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吉飞“科技与狠活”，聊聊对科学的误解

科学等于正确吗？

很多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当然等于正确啊。在我们平常的语境里，我们称赞某个东西的时候，经常说这个东西“很科学”，在这样的语境中，科学当然被假定就等于正确。

但是只要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知道科学不等于正确。

因为科学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进步的时候肯定就把前面的东西否定掉了，前面那些被否定掉了的东西，今天就被认为不正确。比如，我们以前认为地球在当中，太阳围着地球转，后来我们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再往后我们又知道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还知道地球绕日运行也不是圆周运动而是一个椭圆，再后来我们又知道椭圆也不是精确的椭圆，它还有很多摄动，如此等等。由于科学还在发展，所以你也不能保证今天的科学结论就是对客观世界的终极描述，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知道这不是终级描述。以后科学还要再发展，未来的结论中我们今天的认识又不对了，或者退化为一个特例——比如牛顿力学退化为相对论效应非常小的情况下的特例等等。旧的结论总是被新的结论取代，那么那些被取代的东西，它们是不是还算科学呢？

提出“科学不等于正确”的时候，肯定会遭到很多人的反驳。其中一种反驳的路径是，要求把被今天的科学结论取代了的部分从科学中拿出去，所以说托勒密的天文学现在就不是科学，因为它不正确。但是如果遵循这种路径，那么哥白尼也不正确，也不是科学，牛顿也不正确，也不是科学。为了保证自己逻辑自洽，一旦宣称托勒密不是科学，你就必然宣称哥白尼、牛顿、开普勒、伽利略等等都不是科学——只要有一点今天认为不正确的东西，它就不是科学。那么科学还剩得下什么？就剩下爱因斯坦勉强站在那里。但是谁知道呢，说不定哪天又有一个新发现，爱因斯坦又不正确了，那么他又会被从科学殿堂里踢出去了。

要是这样的话，科学就将不再拥有它自身的历史，只存在于当下这一瞬，此前一秒钟的都不是科学，这样的话就整个否定了科学自身的历史。所以这个路径是走不通的。

我们当然要承认以前的东西是科学，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科学，主要不是看它的结论正确与否，而是看它所采用的方法，和它在当时所能得到的验证。用一个通俗的比方，就好比是做作业：老师布置了10道作业，你做错了3道，做对了7道，你把作业交上去，老师得承认你完成了作业，不能说你只完成了70%的作业，还有3道题目不是作业。做错了的题目还是作业，被我们放弃了的理论和结论仍然是科学，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们的科学资格不能被剥夺。

那么下面这个说法就也能够成立：“正确对于科学既不充分也非必要。”就是说有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它是科学，还有一些肯定正确的东西它不是科学。这很容易举例，比方说今天晚上可能下雨也可能不下，这样的话就是肯定正确的，但没有人会承认这是科学，所以很多正确的废话都不是科学。

我们还要看一下哥白尼学说胜利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某一种理论被我们接受，并不一定是因为它正确。

我们以前被灌输的一个图像是这样的：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一旦客观世界的规律被我们掌握，我们就能描述这个世界，甚至还能够改造它；科学的胜利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向我们展现一个又一个正确的事例，最后我们就接受它。

但是实际上我们考察科学史的例子就能看到，在很多情况下，科学不是因为它正确才胜利的。哥白尼的事例是许多科学哲学家都分析过的——当年库恩等人都在哥白尼身上花了很大工夫，拉卡托斯也是这样，因为这个例子很丰富，从中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来。

哥白尼提出他的日心学说，为什么很长时间欧洲的科学家都不接受呢？这是因为他的学说有一个致命弱点——人们观测不出恒星的周年视差。而从日心学说的逻辑上说，恒星周年视差一定是存在的。哥白尼的辩解是它太小，我们观测不到。这个辩解是正确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望远镜，观测仪器确实观测不到。后来是直到1838年，贝塞尔才第一次观测到了一颗恒星（天鹅座61）的周年视差。因为那时候望远镜都已经造得很大了，才终于观测到了。

按照我们以前关于正确的图像，显然哥白尼学说要到1838年才能够被学者们接受，因为在此之前他的理论有一个致命的检验始终不能证实，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学说。然而事实上哥白尼学说很早就胜利了，比如开普勒、伽利略都很早就接受了哥白尼学说。为什么他们会接受它呢？当这个学说还没有呈现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所谓“正确”的结果来时，为什么它已经胜利了呢？

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古希腊文化末期哲学流派，对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在库恩等人考证，这是因为新柏拉图主义。哥白尼也好，开普勒也好，这些人都信奉哲学上的新柏拉图主义——在这种哲学学说里，太阳被认为是宇宙中至高无上的东西。因此他们出于这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不等哥白尼学说被证实为正确，就已经接受它了。

这个例子确实可以说明，科学和正确的关系远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些东西也并不是因为它正确才被接受的。

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吗？

很多唯科学主义者辩解说，我什么时候说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啊？我从来没这样说过啊。但是他其实是相信的，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也相信这一点。我们最多退一步说，只要给我们足够长的时间，科学技术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承认今天还有一些科学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它明天可以解决；如果明天它没有解决，那么后天它可以解决；后天它还不能解决，也不要紧，它将来一定可以解决。这是一种信念，因为科学已经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物质上的成就，以至于我们相信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这个说法也可以换一种表述，说科学可以解释一切事情：只要给我足够长的时间，我就可以解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这和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上是一样的。

归根到底，这只是一个唯科学主义的信念。这个信念本来是不可能得到验证的，实际也从来没有被验证过。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个信念是有害的。

因为这个信念直接引导到某些荒谬的结论，比方说已经被我们抛弃了的计划经济，就是这个信念的直接产物。计划经济说，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社会的全部需求，还能知道我们这个社会的全部供给，我们科学计算了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就能让这个社会的财富充分涌流，它既不浪费也不过剩又不短缺——以前搞计划经济的人的理论基础就是这样的。结果当然大家都知道了，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是贫困，是落后。

阐述唯科学主义和计划经济关系的著作，最好的就是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半个多世纪前，理性滥用还远没有今天这么严重，但那时他就有先见之明，而且对于唯科学主义会怎样导致计划经济，再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专制集权等等，已经都根据苏联的材料非常准确地预言了。

哈耶克，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科学是的知识体系吗？

科学哲学早已表明，归纳推理是一个在逻辑上无法得到证明的推理，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得不使用它，但是我们知道它并不能提供一个完备的证明。因此，科学即使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在现有的阶段得分非常高，并不能保证它永远如此。况且这个得分的高低，涉及评分的标准，其他学说、其他知识体系的价值怎么评价，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并不是由谁宣布一个标准，大家就都会照着做。

那么，为什么相信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呢？

除了类似于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归纳推理之外，它还有一个道德上的问题。

因为我们以前还描绘了另外一个图景，我们把科学家描绘成道德高尚的人：他们只知道为人类奉献，自己都是生活清贫、克己奉公，身上集中着很多的美德。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科学家也是人嘛，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利益诉求。

为了维护上述图像，又有人宣称：科学共同体即使有问题，公众也没有资格质疑，因为你们不懂，你们不专业，而我们是既专业又道德高尚的，所以即使我们犯了错误，我们自己可以纠正，用不着你们来插手，也用不着你们来插嘴——这样的想法以前是很流行的，它也属于那种没有直接说出来过，但是被许多人默认的。

（一）公众是否有权质疑科学？

说到公众质疑科学的问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多年前，现在的上市公司宝钢股份当年刚刚建设的时候，有一位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在两会上提出质疑，说宝钢这个项目的建设合不合理？有没有必要？结果媒体上就出现了很多嘲笑的声音，说一个越剧演员，她根本不懂钢铁的冶炼、矿石的运输、电力的需求等等，她整个都不专业啊，凭什么来质疑宝钢建设是不是合理？现在重新来评价这件事情，我们认为袁雪芬一点都不可笑，即使她不懂，也可以质疑。

袁雪芬（1922年3月26日—2011年2月19日）越剧女演员，工青衣、闺门旦

为什么不懂也可以质疑？因为你有这个权利。

因为今天的科学是用纳税人的钱供奉的，你是纳税人之一，因此你有这个权利，即使你不懂，你以一个外行的思路去质疑，也许很可笑，但是人们不应该嘲笑你，而科学家则有义务向你解释。所以今天我们说，宝钢工程的决策者有义务向袁雪芬解释，我们设计这样一个企业是合理的，来说服袁雪芬，使她的疑惑冰释。当然我们今天看到，宝钢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企业，可以说当年的决策是对的，但是袁雪芬当时要质疑，她也是对的，因为她有这个权利。作为“两会”的民意代表，她还有义务。

当科学没有用纳税人的钱，纯粹是科学家个人业余爱好的时候，可以拒绝人们的质疑，那时科学家没有义务来回答这种质疑。比如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的时候，纯粹是他的业余活动。按今天的标准，他甚至就像一个“民科”，他只不过是个小职员，业余有兴趣，那时没有拿过任何纳税人的钱。等后来他到普林斯顿，被美国供养的时候，那他就拿了纳税人的钱了。先前他纯粹是个人爱好，一个纯粹个人的行为，当然可以拒绝别人的质疑，也没有义务去回答——当然你有兴趣回答也很好，但是你可以不回答。但是，现在科学都是拿纳税人的钱供养的，所以科学共同体有义务回答公众的质疑。

（二）科学带来的问题，只能靠科学解决吗？

“科学带来的问题，只能靠科学来解决”，这也是很常见的一句话。那些环保人士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带来了环境的破坏，或者带来了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互联网带来了心灵的疏离，电脑游戏带来了年轻人的病态，等等。但是科学主义的解释是：就算我承认这些东西是我带来的，这也只能以我进一步发展来解决，你甭想通过指出这些问题来向我泼什么脏水。

“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因为我们已经把科学想象成一个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所以每当看到科学带来的成就，或者我们看到某一个事情有好的结果，或者说它到现在为止呈现为好的结果的时候，如果它自己宣称它是因为科学而得到的，那么我们立刻把它记在科学的功劳簿上，说这是科学本身给我们带来的福祉；而如果有哪件事情上科学技术带来了不好的结果（比如三聚氰胺带来的毒奶粉），我们立即把它分离出去，说这是某些坏人滥用了它的结果，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害处的。

所以“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这种思路，确保了科学技术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到质疑。

在这个基础上，当科学技术带来了问题，它就可以说：只有进一步让我发展才能解决。这听起来似乎也很合理，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也不得不如此，我们被迫接受这种局面。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论证是有问题的。

有一个比较世俗化的比喻，这就和某些人的炒股类似：一个炒股的人做一单输掉了，他说我还要接着做，我要反败为胜；做一单赢了，他说我还要接着做，我要再接再厉。于是不管他做输还是做赢，总是成为他做下一单的理由。同样的，不管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总是能成为让它进一步发展的理由。

我们应该想想，这样的局面是不是有问题？

比如，我们在电视上天天都能看到广告，什么减肥、补脑、美容等等，所有这些广告，都要强调它是“科学”的，但公众通常不会参与对这些产品的科学性验证，事实上你也不可能去参与。实际上它们只是利用了公众对科学的迷信和崇拜，目的是完成资本的增殖。又如，关于各种各样的疾病的定义，很多都受到跨国大药品公司的影响，它们通过媒体把某种东西说成病，使得大家买更多的药品，这些实际上都是在利用科学来敛财。

科学技术现在已走向了产业化，它实际上也已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共同体。

这个利益共同体可以利用大家对科学技术的迷信，为它自己谋利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要上大工程的时候。你在媒体上看到听到的，都是赞成的言论。政府的决策者想听听各方面意见时，即使让环保人士也发表意见，但是最后他会觉得工程技术共同体的言论权重更大，因为“专业”啊。

实际上这就像学者所追问的：科学有没有无限的犯错权？这个共同体做了决策，得了大单，过了几年，结果根本没有他们最初承诺的那么好，这时这个共同体会承担责任吗？不会，因为科学技术带来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发展科学来解决。它站在一个稳赚不赔的立场上，总是有道理的，可以无限制地犯错误。如果我们都长期接受这种逻辑的话，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三）客观的科学与客观的历史

我们以前都相信有一个客观的科学，因为有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嘛，这个世界的规律被科学揭示出来。规律早就存在，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在外面存在着，只是被我们发现了而已，所以它本身的客观性是完全不能质疑的。

科学知识社会学，就是要强调这些知识有很多都是社会建构的。“社会建构”用我们中国人最直白的话说，就是“少数人在小房间里商量出来的”，它不是真的那么客观的东西；那个纯粹客观的东西它有没有是可以存疑的，即使我们承认它有，是不是能知道它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其实只能在经验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东西。

历史的客观性与此类似，而且更容易理解。任何一个历史的事件，我们今天靠什么来知道呢？无非是靠留下来的文献，或地下发掘的文物，或某些当事人留下的访谈——所谓的口述历史，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是完备的，很多事情实际上都是由后人建构的。当然，谁的建构相对更合理，这还是可以比较的。

古代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比较宽容，我们古人并不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强调的是用历史来教化后人，所以适度的建构是完全允许的。历史上一些著名的事例，比如“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其实恰恰是将“教化”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例子。

实际上，说客观的科学，它在某种程度上和客观的历史是类似的，它们都只是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没办法验证的。我们可以保留这样一个信念，但是应该知道它只是一个信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