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一国军少将投诚，告诉解放军：我24年入党，你可以问潘汉年

1949年5月27日，这一天解放军上海军管会代表顾准正和同事谢祝柯和朱如言一起在上海财政局和旧政权的官员进行工作交接。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将让他震惊不已。

国民党伪上海财政局局长汪维恒要求和他单独谈谈，顾准此前早已对此人有所了解。国民党军少将军衔，地主家庭出身，陈诚的心腹，他要和自己说什么呢？

进入办公室后，关上门，汪维恒低声对顾准说：“我也是党员，1924年就入党了，有些事情你可以问潘汉年”

话音刚落，顾准大吃一惊，眼前的这个国民党军少将党龄竟然比自己还长！

汪维恒到底是谁？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秘密呢？

1896年，汪维恒出生在浙江诸暨县牌头镇汪家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18年，汪维恒离开家乡前往上海，为的是追求新的思想，学习新的知识。在上海，他考上了上海法文翻译学校。

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风云动荡，汪维恒身处上海，接受到大量的时政信息，他不禁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深深忧虑。时间一长，他觉得只是学一门外语，或许可以让自己安身立命，但是却对国家民族帮助太小太慢。

1919年，汪维恒果断地投笔从戎，考上了北京军需军官学校。1921年，汪维恒毕业回到浙江慈溪从军。在浙军之中，他先后担任营、团军需官。

在浙军这段时间里，汪维恒接触了共产党人张秋人。两人交往密切，经常通信，在张秋人的影响之下，汪维恒的思想日趋进步。

1924年，汪维恒等四人在张秋人的介绍下，在上海正式入党。而这4个人是宁波地区最早的4名党员。

1925年，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背景下，经组织决定，汪维恒跨党加入国民党。

1926年，浙军起义，但是被北洋军击败。军队败退之际，汪维恒脱离浙军，回到了老家诸暨。此后他以国民党浙江台州区党务特派员的身份，在台州等地整顿国民党基层党务。与此同时，汪维恒还肩负着组织安排的秘密任务，在浙江一带发展我党党员，建立党组织。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我党在浙江一带的党员和左派人士或死或逃，党组织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上级的安排下，汪维恒以小学老师做掩护，先后担任宁波地委团委书记、诸暨县委组织部长。

1928年，诸暨县委秘密筹划发动武装起义。可不巧的是，一位党员在练枪时不慎走火误杀家人，暴露了整个起义计划。

情急之下，诸暨县委不得已迅速安排人员分散撤离。而汪维恒尊重县委书记金城的指示，前往南京利用老关系打入国民党军进行潜伏，等待组织的唤醒。

临行之前，金城握着汪维恒的手说：“放心，组织上一定会找你回来的！”

汪维恒为了显示自己革命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在此时把自己名字改为“维恒”。其中含义不言自明，就是要抱定一颗红心等待组织。

汪维恒原本想少则数月，多则一两年，组织上就会找到自己。可是没想到这一等，他就等了十多年。

奉命潜伏的汪维恒找到自己老上级陈良，在陈良的安排下，他先去国民党军需署经理法规研究所学习。学了三个月之后，汪维恒又到中央军校总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任少校军需科长。

淞沪抗战时，汪维恒跟着87师踏上抗日战场。虽然军需官不用上阵杀敌，但是汪维恒工作能力很强，把军需供应安排得清清楚楚，加之为人清廉不贪腐，很受人欢迎。

汪维恒在军中名声很好，清廉正直，和其他国民党军官格格不入，这自然引起了地下党的注意。恰好此时南京地下党组织的史永（原名沙文威）早年搞学运的时候，认识汪维恒。史永知晓汪维恒此前有进步倾向，但是并不知道汪维恒的党员身份。

史永经过几次试探，觉得汪维恒有争取的可能，于是向他提出能否帮助我党做些事情。汪维恒以为是组织上派人找自己，果断地答应了；而史却以为汪维恒是个开明人士，并不知道他是受命潜伏。

这个历史乌龙存在了很多年，一直到后期金城证实汪维恒的身份才得以消除

就这样，汪维恒利用自己在军需岗位上的特殊性，源源不断地向组织上传递了不少国民党军的情报。

此后汪维恒跟着胡宗南去了西北，汪维恒便继续潜伏在胡宗南身边。不仅如此，他还发展了自己的弟弟汪益堃。1942年，兄弟两人共同填写了入党申请书。兄弟二人的入党申请书交由八路军红岩办事处主任钱之光上交，但后来八路军办事处撤离匆忙，二人入党申请书不得已被迫销毁。

1943年，蒋介石秘密下令，让胡宗南派军袭击我陕甘宁边区。

敌人的行动虽然保密度极高，但是大军调动，军需要跟上，正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作为军需负责人的汪维恒敏感地发现了这一异常。

情况紧急，汪维恒迅速将这一情报传递给了钱之光，并且汇报了西北各省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情况。加之我党从其他渠道获悉了同样的情报，八路军得以提前准备。

而蒋介石发现八路军已经有所准备，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计划。

抗战胜利后，汪维恒回到南京，出任联勤总部副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而他的联络人又变回了史永。

内战爆发之后，汪维恒将他掌握的各项情报通过史永传递给组织，“汪维恒--史永”这条情报线为我军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比如大别山战役，汪维恒将蒋军人数，部队番号，进攻路线和出兵日期全部迅速传给我军；

再比如辽沈战役，汪维恒利用去河北东北考察军需工作的机会，收集了大量情报。辽沈一战后，我军对战况汇总后发现真实情况和汪维恒的情报几乎一致。

另一方面，汪维恒在敌人内部的仕途也很顺利。他得到了陈诚的赏识，被陈诚视为心腹之人。陈诚在东北战事不利，被迫卸任参谋总长等职务后，蒋介石任命其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

陈诚去台之后，很快就把汪维恒调到台湾，任命其为台湾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供应局局长，负责国民党军败退台湾后的军需后勤供应。

去台湾，说实话汪维恒犹豫过。潜伏敌营这么多年，眼看就要迎来胜利的曙光，如果去了台湾，自己势必要继续潜伏下去，全家人很可能都回不来。

潜伏敌营20年，每一天都是在刀尖上行走，这样的日子不是谁都可以一直过下去的。汪维恒也期望自己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到组织，不用再担惊受怕地潜伏。

但是他也深知国民党军在台湾各项部署情报对于我军有很大的意义，组织上也同意他赴台， 但一旦接到新的命令，汪维恒就应立即撤离台湾。

经过深思熟虑，汪维恒带着全家一同前往台湾。而在差不多时间，组织上还派了一名同志前往台湾，做他的联络员。这名同志叫 许汉城，和汪维恒同一批入党，就是宁波最早的4名党员之一。

汪维恒到台湾后，陆续通过许汉城向组织上传递了很多情报，甚至包括美军顾问团在台湾活动的情况。

很快，国民党军在大陆兵败如山倒，汪维恒在台湾每天都秘密收听我党电台，随时准备新的指示。

1949年春天，在台湾的汪维恒突然收到一封大陆来信。写信的人就是史永，光看信的内容无法是朋友间的叙旧和挂念，但是信中的一首诗却是约定好的撤离暗号。

汪维恒内心狂喜，但是很快又发起愁来。

因为这个时候的他实在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带着全家回大陆。

或许是汪维恒运气好，他所供职的供应管理局因故解散，陈诚又养病去了，他就以母亲病重为由，向陈诚说要回大陆。

陈诚听罢，自然是劝他不要回去，说大陆局势危急云云，又派夫人来相劝。为了不让陈诚起疑心，汪维恒只好把全家留在台湾，自己只身一人先回大陆。而家人则在1949年5月初有惊无险地回到了上海。

陈诚见挽留不成，只好让汪维恒担任驻沪淞沪区补给区副司令。恰好此时上海市代理市长是汪维恒的老上级陈良，陈良很高兴汪维恒能在此时回来，又让他担任了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银行董事长。

汪维恒回到上海以后，却暂时和史永失去了联系。汪维恒便耐心地继续潜伏下来，利用工作之便，他自行开始了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保留封存档案，阻止大量资金外逃。

汪维恒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一封档案就是上海的《征收房捐依据图》。这封图清楚地标出了上海各个街区的楼房面积和结构，它能够得以保存，对上海解放后的市政建设起到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他多次劝说陈良不要和人民为敌，更以财政亏空为由，不给汤恩伯修工事拨款。

上海解放之后，汪维恒以“投诚”的名义和我军人员接触，也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因为此前组织上交待他，必要的时候可以联系潘汉年来证明他的身份

顾准震惊之余，迅速找到组织上核实了汪维恒的身份。他不禁对眼前这名潜伏敌营20多年的同志肃然起敬。

解放后，汪维恒历任上海市直接税局、地政局、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局长等职务，1971年病逝。

汪维恒能够在敌营潜伏20多年，正是因为他心中那股红色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的革命之火从来没有熄灭过。

他知道，组织上一定会来找他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