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都徙陈对楚国晚期的影响

公元前280年，秦使司马错发陇西之兵，由蜀地攻取楚国黔中，楚割上庸、汉北之地与秦求和。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拔楚鄢、邓、西陵之地，此三地是郢都的屏障，三地失，则郢都危。公元前278年，白起破郢，烧楚先王陵，楚国被迫由郢徙陈。楚离郢以后，楚并没有马上灭亡，却成为楚国由强转弱、由盛变衰的一个转折点，何况这也不是迁都酿成的。徙陈后，楚迅速稳住了阵脚，阻止了秦兵继续东进；也加剧了秦占区与秦的斗争，一度使楚恢复生机。至公元前253年，楚徙都钜阳（实际仍在陈境）；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因参与诸侯攻秦不利又徙都寿春；直至公元前223年，才被秦所灭。从陈至楚最后灭亡的56年中，楚都在陈有38年，陈作为楚国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显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要研究楚后期的历史，就不能无视陈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错金银龙首辕头（淮阳马鞍冢楚墓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一、楚迁都选定陈的缘由

（一）陈地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

楚之所以迁都，是迫于秦的军事进攻，因此要选新都，必须距秦较远，能避秦的军事锋芒；但也不能避得太远，还要能组织力量与秦抗争。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分析，陈是最理想的选择。正如信陵君无忌所说，秦“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上蔡、召陵，与楚兵决于陈郊，秦又不敢”(《史记．魏世家》)。秦所以不敢，因陈在韩、魏以东，韩、魏与秦有世仇。秦要伐陈，走捷径必须经韩、魏，又怕韩、魏抄他的后路，“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若不借路于仇敌韩、魏，必“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也"，极为不便。总之，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来说，楚选择陈作为新都，最为有利。

（二）楚在陈有很好的统治基础

楚庄王曾灭陈为县，被劝阻复陈。楚灵王再次灭陈，并以“今我大城陈、蔡、不羮，赋皆千乘”为炫耀。灵王死，平王立，复陈国，然陈实际已是楚之附庸了。至公元前479年（楚惠王十年）",“灭陈而县之”。楚在灭陈之后，东部为了对付吴、越，北部为了对付三晋和齐鲁，加强了对陈的控制与建设。从惠王灭陈至公元前278年徙都陈，楚已在陈经营了200年，陈一直是楚的北方军事重镇，显然有较好的军事设施。从陈的地理位置看，东南部是楚的大后方，而西北有韩、魏作屏障；其西南又有召陵、上蔡这些楚的重要军事据点，加上汝水迂回其间，构成了一条较牢固的防线，既可阻止韩、魏袭击，也能抗拒秦兵进攻。因此，楚选陈作都，较为有利。

凤鸟形玉佩（淮阳平粮台遗址楚墓出土）

（三）便于组织力量抗秦

楚丢弃西南大部分地区，时时都在想收复，都城若离得太远，就不便组织力量抗秦。陈地所处位置较近，因而楚选择陈为都。

（四）陈交通便利，物产丰富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又有“陈夏千亩漆”之说。淮河流域，是楚国的又一粮仓，楚灵王时，陈地已“赋皆千乘”。经过春秋晚期到战国早中期的发展，更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无饥馑之患”,“无冻饿之人”。选陈作楚都，就有军需等各方面的充分保证。

特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文化基础，以及便利的交通条件，构成了陈城在楚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战国时期刀币（淮阳出土，现藏周口市博物馆）

二、陈为楚后期都城确凿无疑

近年来陈城淮阳的考古发现，已证实了陈为楚后期都城。河南考古界，在淮阳获得了大量可喜资料。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淮阳楚墓晚于江陵最后一期楚墓。江陵楚墓的年代，下限为前278年，江陵已发现有前278年拔郢后的秦墓，秦墓的风格与楚墓迥然有异。淮阳楚墓早于安徽寿县长丰楚墓，长丰楚墓又有楚幽王墓作标志。

淮阳楚墓的年代是在由郢徙陈以后和由陈迁寿春以前，时代上没有任何疑义。有学者推定淮阳马鞍冢为顷襄王墓是可以成立的。北冢的规模更大，封土更高，地位显然更尊。据理推测，不可能是顷襄王的配偶或晚辈、只能是顷襄王的长辈。顷襄王父亲笼怀王客死于秦，旋即归葬于楚，当时郢都在江陵，一直到顷襄王二十一年才徙陈，因此基主不可能是怀王，很可能是怀王的夫人、顷襄王的母后。既然顷襄王和怀王夫人均葬于淮阳，那么陈为楚后期都城就确凿无疑了。

淮阳县城东南马鞍冢楚墓遗址

三、陈为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楚都迁陈后，暂时脱离了与秦人的正面接触，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发展和复苏的机会。《战国纵横家书》载朱己谓魏王曰：“（秦）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弗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右蔡、召，与楚兵决于陈郊，秦又不敢。”又《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朱英谓春申君曰：“先君时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龟益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可见，当时楚顷襄王在郢都丧失后东迁于陈的选择是正确的。楚都东迁后，获得了休整的时机，并利用陈地有利的经济、文化基础，使楚国出现了一段“复强”的时期。比较而言，从楚顷襄王二十三年至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6年～公元前241年）为楚国的相对复兴阶段，其间30余年，楚国不仅没有受到大的侵伐和挫败，且分别于顷襄王二十三年集合东地兵士10余万，收复了为秦所拔的江旁15邑，置郡以拒秦，见载于《史记•楚世家》:“（楚顷襄王）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二十七年，楚派出3万人协助三晋伐燕，楚考烈王五至六年，秦、赵展开“长平之战”，赵国向楚求救，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亡。又考烈王二年（公元前261年），楚东伐鲁，“取徐州”，这一战略要邑的入楚，为进而北上灭鲁，向东控制泗、沂中上游地区奠定了基础。考烈王十六年（公元前247年），秦大举攻魏，信陵君又统率楚、赵、魏、韩、燕国之师，大败秦军于“河外”，并“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考烈王二十二年，时信陵君已故，楚春申君再次组织楚、赵、魏、韩、燕国之师攻秦，楚为纵长，兵至函谷关，因“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是为战国时期关东列国的最后一次联合行动，然终因这时各国已朝不保夕，兵无斗志而败北，于是“楚东徙都寿春”。此后，楚国便江河日下，终至败亡。

铜鐎壶（战国时期，淮阳平粮台遗址楚墓出土）

陈为楚都，其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楚迅速稳住阵脚，阻止秦兵东进

根据史料记载，楚徙陈前后，秦兵势如破竹，大有一举歼楚之势。公元前280年，秦分两路攻楚，一路秦军由北“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楚世家》)。路由西伐楚，“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秦本纪》)。公元前279年，“拔鄢、邓五城”(《白起王翦列传》)。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夷陵。楚襄王兵败，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秦以郢为南郡”(《楚世家》)。公元前277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秦本纪》)。当时，正如《韩非子•初见秦》所说：“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一作渚）、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一作伏）于陈。当此时也随荆以兵，则荆可举，荆举则民足贪也，地足利也，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史记．春申君列传》也说：“当是之时，秦已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东至竟陵，楚顷襄王东徙治于陈县……秦轻之，恐一举兵而灭楚。”

在这严峻时刻，楚采取了积极的对策。政治上，顷襄王采纳庄辛的“亡羊补牢”罢“淫逸侈靡”，疏奸佞之臣，并采用“举淮北之地之十二诸侯”(《战国策》）的策略。为阻秦伐楚，外交上，派黄歇入秦游说秦王：“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斗，两虎相与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善楚。”并提出“若将楚攻破，韩、魏、齐则坐收渔翁之利，于秦会极大不利。”这样，果真说动了秦昭王，“发使赂楚，约为与国”。公元前272年“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于秦”(《春申君列传》)。这就阻止了秦兵继续东进，赢得了将近40年的时间，便秦没有攻楚。这不只给了楚以喘息之机，并使之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

铜锸（战国时期）

（二）加剧了秦占区与秦的剧烈斗争

秦之所以没有继续东进，除上述原因外，还与楚在秦占区展开了激烈的反抗分不开。仔细翻阅史料就会发现，有些地方N度被秦占领，又几度被楚收复，如此反复，这正反映楚秦斗争的剧烈。兹将有关史料摘录如下：

《楚世家》载：（公元前276年）“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秦本纪》也载：“楚人反我江南。”

《战国策•秦策》载：（公元前278年，秦拔郢以后）“荆人收亡国，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庙，令帅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

自公元前278年以后，鄢（宜城）、郢（江陵）、安陆（云梦）一带，有的地方可能一度也被楚收复过，加上淮阳发现有这一时期的楚墓与顷襄王墓，说明楚都没有再迁回郢（江陵）。

（三）加速了对楚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开发

公元前278年楚被拔郢以后，丧失了大片土地，也丧失了一些重要资源，如江汉地区的粮食、水产、皮革；鄂西和湘西的矿产、食盐、丹砂、木材、生漆等。从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来看，大江以北即现在的漯河、信阳至武汉及其以东和大江以南的洞庭湖区，包括常德、益阳和湘江流域及其以东仍属楚。考古资料还证实，秦占区的人口急剧减少，而东部和南部的人口如淮阳、鄂州、长沙甚至湘南衡阳、资兴等地的人口迅速增加。一方面对秦的军事斗争急需各种物资；另一方面人口的大量东徙南迁，急待开发东部和南部地区来满足这些需要，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

1．在农业方面。有两点最为突出，一是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和使用，使得一些不毛之地得以开发。据楚国铁器出土情况统计：(1）出土铁器的地域广，南到湖南南部，东到江苏即楚辖全境包括边远地区，铁器已普遍使用：(2）品类全，主要是生产工具，有锄、耒、耙、镰、钻、斧、镜、凿、锥、锤、鱼钩等等，还有兵器剑、矛、戈、匕首、镞等；(3）多数铁器为战国中晚期，器类也以此时为多；(4）铁前主要应用于农业生产，包括砍伐、垦殖、耕种和收割以及采矿等各方面。

郢爰手拓精品

另一突出之点是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最著名的有芍陂，《水经•肥水注》：“断神水又东，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一百二十里许……陂有五门，吐纳川流。”经历代维修，至今还在发挥作用。《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介绍说：“这是个大似湖泊的水塘，塘堤四周设有三十六道门，七十二道涵，它接引六安山区流来的水，形成一座周围一百二十多里的蓄水库，可以灌溉万顷良田。现在它成为淠史杭水利综合利用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正是楚东迁后，更需扩大旱涝保收的农田面积，以保障东迁人员和军队的粮食需求，做到“军用饶给”。同时修这样的工程才有了人力和物力的保证。

2．在采矿方面。铜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主要用在三个方面：一是制作武器。虽然战国中期已出现了铁兵器，然而直到战国末期，最主要的还是青铜兵器。与秦等战事的增加，青铜兵器也就需要不断更新与补充。二是制作礼器。如楚幽王墓出土的各种青铜器800余件，其中重器有100多件，大鼎重400多公斤。三是制造货币，用铜铸货币，主要是蚁鼻钱。

楚国后期，金币大增也必须加速金矿的开采。据统计，全国有安徽、河南、江苏、陕西、山东、浙江、湖北7个省50多个县（市）,80多处地点出土过楚后期的金币。以上这些地方，都是楚国后期经济枢纽。

3．在手工业方面。随着楚政治军事势力东迁南徙，各类工匠也随之而来，楚国的手工业包括建筑、髹漆、丝织、冶铸、琢玉等等有所发展。如寿春发现的大型空心砖宫殿建筑，绝不比江陵纪南城所见逊色。楚幽王墓所见重400公斤的大铜鼎，为同期所见之最，淮阳、长丰楚墓出土的玉器之精，甚至超过江陵等处楚墓。

铜鱼镖（淮阳出土，现藏周口市博物馆）

楚都陈期间，有一段相对稳定、复苏时期。以陈为中心的淮北汝、颖一带的经济、文化基础并不低于南阳盆地与江汉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沿淮水利工程期思陂、芍陂的相继修建，又极大地促进了淮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使之成为楚国重要的农业基地。铜矿的相继发现和采矿技术的提高，提供了制造武器、礼器和钱币所需要的资源。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料和生产资料，使得楚在失去郢都之后在别都陈城迅速稳住阵脚、进而又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基于战略军事以及防守的重要，楚国对原有的古陈国、楚陈县故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同时还在陈城东南的项国故城外加筑郭城，以作别都，另于陈城西南今商水县修建章华台，作为离宫，这一方面是出于战略防御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楚国当时仍拥有相当强的经济实力。

（四）延缓了楚和其他东周国家的灭亡

当楚在陈站稳脚跟，经济有一定恢复和发展后，做了三件较大的事：一是救赵；二是灭鲁；三是率诸侯伐秦。前两项虽然取得了成功，但第三项却失败了。这就导致了秦统一六国的必然结局。前两项能取得成功，至少说明了两点：

1．楚国的实力得到了一定的恢复，能与秦抗衡。在秦最后灭楚的过程中，秦始皇先听信李信的意见，只带了20万军队去，被楚打败，只得改派王翦。王翦提出“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王翦，可见秦是倾全国之力才征服了楚国。

颇具巫风的楚币

战国时期楚国的铜贝币“蚁鼻钱”,俗称“鬼脸钱”，是楚国通用的一种货币。存世量较多。

2．秦并不是完全不可战胜的力量。公元前259年，秦发兵攻赵，动用的军队“人数倍于赵国之众”，想一举灭掉赵国。赵国的势力虽极度削弱，然众志成城，举国抗秦，秦围赵国邯郸一年多，数易其将，损失惨重，却不能拿下。秦昭王再三请赫赫有名的将领白起去，白起明知战胜不了赵，不愿去做“辱军之将”，结果，楚、魏的救军到，与赵内外合击；“秦军多失亡”，只得败走，邯郸之围自解。前247年，（魏）信陵君又统领五国军队，败秦于河外。

综上所述，楚国都陈以后，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利用秦与东周各国矛盾，赢得了一段和平时期，使境内经济有所发展。楚的势力对秦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至少延缓了秦灭六国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