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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鲁迅之子周海婴，作为近代大文豪之后，本应该在公众面前树立良好形象。

却因为争夺父亲的版权费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闹上法庭，一度被人指责为贪财，作为名人之后有辱门风，直到八年后，这一场官司才落下帷幕。

众人都说周海婴贪财，但这背后的对错很难评判。

许广平将鲁迅版权捐赠，周海婴反悔闹上法庭

1952年，许广平和周海婴商量，最后决定将鲁迅生前的手稿，遗迹还有著作版权都捐给国家。

于是便给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周雪峰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将鲁迅版权捐献出来。

喜出望外的周雪峰，很快将这件事上报给了领导，因为他深知鲁迅作品的份量。

同时，周总理听闻了这一消息，也十分尊重母子俩的决定，但他担心将来出现意外，鲁迅后代的生计难以维持，因此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鲁迅稿费”的名义存入银行，为了应对以后的不时之需。

后来鲁迅稿费一共积攒到34万，而周海婴一再表示将这笔钱捐给出版社，于是出版社便将30万作为“鲁迅文学奖”的经费，还有四万，在那个困难的年代下，便上交给了国家。

本来能成为一桩美谈，但1980年，周海婴突然反悔，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索要父亲的版权费。

经过一系列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将之前存入银行的30万稿费全部归还给周海婴，可是在此之前人民文学曾和日本合作的《鲁迅全集》，本来父亲的作品传播到海外，让中国文学能走出国门，周海婴理应十分高兴。

但《鲁迅全集》在日本出版，作为鲁迅的独生子，周海婴却并不知情，人民文学也没有告知他，这让对人民文学此举有些不满。

虽然那笔30万的稿费已经归还，但之前上交国库的4万元，还有日文版的《鲁迅全集》，周海婴并不想就此放弃。

然而，周海婴和人民文学协商多次，人民文学一直装聋作哑，忍无可忍的周海婴选择以侵权的罪名，人民法院提交了诉状。

经过一系列波折，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之前上交给国库的4万元，已经用来度过困难时期，所以驳回周海婴这一请求，但支持周海婴索要日文版《鲁迅全集》稿费的需求，稿费共计二百九十六元六角，诉讼费由周海婴本人承担，一共是四百二十二元。

打了这么久的官司，周海婴却倒贴了200元诉讼费，这样的结果使人难以接受，所以一审后周海婴继续上诉。

最后的结果是，周海婴接受了调解，也要到了稿酬共计一千二百四十二元二角。

这样的结果似乎听起来还不错，却一度让周海婴身败名裂。

众人对他议论纷纷，身为名人之后的周海婴出尔反尔，为了钱连基本的礼义廉耻都不顾，不仅使鲁迅脸上蒙羞，也丢了中国人的脸。

大家都认为，周海婴作为大文豪的后代，因为淡泊名利，视金钱如同粪土，怎么就因为这样一点儿钱而斤斤计较呢？

当然也有人认为周海婴作为鲁迅的独子，拿回版权费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换成自己可能也会要回来，更何况这是一笔巨额财富。

然而周海婴索要版权费，真的是为了钱吗？还是这背后另有原因？

淡薄名利的周海婴

其实，从现在来看，我们更容易理解周海婴的行为。因为当时他们选择将版权费捐赠时，许广平母子的生活并不困难，许广平每个月都有300元的工资，周海婴上大学后每个月也有100多元的补助。

而且他们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也十分淡泊名利，对于钱财并不在意，大家肯定认为作为鲁迅的后代，一定有享不尽的特权。

但周海婴并从来没有依仗自己鲁迅之子的身份，去行使自己的特权，相反他一直十分低调，平常除了日常工作之外，只酷爱摄影。

周海婴曾住在大杂院时，一直和邻居和睦相处，平等交流，甚至大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他也从不刻意宣扬自己的父亲是谁。

后来，周海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政协会议，在大会上发言“我也买过盗版书”。

听到这句话的众位代表都十分吃惊，要知道那时候国家可是严厉打击盗版书的，而周海婴的这句话显然和政策不合。

可为何他偏偏说出这样不合时宜的话？恰恰是因为他的淡薄名利，站在普通大众的角度思考问题。

在众位代表吃惊的表情下，他接着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本书五六元，翻一翻就当废纸卖掉了，然而老百姓又十分渴求知识的滋养，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去买盗版书了”。

可是这样一位淡泊名利的人，为什么却为了稿费和人民文学闹上法庭？

因为许广平去世后，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也迎来一段特殊年代，周海婴的生活变得拮据起来，他们一家子都生活得十分困难。

那时他已经娶妻生子，一家子凑不齐100块钱，而家里却有三个孩子要读书、吃饭，眼看着就要到了揭不开锅的日子。

或许有人会疑问，鲁迅作为一个大文豪，之间家中条件也算是殷实，为何周海婴不将积蓄拿出来用，也可以度过一时难关。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1949年以后，许广平和周海婴母子已经将鲁迅先生的遗物、手稿，全部捐献给了国家，用来研究鲁迅先生的生平，或者收藏在博物馆，总之像鲁迅先生这样有着重要地位的文人，他死后的文物也不能拿来售卖。

不过那时国家也十分困难，甚至有许多地方承受饥荒，周海婴为了不给国家填麻烦，选择自己撑了下来。

那一段艰难的岁月过去后，周海婴的三个孩子也长大了，但经过一段混乱的时代，社会才刚刚恢复稳定，他的三个孩子却迎来了就业的压力。

动荡时期刚过，他的孩子孩子家中待业，为了给孩子安排工作，周海婴四处奔波，遭到了许多人的白眼，这时，他不得不想到那笔存在银行的“鲁迅稿费”。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已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那笔30万的稿费还给了周海婴，在那个年代30万可谓是一笔巨款，理应可以解决他的燃眉之急，可为何他还不满足，为了剩余的稿费和人民文学打起了官司？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青年时曾经在日本留学，他曾在日本结识了一位好朋友——内山完造，后来鲁迅回国，他们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遭遇了经济危机，走投无路的内山完造给周海婴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一些接济。

毕竟是父亲还在世的好友，于是他希望人民文学能将在日本出版的《鲁迅全集》稿费，寄去给内山完造的妻子。

但人民文学却并不想将这笔钱还给周海婴，于是一直装聋作哑，企图拖延时间让周海婴放弃，谁知道周海婴对人民文学此举十分不满，于是便将他告上了法庭。

最终，周海婴成功要到得了稿费，他的形象却一落千丈，众人都讥讽他贪财忘义，有辱门风，可是一向低调的周海婴并未出面，为自己辩解，于是让这个误会流传了几十年。

作为名门之后的束缚

也许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要回自己家东西是天经地义，但为什么对于周海婴就是另一套要求？

因为他是鲁迅先生的儿子，身为名门之后，从小在大文豪的教养下长大，既是幸运的事，又是一件束缚，这让众人对周海婴的要求十分苛刻。

比如社会上有许多人认为，周海婴必须像鲁迅一样成为大文豪，或者成就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才不辱门楣。

但令许多人没有想到，周海婴长大后并没有什么成就，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一辈子默默无闻，这就令很多人失望了。

周海婴上大学时，其他同学都可以跳舞、打牌，而他只是偶尔去看一眼，都会被其他同学指指点点“鲁迅的儿子不好好学习，只知道跳舞打牌”。

得到过一次批评的周海婴，从此只能收敛自己，不再去看打牌，即使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玩乐，但因为鲁迅之子的身份，让他丧失了许多快乐。

正是因为众人对周海婴的苛刻要求，所以他将鲁迅版权捐赠会是一桩美谈，但是重新去索要版权，就有人站出来指责他贪财。

但大家并不知道，鲁迅并不希望儿子成为大文豪，也不希望他出人头地，只希望他平平安安的长大，可以幸福快乐的生活。

鲁迅先生老来得子

这就要说一说鲁迅先生的教育方式了。

周海婴作为鲁迅先生的独生子，曾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这样描述自己来到人间“我是父亲和母亲避孕失败的产物”。

1929年，周海婴降临人世，一开始却颇为曲折，因为许广平怀上周海婴时是高龄产妇，生产时十分困难遇到了些意外，当医生问鲁迅选择大人还是孩子时，鲁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许广平。

不过幸运的是，最后母子平安，周海婴还是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四十七岁的鲁迅激动得像一个孩子的说道：“我们该让孩子看看这个世界的光芒！”

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并不容易，他们是突破封建礼教而走在一起。

早在鲁迅年轻时，便在母亲的强求下娶了一位小脚夫人，然而他们之间并没有感情，直到遇见了许广平，鲁迅才终于遇到一个真心爱的人。

所以周海婴在鲁迅47岁时降临，是一场意外的惊喜，也倾注了他异乎寻常的爱，但却并不像其他老来得子的老父亲一样溺爱，更不像传统家长一样，把孩子当成自己的所有物，对孩子严苛教育。

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主张让孩子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一切都顺其自然，这样孩子以后才能有自由快乐，而不是像旧社会一样死气沉沉。

可以说，这样的教育方式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是先进，周海婴的童年并不需要面对满脸严肃的父亲，而是可以和父亲平等相处，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

可惜的是，鲁迅先生并没有陪着周海婴长大，周海婴8岁那年，他便在上海病逝。

对于一个幼年丧父的孩子，他的遗嘱里包含了对幼子的慈爱和教诲“孩子长大，倘或无能，可寻一点小事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可见鲁迅先生的通透，他深知从事文学行业极需要天赋，也不想要周海婴成为一个虚伪的“文二代”，依靠在父亲的余荫下生活，而是希望他能够自力更生，在社会上创造自己的价值。

最后，周海婴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长大后考取了北京大学无线电专业，选取了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一生都在默默无闻的工作。

如果没有后来的版权费之争，周海婴的一生都会平平淡淡，甚至除了鲁迅之子的身份外再不会被人提起。

而众人对于周海婴的苛刻要求，是几千年以来封建社会形成的思想，剥夺了自身的价值，没有自由和快乐，这也是鲁迅先生一直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