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故事：吉鸿昌

原创/黄朝耕

话说1934年11月9日，在天津法租界的国民饭店45号房内，四个人正在打麻将。只见这4个人一边打牌，一边还低声商量着什么。在45号房对面的房间里，几个国民党军统特务正鬼鬼祟祟地盯着45号房。而在国民饭店后门路边，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则躲在汽车里遥控指挥着。这4个打麻将的人是谁，又为什么遭到军统特务的监视呢？

吉鸿昌

原来，这4个人分别是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任应岐、李宗仁的代表刘少南，以及一个叫李干三的人。这四个人打麻将是假，秘密商议反蒋抗日是真。而那几个军统特务也不只是监视他们这么简单，他们是要对这4个人中的吉鸿昌实施暗杀。

吉鸿昌，字世五，1895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3年秋天，不满18岁的吉鸿昌弃学从戎，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1926年升任旅长，1928年任师长。1929年升任军长兼宁夏省政府主席。1930年，参加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爆发的中原大战，任冯玉祥军第3路总指挥，于陇海路正面大败陈诚。兵败后被蒋介石收编，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防区在河南潢川、光山一带，执行剿共任务。

受父亲影响，吉鸿昌从小就很有正义感，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极端愤慨。他极不认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经常对部下说：“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还给中央苏区写过信，表示决不与红军打仗。1930年5月，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部到安徽金家寨围剿红军，并派冷欣为特派员驻吉鸿昌总部监视，而吉鸿昌拿定主意就是不打内战，以养病为由去了上海。

在上海养病期间，吉鸿昌与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化装到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于是吉鸿昌就想在潢川组织部队起义参加工农红军，但没有成功。蒋介石发现吉鸿昌有“谋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军职，迫使他以考察军事为名出国考察。

在国外，吉鸿昌通过接受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斥责英国纵容日本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在德国时，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进行访问，遭到国民政府驻德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悲愤之下，吉鸿昌写了这样一首诗：“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2月28日，吉鸿昌回国返抵上海。他通过原西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上海党组织接上关系，不久返回天津，与天津的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4、5月间，日军越过长城，进逼平津，并侵占察哈尔省多伦、沽源等地。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准备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内忧外患，华夏大地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共产党员吉鸿昌、冯玉祥、方振武等人联络各地要求抗日的武装力量，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正式宣告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同盟军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张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共同抗日。

吉鸿昌

历史资料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得到全国各界的拥护和支持，许多群众团体、社会名流以及高级将领纷纷致电冯玉祥等表示心声。中共不仅发动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地大批学生和青年，到张家口去参加抗日同盟军，还把自己领导下的蒙古人民抗日武装纳入同盟军序列。短短的时间内，从东北、热河、察哈尔赶来的十几万军队云集在同盟军的旗帜之下。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失去政治地位，处于隐居状态。他激于民族大义，决定和中共合作，到察哈尔组建一支义勇军，抵抗日军。西北军虽然在中原大战后已经瓦解，但是冯玉祥利用在西北军旧部中的影响，振臂一呼，就有大批旧部投入其麾下，所以同盟军的力量非常强大。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于1933年6月20日开赴张北抗日前线。出征之前，吉鸿昌做了战前动员，还作了一首《报国杀贼》的短诗：

有贼无我，有我无贼。

非贼杀我，即我杀贼。

半壁河山，业经改色。

是好男儿，舍身报国。

开赴张北抗战前线的同盟军将士作战异常英勇，仅用了3天时间，同盟军就接连收复康保、沽源两座县城。7月1日，同盟军进攻宝昌，在同盟军的迅猛攻势下，守城的伪军弃城逃往重镇多伦。

多伦是察东重镇，是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省之间的交通枢纽。日军攻占热河后，由关东军镇守此地。攻打多伦这一战是同盟军首次遇到日本关东军。守城的部队包括关东军骑兵第4旅团3000多人，建制完整的伪军李守信部6000多人，再加上溃逃而来的伪军，还有炮兵部队，防御力量十分强大。日军在城外修筑了32座碉堡，用交通壕连接，作为外围阵地，用伪军驻守。同时，在丰宁一带，还有关东军第8师团做为外援。所以说，进攻多伦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在强敌面前，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并没有退缩。1933年7月4日，同盟军开始进攻多伦，战斗三天，日伪军逐渐松懈。7日，吉鸿昌下令总攻，同盟军邓文部、李忠义部、张凌云部同时发起猛攻，吉鸿昌也亲临前线督战，一举攻破多伦外围阵地。日伪军被迫退回城内。同盟军暂时休整。到12日，在一批装成回民商贩进入城内的同盟军士兵的配合下，突然发动全线进攻。同盟军爬城三次，终于攻入城内，与日伪军白刃格斗4个小时后，日伪军终于不支，从东门突围，向关东军第8师团靠拢。至此，察东4县全部收复。

同盟军战绩很辉煌，但连续作战，弹药物资缺乏，已经没有继续进攻的能力了。再加上国民政府不承认同盟军的合法地位，禁止任何团体、个人接济同盟军，又命令晋绥军集中于山西北部，西北军和中央军集中于冀北，作军事围剿准备。

8月8日，关东军分两路入侵察东，北路攻多伦，南路打沽源，吉鸿昌率部奋力抵抗，暂时迟滞了日军的攻势，但局势日益严峻。冯玉祥在国军及日军的双重压迫下，通电结束抗日军事行动，取消同盟军总部，离开张家口。吉鸿昌、方振武等按照中共河北省前线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将队伍转移到张北。9月10日，吉鸿昌、刘桂堂、方振武会同原热河失陷后失势的汤玉麟，在云州整编队伍，决定公开对抗国民政府。改名为“抗日讨贼军”，宣布一边抗日，一边征讨蒋介石这个“贼”。整编后，讨贼军6千多人南下进攻北平。国民党北平驻军在受到偷袭之后反攻，将吉鸿昌部逼退至当时国军、日军驻地的中间地带，国军与日军达成一致围攻其残部。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同商震谈判。不料，蒋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

在吉鸿昌被押送去北平的路上，负责押送的士兵很同情、崇敬吉鸿昌。当押送的汽车刚刚离开驻地五六里地，押送的士兵闭目装睡，故意给吉鸿昌留个逃走的机会。趁这工夫，吉鸿昌和随从跳车逃跑，秘密前往天津。

逃到天津后，吉鸿昌被迫转入地下，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34年5月，吉鸿昌、任应岐、宣侠父、南汉宸等人联络抗日人士，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吉鸿昌还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反法西斯大同盟”成立后，全国爱国志士纷纷响应，并派代表到天津联系，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仇视和注意。蒋介石对坚持抗日的吉鸿昌是恨之入骨。他一方面责成国民政府发出通缉吉鸿昌的紧急命令；一方面命令军统暗杀吉鸿昌。这才有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当时，特务们已经暗中侦查清楚了吉鸿昌所坐的位置。巧的是，在特务们行动之前，吉鸿昌他们打牌正好打满四圈，搬庄换门，刘少南换到了吉鸿昌的位置。这时候特务们冲进屋内，对着之前吉鸿昌所坐的位置举枪就射，刘少南中弹当场死亡。吉鸿昌与特务展开搏斗，受了伤。特务们见势不妙，仓惶逃走。

暗杀不成，与军统特务相勾结的租界工部局便逮捕了吉鸿昌和任应岐等人。为置吉鸿昌于死地，蒋介石派孔祥熙和宋美龄由绥远来到天津，拿公款向租界行贿，将吉鸿昌引渡到北平军分会。蒋介石下达了“立时处决”的命令。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以多次煽动兵变的“叛国罪”，和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叛党罪”，判处吉鸿昌枪决。11月24日，北平是大雪纷飞。吉鸿昌在刑场上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捡起一根树枝，在雪地上挥手写下了荡气回肠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写完之后，从容就义，时年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