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网络有篇《雍正年<馆陶县志>卷之卷之四 职官志 县令》的文章，把雍正年间编撰的《馆陶县志》中《职官志·县令》一篇所记载，自三国曹魏至清朝雍正十三年的馆陶县令名字发表出来。

元代之前的馆陶县令

读者看到这个名单可能感觉很奇怪：为何元朝和元朝以前的馆陶县令这么少，从开始有县令记载的三国曹魏到元朝的1100多年间，仅记载有18位馆陶县令。而自明朝到清朝雍正十三年的370年间，就记载有82位馆陶县令，想来再加上雍正十三年至清末的，明清两朝的馆陶县令会更多。

明朝的部分县令名单

那么这种情况是怎么形成的？难道元朝及以前就只有那不到20位的馆陶县令吗？

《馆陶县志》中记载的元朝及元朝之前的馆陶县令，都是历史上极有名气的

如果翻看线装本的雍正年版《馆陶县志》，会发现在所记载的元朝及元朝以前馆陶县令名字下方，大部分都标有“有传”2字。这个“有传”一般是指在各朝代的断代史，也就《汉书》《后汉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史书的“列传”中被列入、记载，都是某朝某代有名的、有一定级别的或者做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官员、文人、侠客等代表人物，因此被列入“列传”的人在每朝每代也都是凤毛麟角。

《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

比如雍正版《馆陶县志》记载的县令，第一位是三国曹魏的诸葛原，他就因好卜筮，与大术士管辂是朋友，并且官至新兴太守被记载。第二位是隋朝的魏德深，他因为政清廉著称，最有名的事是被贵乡县、馆陶县争取他到本地当县令，而把官司打到皇帝那而被记载。此外还有岳飞的老师宗泽等有名的历史人物。这些人在各断代史的“列传”中都可以找到，在他们的履历里都有过在馆陶任职县令的经历，因此就被摘出来载入县志里。而其他没有出现在“列传”中的馆陶县令，由于无法找到其他方面的记载，就没有被《馆陶县志》所收录。

明朝以后所修的《馆陶县志》为何馆陶县令会被收录这么多？

从记载来看，明朝初年对馆陶县令的记载并不算全，也是和元朝以前的情况一样，是因为“有传”才找到的。自成化九年开始，基本上历任县令都可以找到记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目前能看到的明朝《馆陶县志》是万历年间所修，但仅有1卷，也并非是“职官”卷，因此明朝县志中记载历代县令情况就不得而知了。因此雍正年版《馆陶县志》中所列明朝的官员，在明初来自“有传”的那一部分，应该是来自于清初编修的《明史》，而成化九年之后比较详细的官员记录，或许就得自于明万历年间《馆陶县志》。

清朝雍正十三年之前的馆陶县令

这就有个问题了，为何明初的有关纪录不算很全，后来却能有完整记录了呢？

这是因为自明朝开始，官方开始标准化、系统化地编修地方志。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为彰显他一统天下的功绩，先是效仿唐宋修总志，又改变以前一般由民间修撰地方志的状况，率先倡导由官方纂修地方志。

在修总志时，需要各地提供资料，洪武十六年（1383年）“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最终修成洪武《大明志书》。后来，明成祖曾诏修《天下郡县志书》，景泰、天顺年间则分别成书《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

在这些全国性志书的编修过程中，全国各地府、州、县也都积攒下众多资料，官方还给各地方志中的体例内容进行了明确，提出了标准。明永乐年间成祖朱棣两次颁发《纂修志书凡例》，对志书中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的编纂，均有具体规定。

清雍正版《馆陶县志》的目录

从那之后，官方系统性的编修地方志书就成为传统，也就为今天留下了详细的各种资料，其中职官就是重要的一项。这也就是雍正版《馆陶县志》中自明中期以后，“职官”中所列县令、县丞、主薄等官员情况开始详细详细起来，并且前任和后任的任职年限也开始连贯的原因。

这种情况想来不仅仅是在古代《馆陶县志》中存在，其他地方应该也应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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