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鬃大王如何垄断市场？巅峰时独占七成，上交国家后却遭元老指责

1937年左右，四川猪鬃大王“古青记”经过多年的经营，逐步建立一套由产地收购、原料加工到直销国外的生产模式，在打败西方资本主义垄断和官僚资本的进攻后，基本掌握了猪鬃行业的大部分生产利润，吞并了地方私营商号，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猪鬃

古青记“虎牌鬃”在美、英等市场上大受欢迎，作为战略物资领域的龙头，“古青记”每年为中国带来近千万美元的外汇，成为上海各大洋行的座上宾。全面抗战爆发后，猪鬃被国民政府纳入外汇结算，经贸易委员会撮合，古青记商行与当地仅剩的三家档口重组为四川畜产公司(下简称川畜)，古青记负责经营。

猪鬃交易与外汇结算挂钩后，价格取决于政府指定的牌价；战争初期，由于物价上涨飞快，牌价脱离实际，猪鬃交易一直赔钱，鬃商们联合起来向政府请愿，希望调高牌价，政府以稳定物价为由拒绝上调。为了生存古青记在完成政府规定的外汇后，将剩余部分卖入黑市，以支撑生产，后来随着战争的进行，政府收紧政策，把猪鬃纳入了统购统销行列中。

所谓统购统销就是政府成立包办公司(当时负责猪鬃的企业叫国营富华公司)，统一收购猪鬃然后出口，说白了就是集中外汇。出乎预料的是，这种交易方式不仅没有亏钱，反而大赚；原来战争爆发后猪鬃需求量暴增、产量却大幅下降，在香港交易市场上，猪鬃价格翻了6倍多，川畜凭借往年积攒的库存大赚了一笔。然而这块蛋糕却引起了官僚资本的注意，许多人称商人借战争发国难财，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政府成立了几家有官僚背景的企业，如美丰银行和中国银行；然而即使这样，川畜公司占有市场的份额仍保持在五成以上，年产猪鬃万担，民营企业此时表现出了超强的竞争能力。

川畜公司负责人古耕虞

民族企业家之所以能赚钱，一方面是时势使然，另一方面，还要看能力。全面抗战爆发前，华北局势越来越紧张，而猪鬃很大一部分产于华北地区，古青记便将手中的资金尽可能地换成猪鬃，命令华北的分行全力收购。当上海失陷时，大宗商品的交易市场转入香港，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古青记负责人古耕虞判断，日本人早晚要进攻香港，极力建议统购公司负责人把业务转移到缅甸仰光，利用粤汉路、滇缅路或者空运，保持国际贸易畅通。然而国民政府决策失误，日本占领香港后，当地猪鬃存货成为日本的战利品，损失近百万美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略物资紧俏，美、英、苏三国各派代表，在华盛顿成立一家关于猪鬃分配的机关，负责向中国购买猪鬃并合理分配，该机构计划通过美国世界公司每年向中国采购不少于一万担的猪鬃。

涉及到上千万美元的外汇国民政府自然要掌控在手中，立即把原属于统筹统购公司(国营富华公司)的猪鬃业务纳入了复兴公司，恢复了牌价的交易方式，把猪鬃生产企业从外汇市场隔离开。此外，国民政府规定，除指定机构外其他任何单位不能交易猪鬃，更不能囤积；生产企业按季或年向指定机构交付规定的猪鬃，价格在成本的基础上给予适当的利润。(赤裸裸地剥削啊)

上海汇兑公司

当时猪鬃牌价每季度上调一次，但额度远远低于通货膨胀的涨幅，看似在涨价，实际购买力却大幅下降，如当时每箱猪鬃在国际市场上能卖到780美金，但复兴公司拿货时，每箱换成美元约7.5左右，价格悬殊100多倍。

除了牌价低，生产商还面临军队、特务、税务各种机关的剥削和压迫，如当时猪鬃收购商通过交战前线时，经常被以各种理由扣留，他们知道猪鬃交易挣钱，便想法敲诈；另外，政府为了打击囤积，经常派出经济检查队，这些人大都是特务出身，到了地方横行霸道，明诈暗索、中饱私囊；在税务方面，统购统销不需要交营业税，这就割了地方的税收，于是税务局巧立名目向企业收取各种费用，想想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还能盈利吗！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猪鬃行业整体来说不挣钱，不过作为国家战略物资，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战后作为猪鬃行业的代表川畜公司一跃成为世界名牌，享誉欧美苏等市场。在国内市场上，川畜公司先后在滇、黔、陕、甘、湘、鄂、豫等省份开设了猪鬃收购、加工点，为抗战胜利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上海的商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各行业的争取下，国民政府取消了统购统销的政策，恢复了自由贸易，此前欧美市场也取消了对战略物资的管控，市场充满机遇。作为猪鬃行业的龙头，川畜产公司抓住时机，率先在汉口、上海、天津、沈阳设立分公司，这些地方都是中国当时最有名的港口或者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在日本败退、德商被遣返的情况下，市场极度空虚。

首先，汉口，原来有许多猪鬃加工厂，由于缺少资金尚处理停产状态，川畜公司决定放弃原来生产环节，借扶持之名向小加工厂注资，控制他们。当时汉口市场每年有猪鬃约一万五千担，其中有八成进了川畜的公司仓库，为他们拓展北方市场和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天津，这是北方猪鬃交易最大的市场，年交易量约三万担，产值上千万美金；日、德战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担心中国货币贬值，还在犹豫是否把大量外汇转入东方市场；川畜抓住时机把总部最有才干和最可靠的人员分配到天津开展业务，截止到1946年，川畜在天津猪鬃交易中已占据五成份额。

天津商埠

第三，抢占国际市场，当时美国市场对猪鬃的需求量极大，为了抢占市场，美国最大的猪鬃进口商孔公司冒着风险向川畜公司开出了价值一百万的循环信用证，用以保证每年不低于同等价值的猪鬃。用循环信用证不仅可以向银行低息贷款(三厘左右，正常商业贷款不低于三分)，而且每次完成交易后，该信用证又恢复一百万美元，也就是说，川畜公司每个月都有百万美元可以灵活取用。川畜与美国孔公司这种联合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垄断“组织”，双方获得了超额的利润，迅速抢占美国市场。

与孔公司合作的过程中，美国第二大猪鬃进口公司“万记银行”在天津与川畜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在北方开办加工厂，大量收购猪鬃。如果公平竞争川畜一点也不怕他，但经过仔细分析后发现，如果川畜产品价格与他们相近，在质量上高于他们，他们又何必自己生产呢。果然，半年之后万记负责人找上了川畜，达成了合作意向，这为万记节省了大笔开销，集中力量与孔公司在美国市场竞争。

第四，直接对钩美国华尔街，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向国际市场迈出最大的一步，在当时国内市场来说绝无仅有的。上面说了，川畜与孔公司的联合是一种国际性垄断，但这不会满足资本扩张的本性，如川畜向孔公司竞争对手出售货物，而后者也在中国境内寻找低价货源，这都是资本企图独自垄断的经济行为。

1946年，川畜负责人到美国调研，在世界公司总经理的帮助下成立了第一家海外公司。该公司成立后可以凭对方担保，在美国第五银行开具大量的见票或者信用证，利息低到三厘，从而摆脱孔公司信用证的束缚。当时川畜公司为了回笼资金，虽然有孔公司信用证，但仍要及时出货才能继续使用贷款，有时会在价格低谷时被迫出售，影响收益。

有了海外公司后，川畜就可以随时开据信用证，在国内银行打包贷款，解决了资金紧张的问题，可以充分利用猪鬃特有的价值规律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不受头寸的限制。

川畜发展在内战前两年受影响不大，仅在最后一年，国民政府因战争失败开始疯狂敛财，在上海等地发行金元券，劫走了大量的黄金和外汇。当时川畜公司上海分行在国民政府的重压下，也不得不交出一部分存货和外汇，好在一部分业务已经提前转到香港，损失不是很大。巅峰时期的川畜在猪鬃行业中占有了全球近七成的业务，每年营业额达到了千万美元，利润近三百万美金(现在看不多，当时可不少)，1948年川畜流动资金达到七百万美金。

解放战争胜利后，猪鬃产业同样受到国家重视，川畜公司顺应潮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与中国猪鬃公司合并，成功转型，只不过在转型前遇到了一些阻力；作为一家三代经营的老商号，内部有许多元老思想转变不过来，负责人古耕虞从北京回到上海后，被他们指着鼻子骂：“尔祖尔父历尽辛苦所创的这份家业，被你毁于一旦，你真是太不争气了”、“你真是连个阿斗都不如”。

作者按：

西方资本主义自诩经济领域有多厉害，其实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点也不比他们弱，在自由市场状态下，这些民族企业家有着高超的才智和手段，足以撑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只不过时运不济，中国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时间和条件，使他们早早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