》里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是《诗经》里的“啸歌伤怀，念彼硕人”。这样好像我有个“硕人”要予以歌咏似的，真人老实讲还不曾找到，或许是一个臆想的影子罢。

我的所谓“创作生涯”说来就是这样，实在乏善可陈，顶多算作一份失败的记录。前后二十年工夫，写了这许多字数，如果勉强要说有何收益，那么也就是一点，即一管笔因而比较听使唤了，如果打算描述什么不至于太过犯难。更多的好处还是在相反的一方面：无论小说，还是诗，虽然没写出什么玩意儿来，总算是对文学这件事情大致有所了解，也就是知道其特色所在，——既然是特色就不是普遍性的。所以后来弄非文学的东西，譬如现在所写的随笔之类，便不一定非得要往文学上靠拢，那种把文章写得像是小说或诗的样子，我觉得大可不必。而遇见有人以“才情”要求随笔，就觉得有些好笑，心想不如去读诗罢。我有一句话叫“诗文有别”，其实是自己的经验之谈。

[补记]我一九八〇年代写的小说，二〇一六年选编为《喜剧作家》一书出版。至于“后来又编过一个复仇故事”，多年后重新酝酿，二○一九年七月起手写作，到十月完成初稿，即长篇小说《受命》，于二〇二一年四月出版。

（本文节选自止庵《插花地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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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插花地册子》

作者：止庵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9月1日

作家和学者止庵在这本《插花地册子》里，回忆自己的阅读经历，对印象深刻的作品逐一评点，又在时间的经度和地域的纬度间勾连比较，指出作品好在哪里，或者糟在何处，评论各书独具慧眼，不跟风，不故作高深，平易亲切，耐人寻味，使得本书有望成为一部阅读品鉴、甚至文学写作的有益参考。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止庵充分运用海量阅读带来的审美眼力指导和磨练自己的文学创作，去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受命》获得新周刊第一届刀锋图书奖，小说写法结构谨严，针脚细密，分寸拿捏适度，可以明显看出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和张爱玲《倾城之恋》等作品的影响。作者令人欣喜的创作实践与他的丰富阅读经历和雅正品位之间，形成了一个优美互证。

作者简介

止庵，作家、学者，著有《受命》《惜别》《画见》《周作人传》《神拳考》《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等。

实拍图：严瑾

编辑：吴旦

二审：樊金凤

三审：胡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