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毛主席问邓小平：我死后中国会是什么样？他的回答令主席满意点头

1973年8月，毛主席问邓小平：“我死之后，中国会怎么样？”

如今站在上帝视角再次回顾这段对话，仿佛是两代核心的一次“政考”。

对于邓小平，毛主席抱有很高的期许。

此前，在酝酿第八届中央领导机构名单时，毛主席曾希望过邓小平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职。

对于这样的人事安排，邓小平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不愿意做总书记，不是干不好，是怕不顺。”

邓小平的担心不无道理。彼时，不论是资历还是威望，刘少奇与周总理皆在邓小平之上。在他看来，总书记一职由这二人担任才是众望所归。

对此，毛主席反驳道：“小平同志说不顺，我看可以宣传宣传嘛，如果大家都赞成，那就没有什么不顺了。”

毛主席在做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工作时，风趣地说：“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

据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回忆，中共八大召开期间，中央书记处开了一次碰头会，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劝说邓小平出任中央总书记一职。

他当时就坐在会议室门口，以防刘少奇找他要文件。屋内说话的声音很大，他在外面都听得非常清楚。

当时邓小平的声音比较大，一再谦让推辞：“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

毛主席说：“我们就好比是医生，书记处相当于是护士站，你就是护士长，你还是我们的助手嘛！”

随后周总理说道：“毛主席的比喻很形象！”

接着，毛主席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

其他几位参会的中央领导也帮着动员邓小平。

这时，刘少奇说话了：“主席，我看就这样定了吧！”

“好，定了！”毛泽东一首肯，其他同志也一致表态说：“定了！定了！”

随后，邓小平没有再推辞。

毛主席有意识将邓小平安排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不仅仅是锻炼他的工作能力，在处理重大问题时，也方便两人随时交换意见。

在中共“十大”后不久，毛主席为了考验邓小平与王洪文，问了两人一个同样的问题：“我死后，中国会发生什么情况？”

王洪文本能的回答：“坚决贯彻主席的革命路线。”

毛主席没有表态，接着转头看向邓小平，又将同样问题抛给了他。

邓小平回答道：“我们可能会重蹈覆辙。”

这是典型的“邓氏回答”，正视问题，言简意赅。

两个聪明人交谈，无需多言。当毛主席提出问题的一刹那，邓小平已经明白主席的所思所虑。邓小平的回答也是直切要害，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军队。

毛主席满意点了点头，这次“考试”结果显而易见。

此后，毛主席决意重新启用老干部，并亲自着手掌握军队情况，毛主席最先想到的是叶剑英元帅。

毛主席深知，要想促成军队改革，非铁血手腕而不成。

1973年12月，毛主席开始依靠手腕更强硬的邓小平去处理军队事宜，帮助他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毛主席问邓小平：“自从1955年军队改革后，各大军区的司令员们基本就没怎么动过，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呢？”

邓小平先是一怔，随后陷入深思。毛主席也不催促，耐心坐在一旁，等待着他的答案。

片刻之后，邓小平起身将他身前的茶杯与主席的茶杯对换了一下，随即看向毛主席，牙关紧闭。

毛主席会心一笑，用手指了指邓小平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两次简短的谈话，邓小平先是点出了问题，而后又给出了解决方案。

也许毛主席早已胸有成竹，但是听到邓小平的回答，必然会更加坚定信心。

1973年12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上，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政治局与军委近期的表现：“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这怎么行？要改，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政治局来开会，当面给你们吹吹风……依我看，军委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毛主席的一番话，如同一记闷棍，打在了政治局委员们的身上，委员们默不作声，聆听着主席的教导。

毛主席见状，缓和了一下语气，又抛出了一个更令委员们震惊的话题，他说：“有件事我考虑很久了，我认为大军区的司令员还是调一调的好。”

碍于会场纪律，他们虽然没有惊呼，但从委员们放大的瞳孔就可以看出，这个决定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毛主席看向叶剑英说道：“这件事叶剑英同志是赞成的，开会前，我还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询问了他们的意见，他们也是赞成的。”

不等委员们讨论，在毛主席的建议下，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一同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主席的用意很明显，希望以这首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崇高道德理想以及高洁党性的歌曲，唤醒委员们朴素的革命主义情怀，浇灭心中那蠢蠢欲动的私欲。

唱完歌，他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讲：“全国每一个军区都需要调换，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但凡有一个人不一致都是不行的。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好，一呆就是二十几年，搞久了油了呢! 会出现消极因素。”

随后，毛主席又在会议上提出邓小平重新工作的事，他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当军委委员，主持大军区司令调换的事宜。”

15日，为了帮助邓小平顺利展开工作，毛主席在和有关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再次提及此事，他说：“我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已经下发了通知，请他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原本我想在政治局增加秘书长一职，你邓小平既然不要这个虚名，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隔天，毛主席又召见了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的负责人进行谈话，期间毛主席说道：“我们现在给你们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也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了。他呢，你们有些人怕他，但是他办事比较果断，这一点我觉得很好。”

他又面向邓小平说：“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毛主席之所以点邓小平的将，有两个原因。第一，凭邓小平的资历，完全可以震慑住各大军区的司令员；第二，邓小平做事风格虽然强硬，但为人一向公允，不会对他人打击报复，这样可以上军队高层松一口气。

任命邓小平后，并没有明确叶帅和邓小平两人谁排名在前。但两人相互尊重，在与军区司令员开展工作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12月22日，毛主席把各大军区司令员、军兵种主要领导召集在中南海，正式宣布对调命令。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具体细节如下：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

这看似简单的对调，其中却大有学问。

沈阳军区的陈锡联将军与北京军区的李德生将军对调速度是很快的，这两位将军负责的属地不但相连，而且李德生将军和陈锡联将军还同属于二野，相互熟络，换到新工作岗位更是得心应手。

负责南京军区防务的许世友将军，与广州军区的丁盛将军作战风格与处事原则上同样是雷厉风行。

让这两位对调工作，表面上是让两位老将军换了新地方，但大家风格差不多，管理军队的风格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曾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老部下，二人彼此之间不但心意相通，更是清楚各自的秉性。

福州军区的韩先楚将军是直面台湾地区的，为了防范蒋介石在台湾地区搞动作，压力是很大的，与兰州军区的皮定均将军进行对调后，在相对稳定的兰州军区可以帮助他调养身体。

会议结束后，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各军区司令员要在10天内到达新的工作岗位，并且按照规定，每位司令员的随行人员不得超过10人。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这一件棘手的问题，在邓小平压阵的情况下，完成得十分出色，没出现任何问题。

1975年1月14日，邓小平在听取总参谋部三位副总参谋长汇报时，就军队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军队干部互相调换，主席已经说了很多年了，目前还没有执行到位。省军区、大军区、军兵种的干部，都要互调。干部要换换地方，部队也要换换地方。总参、总政要搞个计划出来。”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军队多年来未解决的症结得到了改善。

多年之后，邓小平在回忆起那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指出，“那次对调是必然性的。”

这次对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也是毛主席经长久酝酿后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治军、治国举措。

实践证明，这一举措有力地保障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队的绝对统一领导，对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稳定作用，也为以后军队高级干部交流制度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此次军队改革，也充分证明了邓公确实是一个“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非凡帅才。

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都带领着全中国的百姓走向了辉煌的阶段，是他们让中国人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也是他们为中国创造下了光明灿烂的未来。

不论是毛主席还是邓公，两人皆有“心怀天下，兼济苍生”的志向，再加上长期并肩作战，所以两人彼此心意相通，这才有了主席的那句感慨——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