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上海的公安人员抓了一名有特务嫌疑的六旬老人，随即将他押进审讯室，让他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之前所犯下的罪行。谁曾想这位老人却说：“你们抓错人了，我不是特务，而是共产党员，我还曾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

在场的公安人员听后纷纷震惊，他们见老人一脸认真也不敢多耽误，连忙向上级汇报此事。不久后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当即指示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他说的不错，你一定要妥善处理这件事！”

那么这位六旬老人究竟是谁？他为何会抚养毛主席的孩子？最终的结果又是怎样的？

中央特科里的神秘牧师

这位被误抓的老人名叫董健吾，1892年出生在江苏青浦一个基督教家庭中，1914年考取了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约，宋子文、顾维钧等人都是他的同学。董健吾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先后来到扬州、西安等地担任中学校长，直到1924年才回到圣约翰大学当老师。

“五卅惨案”爆发期间，董健吾曾在圣约翰大学降下美国国旗，挂起中国旗帜。这年9月，董健吾来到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不久后董健吾的同学，同时也是我党地下人员浦化人找到他，并邀请他前往冯玉祥部担任随军牧师。

就这样，董健吾离开上海来到郑州，在和冯玉祥见过面后，两人一见如故，他也顺利留在冯玉祥部当牧师。除了当牧师以外，董健吾还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宣传处秘书长……

冯玉祥十分喜欢董健吾，对他也委以重任，让他当自己的英文秘书。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并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冯玉祥部也开始清除内部潜存的共产党员，令人意外的是董健吾也被列入“清除”的名单中。

董健吾得知后十分疑惑，他忍不住对好友浦化人说：“我又不是共产党，他们为什么要清我？如果我是共产党就好了！”见董健吾对我党的态度如此积极，浦化人十分高兴，并决定发展他为共产党员。

不久后，浦化人又介绍董健吾认识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张景曾。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董健吾的觉悟越来越高，于是在1928年8月，董健吾在浦化人和张景曾的介绍下，秘密加入共产党。

1928年秋，冯玉祥突然收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发来的一封电报：“你的英文秘书董健吾早已秘密加入共产党，请立即逮捕。”冯玉祥得知后十分意外，当即派人请董健吾到家中做客。

董健吾收到冯玉祥的消息后感到十分疑惑，但他还是应邀前往。董健吾来到冯玉祥住所后，冯玉祥热情地招待了他，并请他入席。董健吾越坐越感觉不对劲，一个不小心将酒杯给摔碎了。

冯玉祥却意味深长地说：“只是一个酒杯罢了，不必介意，倒是董先生的身家性命要格外注意了。”说完便将自己收到的电报拿给董健吾看，冯玉祥说：“我知道董先生在我这里帮了我很大的忙，所以……这也算是我们的告别饭，后会有期。”

董健吾此时才知道冯玉祥并不打算逮捕自己，而是要为自己践行，当即放松下来，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对方。冯玉祥被董健吾的身份和想法所震惊到，他不禁感叹道：“你真是一个怪牧师啊！”

后来，冯玉祥送给董健吾200元，并派人将他安全送到上海。

返回上海后，董健吾仍回到圣彼得教堂工作，不久后，上海地下党派互济会的负责人王弼和他联系。在王弼的领导下，董健吾参加了互济会的工作，在此期间认识了潘汉年、李维汉等中共重要人物。

在互济会工作期间，董健吾借助牧师的身份到狱中和被捕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然后由地下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对被逮捕的人员实施营救。董健吾利用自己牧师的身份，救下了不少共产党人。

1929年，董健吾键入周恩来创办的中央特科，是情报科的成员，而他的直接领导则是情报科科长陈赓。中央特科的主要工作就是设立秘密联络点，收集各方情报，营救被逮捕的同志，镇压叛徒等等。

8月，由于叛徒白鑫出卖党组织，导致彭湃、杨殷等人英勇就义。周恩来当即指示中央特科：“一定要抓拿白鑫这个叛徒，将他绳之以法！”随后，周恩来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情报科的陈赓。

陈赓在查明白鑫的行踪后，当即采取行动。董健吾得知这件事后，连忙找到陈赓：“白鑫是我党无耻的叛徒，我请求参加此次镇压叛徒的行动。”陈赓见董健吾态度如此坚决，便点头同意了。

白鑫打算与11月11日去意大利躲避风头，陈赓便打算在他动身前将其击毙。这天陈赓指挥抢手在弄堂里埋伏下来，当天晚上11点，当白鑫在国民党人员的保护下走出来的时候，枪手当即向白鑫射击，随后身亡。

为了检查白鑫是否中枪身亡，假扮成行人的董健吾连忙上前查看，他发现有一颗子弹从白鑫的前额穿过，随后离开……

抚养毛岸英兄弟俩

1930年年底，中央委派董健吾以圣彼得教堂牧师的身份，开了一间名为“大同幼稚园”的幼儿园。董健吾开办这所幼儿园，主要任务是收养失散在江西、浙江等地的革命者的子女和烈士遗孤。

一天，董健吾接到地下党组织的通知，说是让他去法国公国和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接头，要交给他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董健吾来到法国公园后，见到了毛泽民和毛岸英三兄弟。

毛泽民对董健吾说：“这三个孩子是我兄长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孩子，我嫂子在前不久牺牲了，兄长又有要事，这才打算将孩子们送去大同幼稚园。”

董健吾点点头，说：“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

1931年4月，董健吾前往汉口执行任务的时候，毛主席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也在汉口，但非常可惜的是毛岸龙因病夭折。当时大同幼稚园的一名保育员外出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为了防止发生不测，组织决定解散大同幼稚园，毛岸英和毛岸青则由“红色牧师”董健吾抚养。

毛岸英和毛岸青悲惨的身世和遭遇，令董健吾十分心疼，因此在此后的时间里，董健吾加倍关心毛岸英兄弟俩，结下了胜于亲生骨肉的亲情。

由于董健吾夫妇经常外出工作，很难照顾毛岸青兄弟俩，于是经过商量后，决定将他们送到董健吾前妻黄慧光的家中。董健吾和黄慧光虽然已经离婚了，但黄慧光还和公婆住在一起，董健吾对他们的四个孩子也有赡养义务。

毛岸英和毛岸青来到黄慧光家中后，黄慧光对孩子们说：“你们绝对不可以喊他们岸英和岸青，只能叫毛大哥、毛二哥，记住了吗？”当时正处于可怕的“白色恐怖”之下，黄慧光日夜保持警惕，不敢暴露毛氏兄弟的真实身份。

最初在照顾毛氏兄弟的时候，董健吾有牧师的收入，还有上海地下党组织给毛岸英兄弟俩提供的生活费，日子还算过得去。但后来董健吾辞去了牧师的工作，专门从事特科工作，因此生活都要靠党组织发的津贴。

随着我党的处境越来越差，地下党组织不断被敌人破坏，董健吾的补助也越来越少，毛岸英兄弟俩的生活费也被迫停止发放。1933年以后，上海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破坏，董健吾也和上级失去了联系。

在这一情况下，黄慧光对毛岸英兄弟俩越来越差，甚至多次打骂他们。后来，毛岸英和毛岸青再也忍受不了黄慧光的打骂，逃到街上流浪，直到很久后才被找到。

1936年，董健吾和党组织恢复了联系，与此同时他遇到了张学良。由于董健吾之前帮助过张学良，因此当张学良问他有什么要帮助的时候，他说：

“我有个共产党的朋友，但她早已牺牲了，临终前托付我照料她的两个孩子。现在上海时局动荡，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我担心孩子们在上海不安全，所以想送他们出国，不然出了事我死后也没脸去见我的朋友……”

董健吾不清楚张学良的立场和想法，因此没有将毛岸英兄弟俩的真实身份告诉他。董健吾喝了一口水，仔细观察张学良的反应，见他没有表现出异样的神情，便说：“如果方便的话，我希望先生能送他们去苏联求学，这样既能脱离现在的险境，也能充足自己。”

张学良点点头，说：“这点小事不算什么，董先生，等我有空了再和你商谈。”

张学良是一位言而有信的人，这年五六月份，他再次来到上海，随后邀请董健吾到自己的住所商谈孩子们出国留学的事情。张学良说：“我愿意出10万法郎资助孩子们出国读书，至于怎么送他们去苏联，那就都交给我吧。”

董健吾当即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件事，党组织同意了董健吾的安排。不久后，在张学良的安排下，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俩在李杜将军的护送下登上一艘法国轮船。后来和苏联驻法大使馆联系后，苏方只同意让毛岸英兄弟俩入境，李杜等人只好回国。

成为国共两党的秘密特使

1935年下半年以后，蒋介石对日本侵略的态度发生转变，对我党提出的政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他想要和我党合作抗日。于是蒋介石命令宋子文、陈立夫等人多方寻找共产党，宋子文知道姐姐宋庆龄和共产党的关系好，便来到她的家中磋商和中共中央建立联系的途径。

宋庆龄想了想，说：“我认为董健吾这个人就很不错。”宋子文和董健吾是老同学，也欣然同意。

1936年元旦刚过几天，董健吾就来到宋庆龄的家中。宋庆龄先是向董健吾介绍了这一情况，然后拿出一封火漆印封的信说：“董先生，这封信非常重要，还请你立即动身去瓦窑堡，当面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先生。”

董健吾连连点头，说：“还请夫人放心，我一定会完成这项任务。但夫人也知道此事事关重大，如果路上遇到搜查的话，我该如何应付呢？所以我想让夫人给我安排一个合适的身份，方便送信。”

宋庆龄说：“这件事你可以放心，子文已经帮你办好了。”董健吾笑着说：“没想到夫人安排的如此周密，这样我便放心了。”

董健吾回到家后，先是将宋庆龄交给他的密信缝在贴身的衣服上，然后化名周继吾来到西安。他刚下火车，就遇到了自己在圣约翰学校的同学钟可托。由于钟可托是西北禁烟督察处处长，董健吾便来到他的家中居住，也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天，董健吾和地下党员张子华取得联系，张子华的手中刚好有一封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覃振要交给林伯渠的信件，两人便商量一起去瓦窑堡。然而非常可惜的是当时正值寒冬，西安郊外的道路全都被大雪封锁，汽车出不去，步行的话又太远，那么该如何完成任务呢？

就在张子华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董健吾想到了宋庆龄所说的“如果遇到麻烦可以去找张学良将军”，便打算去找张学良帮忙。一番寒暄后，董健吾直奔主题：“张将军，我想借您一架飞机，去陕北苏区附近。”

张学良大吃一惊：“什么？你说什么？”董健吾笑着说：“孙夫人和我都相信张将军的抗日劲头，也知道您是不会杀我的。更何况我这次去陕北苏区也是南京方面允许，蒋委员长同意的。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张将军想要和共产党联手抗日，如果我去陕北苏区的话，是可以帮你们牵线搭桥的。”

张学良哈哈大笑，说：“你可真够大胆的，不但要去共区，还要游说我一起通共。这样吧，这个忙我可以帮你，但我也有一个条件，你也要为我送一封信，给中共的高层领导。”

2月21日，董健吾和张子华乘坐张学良的私人飞机抵达延安。驻守在延安的东北军部队按照张学良的命令，派兵送他们去瓦窑堡。从延安到瓦窑堡的路程并不远，还不到100公里，但由于正值寒冬，大学纷飞，他们足足走了6天才到。

董健吾和张子华抵达陕北苏区后，在林伯渠的陪同下会见了博古。当时，毛主席、张闻天等人正在石楼前线，而周恩来则在清涧刘志丹的27军。董健吾虽然没能见到毛主席、周恩来等人，但却收到了毛主席、彭德怀等人的回电，电报中提到五个条件：

第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一致抗日；

第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第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到河北集中，授衔抵御日军迈进；

第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第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董健吾当即携带这份电报离开瓦窑堡，临行前，林伯渠交给他三枚江西苏区制造的印有镰刀斧头的银币和纸币一套，请他代为转交给宋庆龄，当做纪念。

毛主席评价董健吾：党内的奇人

董健吾不仅护送过密信去陕北苏区，还曾护送过斯诺去延安。

斯诺是一名美国记者，但同时他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著名的国际友人。斯诺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曾听说过这样一段传闻：“中国西北部有一些人有一些战士，他们在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但他们长得却是青面獠牙，但也有人说他们是最和蔼的人。”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斯诺决定去延安看一看。但在当时想要进入苏区是非常困难的，不仅要穿过国民党设下的封锁线，还要应付路上的土匪强盗。

正当斯诺不知道如何去延安的时候，他的友人告诉他：“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去西北，如果非要去的话，我建议你去找孙夫人帮忙。”就这样，斯诺来到上海找宋庆龄，请她帮自己去延安。

宋庆龄笑着说：“我这里刚好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叫董健吾，可以让他送你去。”

1936年1月的某天，董健吾来到宋庆龄的家中，宋庆龄笑着对他说：“最近陕北来信，说是苏区缺医少药，希望能派去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刚好有一位西方记者想去延安看看，报道一下苏区的情况，向全世界人民宣传一下中共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董健吾问道：“那这两个人都物色好了吗？”宋庆龄说：“一个是美国医生马海德，一个是美国记者斯诺。你之前不是去过陕北苏区吗？还和张学良成为好朋友，他也许能帮你的忙，你看怎么样？”

董健吾瞬间明白宋庆龄的意思，连忙说：“孙夫人交代的事情，我一定会完成的！”宋庆龄将联络用的暗语和物件都告诉给他，然后又送给他200元当路费。

宋庆龄在和董健吾见面后，又去见了斯诺，她说：“记者先生去延安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你到西安的一个宾馆里等着，到时候会有一名王牧师去找你，他会帮你们去苏区的。”

宋庆龄为了安全起见，同时也为了保密，还特意拿出一张名片，在上面写了一行英文后撕成两半，将其中一半交给斯诺，并说：“这一半你拿着，到时候见到拿着另一半名片的人，就是送你去延安的人，你跟着他就能完成你的心愿。”

紧接着，斯诺和马海德来到西安的某个宾馆，在里面等待着董健吾。几天后，董健吾来到宾馆，向斯诺和马海德做自我介绍：“你们好，我姓王，叫我王牧师就好，我是孙夫人的朋友。”董健吾说着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而这句话就是他们的联络暗语。

斯诺和马海德异口同声地说：“您就是王牧师？”董健吾点点头，然后从衣服口袋里取出那半张名片，三人这才接上关系。

第三天，董健吾去见了张学良，并将自己此次来西安的目的告诉给他。张学良虽然震惊董健吾的坦诚，但同时也被他的坦诚所感染：“既然是毛泽东先生请来的客人，又是孙夫人托办的事情，那我一定会帮忙的。”

董健吾向张学良提出：“孙夫人觉得最好让两位外国朋友坐您的专机去苏区，这样比较安全。”张学良说：“我最近新换了一位美国驾驶员，如果让他送两个美国人去苏区之后，他很有可能会说出去，很难会保守秘密的。”

张学良建议说：“还是先和西安中共地下党联系，让他们派人来接吧，到时候我可以提供军车，列出通行证，派人送他们去苏区。”董健吾点点头表示同意。

就这样，在董健吾的护送下，斯诺和马海德通过重重封锁线离开西安，辗转抵达延安。

1949年4月，董健吾来到苏州，并说服国民党苏州城防司令厉百川率领两个旅的兵力起义，为解放军顺利包围上海立下了首功。新中国成立后，董健吾并没有找党组织请赏，也没有出任任何公职，而是当个普通的医生，为人民服务。

1955年，董健吾因隐瞒身份帮助党组织查找国民党员，而被上海的公安人员误以为是特务，于是便发生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由于董健吾一直默默无闻地为国家做事，这也导致毛主席并不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后来还是在斯诺的多次提醒下，毛主席才知道董健吾这个人和他所做过的事情。

1960年，毛主席对陈赓说：“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当初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我们党内有两个奇人，一个做过和尚（许世友），一个当过牧师……”

1970年12月12日，“红色牧师”董健吾在上海病逝，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