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自我是焦虑放大器吗？

前言

之前读虹线的《互联网与中国后现代性呓语》时，我看到了一种对我们生活中愈发常见现象的解释，非常感兴趣，因此当时说找时间聊聊自己的想法，今天就来填个坑，聊聊对量化自我的一些遐思。

1 什么是“量化自我”？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量化自我”的概念，在《企鹅号 - 互联网治理蓝皮书》中，对其的描述如下所示：

“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最早是在2007年，由《Wired》杂志主编凯文·凯利（Kevin Kelly）和技术专栏作家沃尔夫（Gary Wolf）提出，指利用可穿戴设备和传感器技术等来收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同方面的个人数据，探索自我、反思自我从而获取自我认知的运动。

-- 《企鹅号 - 互联网治理蓝皮书》

可以看到，“量化自我”并不是一个新词，早在2007年就被提出，但真正触及到大众，并持续蔓延，应该是从2014年第一大Apple Watch发售开始，如此多的传感器集成在一块小小的电子表中，并配合上细腻的动画，清晰的数据展示，瞬间点燃了普通数码消费者的热情，每年售出3千万块价值2.5K+的销量便是印证。在此基础上，包含核心数据监测功能的更廉价的小米手环等推出，使得对自己的身体数据量化变成了一个触手可及的事情，100来块钱能记录运动步数、记录心率，把身体数据通过数字、表格等形式清晰地传达给自己。据统计，至今已经有数以十亿计的人在自己的身上安装上小型传感器（运动手表、手环）来创造自己的数字孪生，通过对自己数字孪生的反复观察和调试来试图实现“原生自我”的健康。

2 究竟是什么驱使我们“量化自我”？

在这里，笔者引入一系列的概念，超我、自我、本我，这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对人格描述的划分，具体怎么理解可以看知乎的一篇文章，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645942，讲的较为详细，这里不再赘述。

引入这三个概念之后，笔者认为“量化自我”的内因是“驱使人变得更好的“超我”追求，需要一个清晰的刻度。”

我们想一想：

• 在工作上，职级、薪资等显性标准非常直接地给我们每个人设置了前进方向和需要达到的目标；
• 在教育上，通过严密且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例如高考、国考等，每个人也能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比如A是清北本硕、那么他在学历上是显著超出绝大多数人的，除此之外，各种版本的大学排名也无一不彰显着人对于排序和自我定位认知的需求。

而衍生到健康上，在“量化自我”变得低成本且易得之前，是个完全的黑匣子，人只有通过一年一次的体检，或者因不舒适去医院才能了解到部分自己的身体状况。

从这个层面来看，量化自我似乎塑造了一个更客观的自我，它通过将我们的生物体征完全外在化、数字化，使其能与我们所创造的专家系统和标志符号去衔接，使得人很容易获得自己身体状况的清晰定位和追求目标。

在这种超我的自我提升愿景中，我们可以通过 iPhone 健康 App 中12个大类的一百多种生理指标去与我们的同龄人比较，与我们的伴侣比较，与健康群体和生病群体比较，甚至是与更年轻时的自己比较，并对自己的生活做出相应的调整。

除了健康层面，在这种既定设想中，“量化自我”同样为个体在数字社会中的“网上自我”做了清晰刻画，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屏幕使用时间等系统工具看到自己每天的上网时间花到了哪里，并促使人们更合理的运用自己的时间。

3 “量化自我”是焦虑制造机吗？

3.1 焦虑来自于更清晰地知道差距

在上一节，笔者在描述中留下了一些口子，用了大量“似乎”、“愿景”、“既定设想”等表未来态的字段，这是因为人在大多数时候是“本我”主导的动物，自我超越的“超我”遇上了摆烂的“本我”，绝大多数时候是溃不成军，因此这些“量化自我”的行为更多时候是难以带来正向的引导，使人们朝着不断向上的超我前进。

在“量化自我”没有这么方便易得的时候，人们艳羡别人的某些长处，比如艳羡别人的长相和身材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没有那么多的维度可以与他们比较。

但现在，除了身高体重之外，身体每一处肢体的维度，脂肪和肌肉含量，蛋白质总重，基础代谢率等等都成为了我们追求的目标。“量化自我”将差距通过指标的方式拆解，当差距通过指标数值的方式赤裸裸地展现，仿佛我们只要将所有的数字凑成了标准值，就能获得社交平台上的完美身材。

但这就像《钢之炼金术师》里的人体炼成一样，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量化自我”设备实际上是通过检测数值抢夺了我们身体自主调节系统和潜意识负责的身体告警和情绪机制，试图用主动的选择去创造一个更健康的自我。这就是焦虑的来源：本我与超我的纠缠，配合上“量化自我”的整套系统，使得人们与“理想中的我”差距难以看到缩小，甚至越拉越大，这种无力感与“我比别人差，我比想象中自己差”的思想加大了焦虑。

最为残忍的是，量化自我7*24小时监控的数据，通过云端信息存储，现实生活中的“我”通过“量化自我”的设备，再造了一个数字孪生的自己，并很多时候作为用于科技公司改善算法效果的样本信息，也就是无声无息中，每个人都成为了喂养算法的活样本。

而对个体而言，购买“量化自我”的设备成为了“量化自我”的最后一步，比如买了Apple Watch想着要锻炼身体，结果只是买了个“安慰剂”。

3.2 “量化自我”：工具无罪论？

我知道说到这，一定会有人觉得这是典型的工具有罪论，整套“量化自我”的体系，初衷是为了人们更方便了解差距，查漏补缺，成长为更好的自己，但不能因为人们大多时候做不到用好工具，就说工具本身放大了焦虑。

但对于工具无罪论，笔者一直存在疑虑，也抛出来和大家探讨一下：如果存在绝大多数人无法掌控的工具，是要让每个人都能使用该工具，还是说应该限制工具本身，只让能驾驭工具的人使用？

工具是否有罪，取决于人的使用方式，那当绝大多数人无法使用其获得自我提升，反而会增加焦虑和精神压力时，我们可以说这是个好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