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是如何强大并被称“国之精锐”的？云南王龙云都做了什么？

网络上关于滇军的介绍比较多（主要是滇军第60军），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实际共组建了三支正规部队出省抗日，即国军60军、58军、新3军，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第58军、新3军被划归第9战区，由战区司令薛岳统一指挥，部队人事调动也被薛控制，逐渐被调入大批中央系军官。到1940年，这两个军已经基本脱离滇系势力的控制，又新编成第93军，则留滇镇守滇越边境。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先后组建了第60军、58军、新3军、第93军，出省兵力多达四十余万，其中伤亡人数在10万以上，很多人再也无法回到红土地。滇军在抗日战争中，参与了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等，为国家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出身于滇军的第3军中将军长唐淮源、第3军第12师中将师长寸性奇、第79军中将军长王甲本、第48军第171师少将副师长周元等，都是为抗战而牺牲的烈士。

今天要说的是，身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为何在那时候能自备武器、主动组建几十万大军出兵抗日，要知道云南省在1933年总人口才1433万（差不多是现在深圳市总人口的一半），1937年重阳节这一天，60军军长卢汉当众宣读誓词：“抗日救国奋斗到底，若违背誓言，愿受军法制裁。”整个昆明城的百姓自发走上街头相送子弟兵，60军离开云南立即奔赴前线，从这天开始，随后相继几十万红土地儿女开赴前线。1938年云南国民政府又开始修建滇缅公路，滇缅公路动用民工20万人，工程师200多人，仅次于当时苏联援助公路中苏公路规模，公路与缅甸的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贯通缅甸原首都仰光港。

如此规模动用财力、民力为抗战，这一切，云南是如何做到了？这就不得不说“云南王”龙云及其在云南所做的一切改革。

龙云戎装照，图片来自网络

（现在对龙云的简介：龙云，字志舟，原名登云，彝族。彝名纳吉乌萨。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炎山乡人。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1948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中央常委。龙云先后主政云南17年。期间，他努力革新，支持民主运动，坚持抗日，使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被誉为"民主堡垒"。）

1929年，经过近三年的混战，龙云统一了云南，并赢得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成了“云南王”。从1929年开始，龙云专心于省内建设，使云南得到了休养生息。龙云改变前任云南王唐继尧的对外扩张战略，原因如下：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初步实现中国统一，大规模对外扩张的机遇已失；2、三年内战已让云南兵疲民穷，暂时无力扩张；3、之前的经历和现实的情况使龙云意识到，要想使自己的统治得以稳固，首先就要安定内部，否则对外扩张的成果也不稳定，必将重蹈唐继尧祸起萧墙的覆辙。因此，从1929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龙云以增强军力为核心，在云南实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人事、经济两大领域。

1、人事：全面掌控人事，加强军队控制。

在龙云改革的各项措施中，对军队的整顿和改革是中心环节，其他所有改革和整顿都围绕这一中心目标展开。

在军队的编制方面，龙云吸取了1931年卢汉、张冲、朱旭、张凤春四师长“倒龙”的教训，实行“废师为旅”，剥夺四师长的兵权。各师所属中下级军官，都经过一番整顿淘汰，团、营长任免都由龙云直接亲裁。龙云把团、营一级的军官任免权集中到自己手中，直接插手军队中下层管理，高级军官联合兵变的可能性被大幅降低，与之相随的是龙云对军队的控制强化。

在对军官的控制方面，主要体现在对军官的培训和任用。龙云非常重视军官的训练，亲自主持培训。在1928年，龙云就成立了军官团。1930年，又成立教导团并兼任团长，对学员施以学、术两科教练，并进行以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为内容的精神教育。1930年，龙秉灵（1911——1948，任职于滇黔绥靖公署，少将）、龙泽汇（1910－1991，彝族，其父是龙云的亲舅舅，原国军陆军中将）约请中央军校第八期同学景阳、李长雄、严中英、杨剑秋等18人到教导团任职。同时，经常抽调滇军各级军官到中央军事专科学校、陆军大学和各种短期训练班受训。

1935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云南陆军讲武堂改编）成立，龙云任校长，唐继麟任主任，主要培养滇军骨干。这类教导团训练下级军官4000余人，奠定了龙云集团军事人才的基础。在中国的社会关系中，师生关系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有时在重要性上甚至超过夫妻关系和兄弟关系”龙云以教导团模式培养军事人才，并兼任团长，使他和下属之间除了上下级关系之外，还存在着师生关系。传统观念中的师生权利义务关系就成为联系龙云和下属之间的重要纽带，“对上下级关系的破坏就等于是对传统师生关系道德观念的践踏，势必承担起道德的谴责。这实际上是对军阀组织内部上下级庇护关系的强化”。

云南陆军讲武堂，图片来自于网络

在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人选上，龙云尤其注重以血缘、族缘的方式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在中国社会，最牢固的忠诚和义务来源于家庭关系”，与其他关系相比，血缘关系最稳定，因此也被龙云普遍使用。在龙云统治时期，云南逐步形成了以龙云、卢汉为首的“龙、卢、安、陇”四大家族，有人又称为“龙、卢、陆、安、陇”五大家族，或称为“龙、卢、陆、安、陇、禄”六大家族。

这四大姓、五大姓或六大姓掌握着云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在军队中，这个集团的主要人物有：“陆亚夫（滇越铁路军警总局长、军法处长）、禄国藩（边防督办、宪兵司令、普洱道尹）、安恩溥（曾任六十军军长、立法委员、省民政厅厅长）、龙绳武（龙云的大儿子，师长），龙绳祖（龙云的二儿子，师长）、龙绳曾（龙云三儿子，团长）、卢濬泉（卢汉叔父，兵团司令）、陇生文（安恩溥的表弟，师长）、陇耀（师长）、龙泽汇（卢汉的妻弟，任九十三军、十三军军长）、龙雨苍（龙泽汇之兄，旅长）、龙奎垣（龙云的侄子，师长）、龙沛霖（陇体要妹夫，宪兵团长）”。

这个统治集团中的核心成员多与龙云有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成为龙云用来强化内部凝聚力的重要纽带。“相比纯粹的利益关系又多了伦理纽带，从而使联盟更加团结”，以族缘关系强化内聚力，“是龙云不同于全国其他军阀的特色之一”。龙云是彝族，彝族名纳吉乌萨，民族身份成为他强化内部团结的重要举措（到了现代，我认为彝族也是一个比较团结民族）。

在高级官员的任命中，是否是彝族成为龙云重要的参考标准。1931年“废师为旅”后任命的六个旅长中的三位“张冲（1901年-1980年，原名绍禹，又名维新，字云鹏，彝族，彝姓尼娜，1937年任60军副军长兼184师师长）、龙雨苍和安德化也是彝族”。龙云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如“安恩溥、陇体要、陆崇仁、禄国藩、张冲等人都是因为同一民族的关系与龙云联结在一起的”。因此，很多人认为，“彝族赋予了龙云最重要的信心”。

题外话，民国时期，龙云的故乡云南昭通，也是彝族的聚集区，曾被龙云、卢汉打造成为云南第二大城市。在民国舞台上，这片云雾飘绕、山峦叠嶂的滇东北大地，一共孕育了62名南征北战、名传四方的将军（4名上将、15名中将、43名少将）。

滇军60军出征前合影，图片来源于网络

龙主席向滇军将士训话，慷慨表示，一息街存，当为国家尽最大之努力

滇军围藤县公告

2、推行经济改革，增加财政收入

控制军队固然重要，但维持军队更为关键，这就需要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如果缺乏充足、稳定资金的保障，军队的给养就难以为继，战斗力势必受到影响。因此，“军阀政府对获得资金非常关心”。龙云统一云南之初，鉴于唐继尧时期频繁对外用兵，加之云南三年内战的破坏，全省经济衰退，财政系统紊乱，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概括而言，主要分三期：“初则改变征收本位，以其增益，清偿前政府历年积欠，以救目前危机，是为第一期。次则整理税收，务求收支适合，以奠财政基础，以其所余，补充军实，而谋经济、交通之基本建设，是为第二期。再次则谋增加生产，扩充官营事业，以经济树财政之基，而救财政之穷，是为第三期”。具体而言，主要分为整顿税务、整顿金融、统制外汇、拓展税源、兴办官办企业五个方面。

第一，整顿税务。唐继尧时期为应对庞大的军费开支滥发纸币，致使全省通货膨胀，财政系统紊乱。龙云统一云南后，为解决财政问题，成立了整理财政金融委员会。从1928年到1929年，龙云先后任命原第五军军法处处长陆崇仁、机要秘书朱景喧为财政厅长，但都由于税收机关多为军人控制，始终未能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直至1929年底，起用军人出身的卢汉，以九十八师师长身份兼任财政厅长。卢汉以“枪杆子”为后盾，一方面整顿机构、调整人事，将税收征收权收回；另一方面实行“财政商业化”，对烟、酒、厘金等税实行“招商投标”，数月之内，税收大增，财政趋于稳定。但弊端在于投标分子十分复杂，“凡烟商、市侩、流氓、劣绅、闲散军官、卸职官吏，无不争先恐后，大力投标。致使标额递增，受害者仍是民众”。

第二，整顿富滇银行。富滇银行是云南首家地方银行，在云南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唐继尧时期为应付巨额军费，省政府不断向富滇银行借债，迫使富滇银行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增发钞票，声誉一落千丈。1929年8月，省政府召开整理财政、金融会议，成立审查委员会，通过考査过去金融混乱的症结后认为：政府财用不足，全恃银行发行纸币以资挹注，因财政而影响金融。又因币值低落，财用愈感不足，复由金融影响财政而蒙其害。

为此，会议制定了专门整改方案：“（一）确定纸币与银币之比率，为纸币五元，折合银币一元，以后不使暴涨暴跌。（二）政府收入，以银币为本位。如用旧银行纸币交纳，照比率折收，则财政收人，即可増加五倍。（三）政府收人，骤加五倍，除必要支出外，剩余之数，即拨还银行欠款。一面另筹特捐，购银鼓铸。充实银行准备基金，维持发行信用，使不至再影响财政。”并设立整理金融委员会，另外筹设新行。1932年，富滇新银行宣告成立，以富滇新银行之纸币为云南省通用货币。“经此次彻底改革之后，云南之金融基础得以奠定”。新富滇银行代表省政府执行地方金融政策、统制外汇，发挥了地方央行的作用。

第三，精炼云锡。云锡即云南大锡，是云南最主要的出口物资。1929年，缪嘉铭担任云南省实业厅厅长后，主办精炼云南大锡出口。由于过去个旧炼锡技术不高，成色低杂，只能运往香港交给广商回炉提炼，故云锡售价吃亏很大。针对这一情况，缪嘉铭聘用英国炼锡专家亚赤的克到个旧精炼云锡，把云锡成色提高到99%以上。从1931年起，云锡直接运销伦敦市场，大大増加了云南财政收人。从1929年至1937年，仅在经过蒙自海关出口的商品中，大锡平均水平就占总额的85%。而在云南出口商品总额中，大锡占出口额的比重则从1924年的80%上升到1936年的93%，出口额更从1927年的1400万元（国币）上升到1937年的2900万元。（根据《大众晚报》1947年7月30日的资料，1937年100元能够买到：两头大牛。）

经济琐闻云南个旧之大锡产额，《东省经济月刊》，1929年，第5卷 第12期

第四，拓展税源。

其一，清丈耕地，核实产权，改田赋为耕地税。从1929年起，全省设立清丈总局，至1938年，先后完成110个县的土地测量，让征收田赋有了切实的凭据。改田赋为耕地税，全省田亩税款，则由清丈前的130多万元，增至清丈后的280多万元。

其二，1933年后，烟酒牲屠一律改为委办，由税务局统筹征税。至1935年，牲屠税收人为国币四十万六千余元，烟酒税收人也有国币三十万元。

其三，垄断鸦片贸易。云南出产的鸦片质量优良，“云土”驰名全国。虽然鸦片备受舆论谴责，但是由于其高额利润，各地方势力为解决财政危机，铤而走险者大有人在。民国初年，云南地方政府曾一度厉行禁烟。1920年，唐继尧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改行禁烟罚款，即“寓禁于征”。1934年后，龙云被迫停止“寓禁于征”，但其重点放在内地坝区，在边疆民族地区，鸦片种植面积不减反增。为垄断鸦片贸易，还成立了“特货统运处”，对外独家垄断出口，对内则强迫收购、不准私运，这样就最大程度地垄断了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1935年，云南输出的鸦片总值仍在国币2000万元以上，足见鸦片在云南经济中的地位。

第四，兴办官办企业。1934年，成立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作为管理云南经济企业的机构，以缪嘉铭为主任委员。经济委员会下成立了大量的子公司，缪嘉铭又成为这些公司的董事长，并且还任富滇新银行的行长，经济委员会与富滇新银行相依为用，企业投资也就有了保障。正如缪嘉铭所说：“在云南各类企业的发展，大多是富滇银行和经济委员会合作的结果”。“据《云南行政纪实》及云南省政府历年办理建设事业资金一览表，云南省经济委员会所属主要企业达３９个”。据谢本书先生统计，“地方企业收人在1936年只占全省总预算的３％，到1937年就上升到35%”。此后，工业收人逐渐取代鸦片收人成为主要收人，改变了云南的财政基础，对云南经济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

云南商埠简图

从1929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八年间，云南战乱较少，社会局势比较安定，为经济建设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环境。龙云以军事为中心，进行了以上讲到的一系列改革与整顿，使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经济有相当发展，统治集团内部凝聚力有所提高，滇军实力也得到大大提高和发展。通过整顿税务金融、拓展税源、兴办官办企业等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云南的财力大为增长，为扩充军备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在此基础上，龙云先后向法商马湘洋行和龙东公司购办大批军火（法国、比利时产为主），可够40个团的装备。经过精良训练，又有较好武器装备的滇军，大有“兵强马壮”之势，甚至比中央军还略胜一筹。抗战全面爆发后，滇军出省参加抗战，这才有了杜聿明在湖南看到滇军后也认为“拥有法式武器装备，军容之盛，中央军似有逊色”。

参考文献

[1] 朱强,梁岱桐,陈彦军.地域建设与军阀政治:龙云抗战前在云南的改革[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1):70-75.

[2] 谢本书，冯祖贻．西南军阀史［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２．

[3] 潘先林．试论龙云的治滇思想［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６）：１０９－１１４．

[4] 潘先林．试论龙云的治滇思想［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６）：１０９－１１４．

[5] 潘先林．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４４－１５８．

[6] 吕志毅．民国前期云南的财政危机与龙云的改革［Ｊ］．云南档案，１９９７（４）：４５－４７．

[7] 王文光，龚卿．民国时期云南龙、卢彝族统治集团财税政策研究［Ｍ］／洒南边疆民族研究：第６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９８－２０３．

[8] 马平．龙云主政时期的云南地方经济政策［Ｄ］．昆明：云南大学，２００２．

[9] 龚卿．民国时期彝族集团统治下的云南近代化进程［Ｊ］．思想战线，２００８（３）：１３７－１３８．

[10] 孔凡义．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研究［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11] 昆明市志编撰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十［Ｍ］．昆明：云南新华印刷厂，１９８３．

[12] 云南近代史编写组．云南近代史［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13] ［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１９１６－１９２８）［Ｍ］．杨云若，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14] 谢本书．龙云传［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15] ［澳］霍尔．云南的地方派别（１９２７－１９３７）［Ｊ］．谢本书，译，研究集刊，１９８４（１）：４３４．

[16]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民国史（上）［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３２４．

[17] ［民国］云南通志馆．续云南通志长编（上册）［Ｚ］．昆明：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８５．

[18] Ｋ］江南．龙云传［Ｍ］．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８９：７５．

[19] 李珪．云南近代经济史［Ｍ］．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５：３６７．

[20] 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５４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７５．

[21] 李怀印．集中化地方主义与近代国家建设［Ｊ］．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８（５）：６７－８４．

[22] 林超民．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Ｍ］／／潘先林．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