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夕，林彪和聂荣臻看望兵权已失的毛主席，三人未语泪先流

老覃在前天写了《1933年，红军被围，毛主席想出了一个迅速改变天下局势的奇谋险计》一文，讲的是1933年11月20日，蒋光鼐、蔡廷锴联合起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十九路军向蒋介石发起了反戈一击。

在蒋介石为了应对十九路军而疲于奔命的时候，毛主席提出一个向闽浙赣进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的奇谋险计。

可惜的是，博古在军事上一昧依从军事顾问李德，无情地拒绝了毛主席的建议。

老覃还在昨天写的《博古利用张闻天架空毛主席，张闻天却说：我对毛泽东此人不感兴趣》一文中提到，博古还挖空心思地架空了毛主席，使毛主席无事可做。

193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中央政府各部机关搬迁到了云石山下时，毛主席住进了云石山上的古寺里。博古还安排张闻天到云山古寺里“监视”毛主席。

出乎博古意料的是，他眼中的“坚定的战友”张闻天，通过和毛主席短时间的接触，很快就成为了毛主席的铁杆粉丝。

这使毛主席在失意落寞中有了些许的慰藉。

1934年1月23日，由于红军见死不救，第十九路军最终土崩瓦解，“福建事变”的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纷纷亡命海外。

蒋介石拭擦干净上屠刀上的鲜血，狞笑着，把刀锋转向了已经改称为中央红军的红一方面军。

1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第5纵队罗卓英部4个师，分左右2路进驻樟村和横村，目标摆明了是要夺取战略重镇建宁。

1月27日，罗卓英部又进占了战略要地邱家隘和寨头隘。

另外，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兵力进行了重新布署，其中的东路军改由入闽镇压福建事变的部队组成的，担任东路军总司令的是蒋鼎文。

这东、南、西、北四路大军，除了罗卓英的北路军进展神速之外，其他各路军都在有条不紊地按照“碉堡战术”稳步推进。

在国民党军步步为营的强大攻势下，博古、李德等人惊慌失措，一改之前的军事冒险主义，变得胆怯和保守起来，既不敢跳出敌人的包围外实施无后方的游击袭扰战，也不敢采取以往几次反“围剿”屡试不爽的的诱敌聚歼之策，采取的是保守的防御方式，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其结果是处处被动，处处受制于敌，根据地日蹙缩小。

1934年3月下旬，国民党东路军和北路军已在闽赣边的德胜关合龙，对中央根据地形成了合手即拿之势。

林彪忧戚于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陷落在即，于1934年4月3日以《关于5次反围剿之战术问题》为题，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重提毛主席一贯主张的运动战。

但李德仍然在兜售他的“短促突击”战术理论，在4月份的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上发表了《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一文。

李德后来还蛊惑林彪写了一篇《论短促突击》，说是“迷惑敌人的需要”。

不管李德吹得如何天花乱坠，4月28日，广昌之战失利了。

彭德怀气得大骂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5月3日，李德在离开广昌返回回瑞金的路上提出了准备退出中央根据地的主张。

5月5日，博古将该主张电告共产国际批准。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为红军的转移做各种准备了。

在7月中旬，毛主席接受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

毛主席以为这是中革军委准备要运用他的战法对付敌人，就在云石山古寺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呕心沥血写成了近3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

实际上，这本书就是为中央红军大转移准备的，书名后来被改为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印发到了各部队中。

9月初，中央红军各路高级指挥员接到通过，全部返回瑞金，说是要布置新的命令。

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主力中的主力，林彪和聂荣臻因此受到了周恩来的单独召见。

周恩来含糊其词地告诉他们，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却没有透露转移的方向，要求他们先带领红一军团先到兴国阻击敌军，到时再另行通知。临别前，还一再叮嘱他们要保守秘密，不能向下级透漏半点口风。

林彪和聂荣臻告别了周恩来后，想到要放弃这个流尽了千万红军血汗的根据地，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去看一看已经失掉了军权的毛主席。

毛主席被迫离开了领导岗位后，处于人生的低谷，门可罗雀，心境苍茫。

他后来回忆起这一段艰难的处境，无限悲凉地说：“那两三年，我房子的门口鬼也没有一个。没有人敢找我，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

可想而知，当林彪、聂荣臻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是何等的欣慰，何等的兴奋。

他伸出两只大手，一只手拉着林彪的右手，一只手拉着聂荣臻的左手，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彼此都不愿先松开，三双眼睛互相对望，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眼眶里很快就溢满了泪水。

老覃在多年前写过《怀玉山悲歌——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殒灭全过程》一文，文中提到， 以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为了中央红军能顺利实现战略转移，于1934年7月上旬决定派出两支远征军打到外线去。这两支远征军的任务有两个：“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负责探路的这第一支远征军叫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七军团长寻淮洲、参谋长粟裕率领，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北上皖南。

粟裕在解放战争后期与林彪有“一时瑜亮”之称，但他在长征前夕就这样远离了毛主席，远离中国革命战争的中心战场，命运多蹇，九死一生，让人悲叹。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粟裕能像林彪一样始终伴随在毛主席身旁，总能得到毛主席的耳提面命，那他的军事成就一定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