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为什么离开北大？

数年前，适逢五四百年，笔者曾分别撰文对“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和胡适二位先贤进行追忆。（《可还记得一百年前的德赛先生》、《五四人物评述之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当年的那一段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恢弘历史再次勾起人们的思考。当然这其中见仁见智，思考的路径和方向就各有千秋了。

电视剧或许只是为了突出先贤们的“高大”形象，对正面人物在人格和品性方面“去劣存优”地拔高就在所难免了。同时也为了增强故事的冲突性，使其更加引人入胜，剧中还特别虚构了几个脸谱化的反面人物，比如那个一直变着花样跟独秀先生死磕，不断诋毁、攻击、迫害先生，必欲置之死地的张丰载和他的二叔张长礼。

之所以大家并没有象对待“抗日神剧”那样对此感到不适，那是因为，在那个历史转折的伟大时代，大师们的确足够“伟光正”，必要的反衬和拔高并无不可，加之多年来被污名化，给人们心理上造成的不平，使得整部剧看起来清新脱俗，意境独到。

不过，提起张丰载这个人物，说他是虚构，事实上也并非全是。他是剧中少有的未使用真名的人物之一，但历史上确有原人，只不过不象剧中人物那么品行低劣到天人共愤。

这个人物原型就是我在前述《可还记得一百年前的德赛先生》一文中所提到过的“守旧派北大学生‘半谷通讯’主持人张厚载”。一字之差，却都是导致北大去陈，从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关键性“小人物”。

张厚载作为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无意中改变了中国历史，而他自己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原本他也是个有大才之人，他对旧戏造诣极深，读书期间就经常写戏评在南北报刊发表，胡适称其以“评戏见称于时，为研究通俗文学之一人”。若不是造化弄人，或许他会象与他同时代的北大学子傅斯年等人一样，尔后成为名声显赫之“大人物”。

盖因其时，张厚载于戏剧改良的方法方面与几位大师意见相左，在以《新青年》为载体的旧戏改革笔战中,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对敌新文化运动诸位主将，加之他本是守旧派核心人物林纾的门生，致其最终从拥护文学革命，不经意间走到新派的对立面去了。

1919年3月末，张厚载被北大除名，布告中所列原因为“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

那么所谓“传播无根据之谣言”，自然是指他在报刊上大肆渲染仲甫先生“狎妓”一事，以抹黑新派，并无中生有地散布“北大文科学长将易席，陈独秀即将卸职”的谣言。致使北大一时成为各方保守势力攻击的目标，蔡元培先生本人也面临着来自政府和议会的多方施压。

当然，张厚载在林纾与蔡元培的论争中，也起了策划和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或许是让蔡先生痛下狠手，令其退学的另外一个深层原因，亦未可知。

年轻的张厚载为了意气之争，卷入了彼时已具有政治意味的新旧文化冲突，充当了“递刀者”，最终也让自己身败名裂。张厚载离开北大后，又经蔡元培先生推荐，进入北洋大学学习。毕业后投身戏剧评论，先后又入职银行，兼任各大名报的编辑，笔耕不辍，直到1955年于上海病逝，总算是寂寂无闻。（不象剧中演绎的那样回头进了京师警察厅，继续与新派为敌。）

然而，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并非张厚载的八卦，而是关于北大去陈的因果。

电视剧中，在有关守旧派诬蔑、诋毁、攻击仲甫先生方面，没少着墨，甚至不只是报端登载，他们还把侮辱性的标语张贴到陈家门口，直令高君曼女士备感屈辱，这些当然是有意夸大敌方进攻态势，以让故事更具可看性。

不过尽管如此，观众也只是看到守旧派在反复攻击仲甫先生“私德”，骂其是“伪君子”，至于具体是哪方面的私德，让人家抓住了什么把柄，似乎语焉不详。反正守旧派就不是好东西，只会无中生有，造谣中伤。

而且剧中没有3.26秘密会议一节，甚至也没有明确陈被停职，并给假一年之说。看起来似乎是陈主动提出辞职，蔡挽留不下，只得忍痛割爱，放虎归山了。

故而有观众看后对陈离开北大极为不解。我就看过有观众发的贴子，先是困惑陈何以会离开北大？接着就从剧集中自己找到了答案：

一是仲甫先生自己所言，“北大已经形成了各个学派，蔡公，您当年安排我做的事情，也都已经实现了，这个时候，该是我离开北大的时候了”。

二是蔡先生所言，“我明白北大这个舞台太小了，你是一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人，应该到更大的地方去发展。”

想必大多数人观看此剧，都是处于这样的认知，毕竟了解这段历史，并有意严肃探究历史的人并不多见。

关于北大去陈的真实原因，我在前文已经探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不过对于狎妓一事，一如前文所述，就凭仲甫先生一生狂放姿肆的性格，以及其它友人的相关记述，笔者依然相信张厚载的披露并非完全无中生有。这样说并非有意中伤先生，毕竟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位大贤，内心格外崇敬。只所以探究历史真实，就是要说明历史决定论之谬，历史总是充满着无数的巧合与偶然。何况对于创造了历史的历史人物而言，人性上的些许瑕疵，何足道哉。

1919年3月26日深夜，蔡元培等人在时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的汤尔和家里开的一个小会，最终改变了陈独秀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会议决定，以体制改革为名，罢免陈的文科学长职务，让陈“体面”下台。陈虽被解职，仍是北大教授，只是被学校给假一年。但以陈的狂傲，岂肯再留，闻讯后第二天便离开了北大，并再未参加过北大“教授治校”的“评议会”。

而在剧中，仲甫先生直至离京去上海前都始终与北大同人在一起，从事各种活动。倘真如此，作为堂堂北大教授，青年领袖，完全犯不上于6月11日，以身涉险，亲自到街上散发传单，以致被捕入狱。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后来出版的《胡适书信集》中可以找到一些佐证。作为老友，胡适先生终生都在为陈惋惜，每当提到1919年3月26日晚上的那一次密谋，就愤愤不平。按照他的理解，倘若仲甫先生一直留在北大、生活在那批信奉自由主义的“老朋友”中间，是不会思想严重左倾并成为中共创始人的。陈独秀如不离开北大，后面的事情便都不会发生，新文化运动也不至于脱缰而演变为“五四运动”。倘仍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应当不会去独自散发传单；即使去散发传单，以北大文科学长的身份，恐怕也不会轻易被捕；即使被捕了，出狱后仍可回到北大。（注意了，这里胡适记述的是“去独自散发传单”，而非象剧中与李大钊、高一涵、赵世炎等一起。）

1935年12月28日，胡适在致汤尔和信中，再次表达了对汤尔和、沈尹墨在那晚的主张去陈的强烈不满。他称，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嫖妓是独秀与浮筠（时任北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在胡适看来，3.26密会，对后世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以后中共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是夜先生（蔡元培）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馀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诚如胡适先生所言，北大去陈，是陈的思想发生戏剧性转变的重要起点。此前，陈独秀一直倡导的是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两面大旗，信奉法国卢骚的“自由平等博爱”，对马克思主义并无多少认知，更加谈不上信仰。在回到上海之前，陈其实并无明显的左倾倾向：“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1918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是一位后进。”（《胡适口述自传》）

客观地说，既在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还对杜威的“民治主义”思想称赞不已，并声称“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

你可能会说，彼时杜威博士正在中国访问，加之好友胡适，杜威博士的门生，为之奔走，陈独秀此文不过是应景之作，不必过度理解。那么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则是，每当李大钊跟他探讨布尔什维主义时，他也是一再谦虚地表示，“我对此研究不多”。由此可见陈独秀此时思想倾向处于何种状态。

“正值人生低谷，遭遇失业，生活困顿，情绪低落的时候，1920年5月，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来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通过这次接触，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由共产国际提供经济资助，在上海展开建党大业。自此，陈独秀全面接受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理论，向德先生那面旗帜说再见，踏上了一条曲折、漫长、而又痛苦的革命之路”。（《可还记得一百年前的德赛先生》）

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就公开亮明了自己全新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通篇充满了俄式的语言和特有的“阶级斗争”逻辑。他声称，“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那么，要彻底改造这个社会，就必须要“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

而在此文中，他一直倡导的德谟克拉西（民主），已不再是改造中国的利器，而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肇始于1915年的一场轰轰烈烈的以“新文化运动“命名的思想启蒙，历经四年，最终湮灭在新的俄式革命的历史大潮之中，他的倡导者和送葬者都是陈独秀。他亲手创造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又亲手毁掉了他们。

至于陈独秀晚年，经过了失败和磨难，历经痛苦的反思，被他抛弃十数年不用的“德谟克拉西”，又再次被祭起，在思想上绕了一个大圈子，又重新回到民主与科学的轨道上来，则是后话。更多内容请参阅《可还记得一百年前的德赛先生》。

（我本聪聪 202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