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镇：与戴高乐关系特殊的首任驻法大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见证人，1975年辞职风波惊动了毛主席

文/陈辉

2013年7月11日，20集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将军外交家黄镇》问世，这在中国首批12位“将军大使”中独享尊荣。

外交家黄镇有三个首任：中国首任驻匈牙利大使、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中国首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两个美称：“将军大使”“画家大使”。

三个首任、两个美称，基本概括了黄镇军旅生涯、美术家生涯和外交生涯。

黄镇一生从事外交工作27年，先后担任过中国驻匈牙利大使兼管阿尔巴尼亚外事工作、印度尼西亚大使、法国大使、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在所有驻外领导岗位都干得有声有色，可圈可点。

1、陈毅写诗称赞：“黄镇有三绝，就是书画诗”。

“将军大使”黄镇的特色是书、画、诗全才，最后还当了文化部长，毛泽东主席称赞他是“能文能武”。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写诗颂扬：“黄镇有三绝，就是书画诗。若能常写作，定为天下知。”

黄镇，1909年出生在安徽省枞阳县横埠镇黄山村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先后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学画，他的老师中有著名画家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李苦禅等，毕业后任浮山公学美术教员，因支持进步学生而被解职。后经友人介绍至冯玉祥部队当文书、中尉参谋。1931年，黄镇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次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为了庆祝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黄镇创作了巨幅油漆画《粉碎敌人的围剿》，受到毛泽东和与会代表的称赞。同年黄镇随军长征，他在长征中创作独幕话剧《破草鞋》深受士兵喜爱，创作的《打骑兵歌》在红军中广为流传。长征途中，他还创作了500多幅写生画和漫画，后汇集出版《西行画集》，成为长征中仅有的形象史料和珍贵的艺术品。后任红15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和民运部部长。

1948年7月，黄镇调到西柏坡军委政治部任总政研究室副主任、第一研究室主任，主持设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起草许多条例，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发展做了基础性工作。

◆抗战时期的黄镇。

黄镇的这些特殊才华，正是从事外交工作的特长。

作为军人，黄镇也是带兵打仗的好手。抗战时期，黄镇参与创建了晋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为建立太行军区第七、第八军分区作出了积极贡献，并担任过太行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黄镇担任过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政委，9纵就是后来在朝鲜上甘岭战役一战成名的志愿军第15军，当年他和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把9纵打造成二野的后起之秀，率部进入伏牛山区，策应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突出贡献。

黄镇在解放战争中还有过一段外交经历。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在北平设立了共产党、国民党、美国军方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下设若干小组，在各冲突地区进行调解。太行军区副政委黄镇任第10小组（新乡小组）首席代表、少将军衔，与美军代表、国民党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理、有力、有节，展现出罕见的外交才能，连美国代表白瑞德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都刮目相看。

黄镇的这些特长，在毛泽东、周恩来选择将军当大使就非君莫属了。

2、毛泽东说：“黄镇大使的‘三好政策’很好，有创造。”

1952年3月，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巴人离任回国已经两年有余，新大使人选迟迟未定，而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双重国籍”问题亟待解决，周恩来为此事非常犯愁。

“双重国籍”是指国外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居住数量很大的华侨国籍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国外使馆纷纷给国内反映这一问题，引起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而在此时，中国正在与印度尼西亚谈判协商解决有关旅居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看来安排印尼大使上任刻不容缓。谁去印尼当大使合适呢？周恩来把外交部干部和驻外大使经过反复筛选比较，想到了中国首任驻匈牙利大使黄镇。四年来，黄镇在匈牙利的外事工作非常出色，他们夫妇已经成为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夫妇的好朋友，成为匈牙利家喻户晓的好大使。周恩来的想法，得到毛泽东的认同。

1954年12月初，黄镇到印尼雅加达上任。在递交国书时他与苏加诺总统谈起了绘画和艺术，两人感情交融，黄镇后来在中国为苏加诺精印了《苏加诺藏画集》，苏加诺总统格外高兴。

◆长征时期黄镇创作的漫画《过湘江》。

黄镇对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从未接触过，印尼当时有270多万华侨，在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华侨人数最多。周恩来选择在印尼率先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意义重大，党中央批准了这一计划，以便取得经验，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推广。周恩来指定黄镇担任与印尼进行“双重国籍”谈判的首席代表，以便在四个月后出席亚非会议期间，同印尼外长签订《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做准备。

1955年1月，黄镇开始与印尼协商“双重国籍”条约，4月下旬就要签署，时间已经不多。黄镇对“双重国籍”谈判竭尽全力，每隔一两天就得谈上大半天，有时为了一个词双方都要反复磨合好几天。几个月下来，黄镇调侃自己都成为国籍法专家了。

所谓“双重国籍”就是指一个公民在同一期间具有两个国籍。“双重国籍”谈判的核心是“自愿原则”，双方并无异议，但在具体问题上有许多分歧，印尼方面更多强调“归化入籍”，并对选籍附加了若干条件，实际上是对“自愿原则”的部分否定。

后来，黄镇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破除一个个分歧和谈判障碍，双方达成了谅解和共识。黄镇在谈判中提出了最经典的“三好政策”：“华侨自愿加入印尼国籍，很好；华侨自愿保留中国国籍，同样好；华侨如果愿意回国，也好。”

外交部长陈毅听了，忍不住拍手称赞：“黄大使的‘三好政策’，好！”

万隆会议期间，有的国家从中挑唆：“中国这样的大国，有一千多万华侨呆在海外，是不是想搞颠覆活动？”还有人提出：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搞颠覆活动。

事实胜于雄辩。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与印尼签署了《关于双重国籍谈判的公报》《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草案）》，中国只承认一国国籍，并尊重选择国籍的“三好政策”，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

◆毛泽东与黄镇。

中国驻印尼使馆、领事馆对黄镇提出的选籍“三好政策”，在华侨中做了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励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国籍。选籍结果，270万印尼华侨中大部分“双重国籍”者选择了印尼国籍，从而使中国和印尼之间的“双重国籍”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解决。此后，东南亚各国的“双重国籍”问题也迎刃而解。

后来，毛泽东听了周恩来、陈毅关于万隆会议解决“双重国籍”的汇报，高兴地说：“黄镇大使的‘三好政策’，很好，有创造。”

3、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我是作家，黄大使是画家。我们很谈得来。”

1964年6月6日，外交部副部长黄镇作为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向法国总统戴高乐递交国书，开始履行中国驻法国大使的职责。

与中国建交前，法国同台湾虽未断交，但法方在台“使馆”仅维持在代办级，戴高乐不支持“两个中国”。1959年“联大”讨论“西藏问题”提案时，法国投了弃权票；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也同美、英相异，没有公开攻击中国。

1963年10月，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以私人身份来中国访问，转达其打算同中国建交的意图。毛泽东、周恩来亲切接见他，富尔明确表示，14年来法国一直未承认中国，这是个错误，现在应由法国方面迈出第一步。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戴高乐高瞻远瞩，冲破美国和西方势力的阻挠，使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

作为首任驻法大使，黄镇深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搞好与法国的关系尤为重要，实际上是在西方社会树立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

黄镇飞抵巴黎后，立即到爱丽舍宫向戴高乐总统递交了国书。会见后，戴高乐说：“我和中国大使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我们都在自己国土沦陷后，领导抗敌战争，以达到最后胜利。我是作家，黄大使是画家。我们很谈得来。”

黄镇到法国后，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在中国使馆举行招待会。黄镇夫人朱霖还拜会了戴高乐夫人伊冯娜·戴高乐，很快打开了外交局面。

6月19日，戴高乐总统要在爱丽舍宫约见黄镇。中国驻法使馆参赞张锡昌说：“巴黎有100多个使团，戴高乐很少主动约见驻外使节。”去爱丽舍宫前，张锡昌对黄镇说：“提不提大楼问题？”

这是黄镇到巴黎后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根据国际惯例，中国外交机构可以接收蒋介石政权驻巴黎“大使馆”办公大楼的产权，但蒋介石政权在与法国断交时，将房子过户给台湾当局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设在巴黎的总部，给中国使馆收回房子制造难题。此外，法国在中国的使馆根据北京市政建设的需要，从东交民巷搬到东郊新馆区。法国迟迟不还旧房子，也想利用台湾“大楼问题”讨价还价。

黄镇摇摇头：“戴高乐第一次召见，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妥当的。”

按预定时间，黄镇和张锡昌到了爱丽舍宫。戴高乐走到门口迎接：

“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

黄镇说：“非常高兴与总统先生见面。”

坐下后，戴高乐说：“我们都是军人，我们一定能谈得来。”黄镇笑着说：“抗日战争中，您在英国组织了‘自由法国’运动，为消灭德国法西斯作出了贡献。”

接下来，戴高乐将话题引到越南、老挝、柬埔寨上来。1954年，法国承认越南、老挝独立。1964年5月17日，美国出动飞机轰炸老挝解放区，两人的话题主要谈老挝一个月来的形势。

从爱丽舍宫出来，黄镇考虑到记者采访问题，就确定说两句话：“戴高乐总统同我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非常得体地表达了这次会见。

在这次会见中，没有提“大楼问题”，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决定。

在法国3年，由于黄镇的努力，中法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黄镇夫妇也与戴高乐夫妇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1967年l月17日，戴高乐总统夫妇在爱丽舍宫举行新年招待会，黄镇大使应邀出席。席间，戴高乐夫人对黄镇夫人朱霖说：“我们夫妇很愿意访问中国。”

朱霖高兴地说：“欢迎总统夫妇到中国访问。”

在招待会上，戴高乐主动对黄镇说：“乔治五世大街大楼的事，我将亲自处理。”

黄镇十分高兴，说：“谢谢！”

3月20日，根据戴高乐总统的指示，法国外交部将蒋介石政权驻巴黎“使馆”办公大楼和另一座“总领馆”大楼的钥匙交给了中国使馆。

在法国3年，黄镇开创了良好的中法关系。中法建立首个战略伙伴关系，并首创战略对话机制；中法首先进行军事合作交流，突破了东西方阵营的禁忌；中国在西方发达国家开设的第一个文化中心落户巴黎；中法首创在两国分别互办文化年，埃菲尔铁塔首次染上“中国红”，随后又互办语言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和法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双方在大国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中法首先在核电、航空航天、交通等领域展开合作，法国企业较早进入中国市场，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1967年7月23日，黄镇回国，没有想到新年招待会是他最后一次见戴高乐总统。

黄镇回国不久，被打成“耿、黄反党集团”。1968年9月，毛泽东指示解放黄镇。

1969年5月19日夜里，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召见黄镇，要求他重返法国，此时戴高乐已经下野。

周恩来与黄镇谈话的第二天，他离京赴巴黎。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由于心脏病发作而猝然去世，时年80岁。

黄镇向国内提出吊唁方案：中国驻法大使馆下半旗一天，以黄镇个人名义致唁电。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发来了世人瞩目的唁电，对这位“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与此同时，天安门下半旗致哀。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尊重戴高乐，除了戴高乐在“二战”中的贡献，还因为在改善中美关系上，戴高乐起了积极的作用。1969年2月，戴高乐曾对尼克松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1970年11月11日，黄镇大使作为中国特使，参加了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葬礼，并代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向戴高乐敬献了8个花圈。

黄镇在任法国大使期间，不仅掀开了东西方两个大国间平等交往、友好合作的崭新历史篇章，也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提供了一个范例。

4、美国总统福特说：“我们肯定要他回去。我们的关系是极好的。”

1973年黄镇以中国首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身份，赴美开展工作，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使黄镇的外交生涯走向了辉煌的顶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美国的外交关系降到冰点。1971年至1972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总统尼克松先后访华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1973年到1977年期间，黄镇担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打开中美大门的出色外交家”。

中美外交关系破冰，基辛格突然访华，要从巴黎渠道说起。通过这条渠道联络的中方代表就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美方代表是沃尔斯特将军。中美双方一共交流了两年，其中秘密接触45次，公开渠道联络53次。长期联络后，美方代表沃尔斯特将军才神秘地来到巴黎的中国大使官邸，与黄镇见面，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在大使官邸，中美双方又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秘密联络，其中，基辛格也通过巴黎渠道4次秘密会见黄镇。在会见中，黄镇以高度的政治敏感、独特的智慧和丰富的外交经验，打开了美国大门，圆满完成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迎来了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

◆黄镇与基辛格。

1973年2月25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中美双方商定，在两国首都互设联络处。这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之前的特殊举措。当时，美国与台湾当局还保持着“外交关系”，并设有“大使馆”。在联络处主任的人选问题上党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时任中国驻法大使的黄镇，被任命为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是周恩来点的将，经毛泽东同意的。

1973年4月12日晚，黄镇赴美上任前，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接见了黄镇，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黄镇：“你从法国调到美国去当联络处主任，是升了官还是降了官呀？”黄镇笑着，没有回答。毛泽东幽默地说：“是升了官，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啊！联络处主任么，chief，元首也是这个词呀！”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升了官”，是指联络处主任定的是正部级。

1973年5月29日，黄镇一行抵达美国。上任伊始，黄镇所面对的情况异常复杂。他决定把与美国政府建立关系作为重点，同时广交各界朋友，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黄镇抵达华盛顿的当天下午就与基辛格首次会面，将一份想会见人员的名单和打算访问地方的清单交给基辛格，征求他的意见。基辛格表示很欣赏黄镇这种“爽朗的办事风格”，并当场告诉黄镇：“你可以会见任何愿见的人”，“可以访问除了核武器试验场以外的任何地方”。基辛格还表示：如果有要事商谈，可以随时找他或者尼克松。

5月30日，尼克松总统接见了黄镇。在此后的一个月内，黄镇频繁与美国高层领导人见面和联络，尼克松、基辛格约见黄镇通报情况达6次之多。

7月6日，尼克松邀请黄镇和夫人朱霖一起去“西部白宫”做客，并且安排总统专机接送。总统专机从华盛顿军用机场出发时，一位安全官员开玩笑说：“黄镇大使，你现在可以拿起话筒给美国三军下命令，像尼克松总统一样。”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黄镇和夫人出席外事活动。

当黄镇夫妇换乘的直升机降落在西部白宫前的草坪上时，尼克松亲自驾驶着一辆打高尔夫球用的小车将客人接进了宅院，而站在门口迎候的则是尼克松夫人佩特。尼克松总统还在与黄镇夫妇的合影照片上亲笔签名：“送给黄镇大使，致以热情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1973年10月，黄镇邀请基辛格到中国驻美联络处做客。同时光临的客人还有众议院议长艾伯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福特和夫人，副国务卿拉什，总统安全副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著名记者艾尔索普、莱斯顿、蔡尔兹和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大使的夫人等30余人。基辛格本来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任何大使馆的晚宴他都不去，认为此例不可开，否则的话“就得跑遍驻华盛顿的150个使馆”。黄镇对此风趣地回答：“我们可不是大使馆，而是联络处。”基辛格也诙谐地说：“对，驻华盛顿的联络处的邀请，我都接受。”此后，基辛格成了联络处的常客。美方还为联络处安装了一部直通白宫的热线电话，礼遇之高，确实是“比大使馆还大使馆”。

1974年8月20日，尼克松已经离任，黄镇携夫人朱霖再次专程去圣克利门蒂看望了尼克松夫妇，转达毛泽东、周恩来对于这位老朋友的问候，表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尼克松先生为打开中美关系所作的贡献。黄镇夫妇的来访，使尼克松夫妇非常感动。

黄镇领导的驻美联络处有力地推动了中美两国经济界的相互联系与了解。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77年6月到11月，国内来美的访问团就达13个之多。美国方面，除了官方，主要是私人公司参加我国春秋两季的广州交易会。在联络处成立之前，中美之间仅有少量的间接贸易。1972年，中美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5600万美元，其中，我国从美国进口为4600万美元，对美国出口为1000万美元。在黄镇离任的1977年，中美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上升到3亿多美元，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额已经增加到了1.79亿美元。

◆邓小平与黄镇夫妇（右）。

黄镇在美国任职期间，正值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四人帮”经常干扰中国驻美联络处的工作，这给黄镇的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1975年“四人帮”到处插手联络处工作，向联络处泼脏水，处处刁难黄镇，使他难以开展工作。

于是，黄镇向国内发了辞职电报，但迟迟没有回音。黄镇又直接发电报转呈毛泽东、周恩来：“根据联络处的某些情况，我也很难继续工作。因此，经过反复考虑，为了不使联络处这一执行主席的伟大战略方针机构的工作受到任何影响，特请求调动我的工作。”

1975年12月，美国总统福特访华。12月2日，黄镇陪同福特总统和国务卿基辛格去见毛泽东。

会见时，毛泽东关心地问起了黄镇辞职一事。黄镇顺口说：“听主席的指示。”毛泽东问福特总统：“你们要不要（黄镇）啊？”福特点头说：“我们肯定要他回去。我们的关系是极好的。”毛泽东断然地说：“那好，我看黄镇还是到美国好。”黄镇点点头：“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又对众人说：“年轻人对他有些意见。这些人不好惹啊，受他们的气啊！”听到这句话，黄镇的委屈和烦恼顿时消除了。回家后，黄镇对朱霖说：“主席真是了不起，他要做我的工作，并不直接跟我说，而是让福特开口……”在毛泽东发话后，黄镇收回了自己的请辞书，和夫人朱霖一起重返驻美联络处，继续工作。直到1977年12月，中央调黄镇回国，任中宣部第一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和对外文委党组书记、主任等职。

黄镇在美国近5年的任期内，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高超的外交艺术、坦诚的处事作风，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外交路线和对美方针政策，广泛结交朝野各界人士，促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为推动实现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黄镇从事外交工作27年，周恩来夸奖他“在外交战线上作出了很好的成绩”。

1989年12月11日黄镇逝世，享年80岁。黄镇1949年底，从事外交工作虽然未能再回到部队，但他逝世后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河北省涉县——原八路军129师总部驻地，算与刘伯承、徐向前、李达等领导和战友们相聚在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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