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中央公安部、社会部向华东局发出秘电，要求对一起涉案金额达120两黄金的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进行调查。

18年前，也就是1931年9月中旬，由博古、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在白色恐怖中的从事革命活动，所需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否则，不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连中央机关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

当时处于地下活动中的临时中央，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因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让即予拨款。

当时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但还是全力支持临时中央，决定拨给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

这件事由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财政部长）林伯渠负责落实。

林伯渠

林伯渠命从苏区银行“按额调拨”，最后送来的是一堆各式各样的黄金首饰，都是打土豪没收来的，这些首饰被金匠高温融化后制作成十两一根的“大条”，装入一口按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考虑到这笔数额巨大的经费从江西送往上海得经由若干个地下交通员之手，这就有一个交接验核的过程，交割成功后，下线交通员得给上线交通员一个确认收货的凭证。

这个凭证是一个银元大小的汉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写后请刻章店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样的东西，刻成后按笔画破解成七件。

七个笔画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事先将各个笔画和锁具、钥匙各一分寄至（或者送达）预定交接地的地下交通站。上下线交接时，凭暗语相认，以下线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确认，交割完成后下线交出笔画，上线则把他掌握的锁具交给下线。上线凭笔画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使命，已变成上线的原下线交通员则用上线给他的锁具去与下一站交通员接头。

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把收条凭证——笔画交给组织，组织则按照规定的方式把这一特殊凭证辗转送交苏区汇总。

这个出自林伯渠之手的作为凭证的汉字，是个“快”字。至于哪七个地方，根据保密规定，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筹款、拨款是财政部的职责，运送那就是其他部门的事儿了。

特别经费运送线上分七段，由七个地下秘密交通员执行，线路是：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安全系数大，一个月时间就可以到达上海的。

可是，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从11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五封催询电报，苏区这边才是意识到出问题了。

1932年元旦，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业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个笔画来请林伯渠鉴定是否原件，他方才意识到那笔特别经费出事了，“快”字的最后一笔“捺”，没有送到苏区。

苏区政治保卫局于是启动了调查程序，经林伯渠确认，已经送来的那六个笔画确是原件，刻章匠也确认是由其亲手制作的东西。

于是，苏区政治保卫局断定：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均无问题，事情出在松江至上海的那一站。

十八年前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的。

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产生了以下严重后果：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流产；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

现在，新中国成立，这起被称为“特费失踪案”就下达给了上海市公安局，具体侦办人员是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四人，蒋文增为组长。

解放初期的上海市人民警察

四人接受任务后感到非常棘手，卷宗袋打开一看，就两页纸，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下面倒是盖着中央公安部、中央社会部的印章。

四个侦查员传阅后，马上研究怎样着手进行调查。讨论下来，最后决定去北京，向林伯渠当面了解情况。

1949年12月6日，蒋、徐、胥、邬四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抵京后，等了三天，就见到了。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日理万机，但还是给了他们二十分钟时间，他给专案组提供了一条线索：第一段行程的那个交通员叫秦朴，江西萍乡人，现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副师长。十三兵团当时在广西，于是，侦查员调头南下奔赴南宁。

1、松江交割

在南宁郊区的一座营房，蒋文增四人见到了秦副师长。

秦朴1931年时作为政治保卫局领导下的一名地下交通员，对外身份是瑞金城内“盛福饭庄”的跑堂，饭庄老板就是他的领导。

按照组织纪律，并不知道自己运送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收货方的真实姓名、身份等信息。因此，他事先事后都不清楚执行的是什么使命，甚至连那东西最后是否送到目的地也毫不知情。

一直到上海警方的侦查员出现在他面前，他才恍然大悟，说怪不得那玩意儿沉甸甸的！

为了这趟使命，组织上特地安排饭庄为他制造了一次假工伤，对外称被大米包压出了内伤，要去南平找名郎中李冲一治疗。然后，就带了要运送的物品于夜深人静之际悄然出发了。

从瑞金到南平二百五十公里，秦朴骑马走了六天，所走的路线都是组织上事先安排好的。秦朴抵达南平时是下午两点多钟，随即前往南门关帝庙，他的下线是关帝庙的庙祝。旧时的庙祝，就是管理庙宇的人。

侦查员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庙祝、如今的县委副书记。接着，去福州，下温州，转金华，一路顺藤摸瓜竟然都还顺利，最后抵达杭州。找到了当时负责的交通员刘志纯。

刘志纯那年二十七岁，公开身份是武林门“茂福竹行”的伙计。据他回忆：他携带黄金来到松江“汉源客栈”，与下家交通员接头。对方是一个三十五六岁，身穿黑色棉袍，头戴同样颜色的绒线帽的人，他们对上暗语，核验交割完成后。对方拎着装着120两黄金特费的小皮箱一声不吭地出门而去。

这样，“专案组”终于查摸到了当年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上的最后一道环节：松江的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

那人拿到货后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把特费送到上海，甚至连人也失踪了？要查明这个疑团，得去松江撞运气了。

1950年2月1日，四名侦查员来到松江开展调查。

二、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人

松江原属江苏省辖地，建国初期江苏省撤销改为苏南、苏北两个行政专署，松江划归苏南行署，成为松江专区驻地。

蒋文增四人抵达松江县城后，在松江县公安局侦查员老马配合下，随即开展工作。

通过对汉源客栈老板的询问他们得出结论，那个黑衫交通员并非松江本城人，而且黑衫人可能事先已经赶到松江来了，所以，他在松江应该是有一个落脚点的。这个落脚点就成了破案的重要线索。

他们立刻着手行动。调查十八年前松江城里有五家旅社—一“汉源栈房”、“清福阁旅馆”、“邢天华客栈”、“九峰三泖旅社”和“大福祥旅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查阅所有的住店登记账簿均无此人。如此，线索就断了！

三、就是这个老药工？

四个侦查员讨论案情感觉还一种可能性：黑衫交通员并未入住旅馆，而是借宿于松江城里的居民家里。

侦查员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论证，还真找不到理由一下子将其排除，于是就决定顺着这个方向伸出触角开展调查。这就需要请松江城厢镇派出所协助了。

布置下去后，全城立刻同时开始查摸。工作效率确实很高，也就不过一天半时间，各街居委会的查摸结果就已经报给派出所了。可这结果却使侦查员大失所望，是清一色的“没有查到”四个字。调查工作进行到这一步，四名侦查员纷纷摇头，可以用两个字来表述：无语！

无语之后，蒋文增就说看来松江这里已经没啥线索可以调查的了，我们回上海吧，过了春节再作计议。其余三个侦查员也无办法，只有点头赞同。

这时，侦查员胥德深向蒋文增请假，说这边的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有他一个叫杜复明的山东老乡，是司令部的参谋，他跟杜已经四五年没见过面了，想乘这个机会去看看对方。蒋文增说你怎么不早说呢，去吧！

没想到，这一去，竟然获得了一条线索！

胥德深去军分区司令部后，立刻往众侦查员下榻的旅馆打了—个电话，说杜参谋请蒋文增三位一起过去吃个便饭。盛情难却，蒋文增三人于是就去了军分区司令部。

杜复明是个热情豪爽的山东汉子，让伙房给炒了四个菜，买了两瓶白酒，请胥德深四人畅饮。众人吃着，觉得菜肴炒得极好，赞不绝口。

杜复明觉得很有面子，就唤出厨师老柏来跟客人见面，说上次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来松江视察，也是老柏掌的勺，许司令也称赞了，还敬了老柏一杯酒呢。

席间闲谈时，杜复明问起胥德深等此次来松江出差的事由，胥德深说是调查一桩十八年前的案子，费了好大劲还是没有头绪。

这时，一旁的老柏忽然开口了：“我知道那年头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

话一出口，四个侦查员的眼睛立时齐崭崭地盯着老柏，静候他往下说。老柏是金山县人，早年去上海学烹饪，1930年学艺满师后，放单飞的第一个码头就是松江，应新开的“富春楼”之邀当了大厨。

当时，松江的一些国民党党政军头面人物都喜欢来“富春楼”请客应酬，有时在衙门或者驻地设宴请客，就把老柏请去掌勺。

松江城里的“松（江）金（山）青（浦）中心保安团”司令部，是松江各衙门中请客最多的一个。老柏去的次数多了，就跟保安团司令部的那班人混熟了，对那里的情况也了解了一些。

保安团司令部经常要举行军事会议，召集分驻于金山、青浦的军官来开会。那时保安团只有团长有一辆自备小车，不可能用来接送，这些军官来来往往就只能乘坐每天只有一班的轮船或者公交车。

交通如此不便，当天肯定是无法返回各自驻地的，这样他们的住宿就成了问题：由于保密原因，事先不能向旅馆订房间；而临时借宿吧，经常难以保证足够的床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安团司令部向“江苏省保安总部”（当时上海郊区诸县属江苏省）请示后，在司令部内设立了一家有五十张床位的招待所。招待所对内营业，其服务对象首先是来松江出差的保安团军人，有时床铺有空闲，也接受社会旅客，但必须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熟人介绍并要取得一名营级军官的签名担保方可入住，当然是收取费用的。

对于外地旅客来说，人住保安团招待所有一点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不必如同入住其他社会旅舍那样睡到半夜三更会被人唤醒查这个问那个，也不用担心把行李翻得乱七八糟，其中贵重物品有时甚至还会不翼而飞。因此，能够入住保安团司令部招待所那是再好不过了。

不过，由于有严格条件，能够入住的人也不多。而知道保安团内部招待所可以入住非保安团军人的，那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这可能也是侦查员之前调查时没人提到此处的原因。

蒋文增等四名侦查员闻讯大喜，经过大海捞针似的调查发现那年12月1日至5日那几天中，入住的非军人旅客一共只有三个：一个姓张，是南汇县周浦镇上的酱园老板，另一个是张老板的太太，另一个来自上海，名叫梁壁纯，其担保人是保安团营长郭洪顺。梁壁纯于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离开，时间对上了！

通过查看附在登记簿上的郭洪顺出具的担保函得知梁壁纯系上海“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前来松江向“余天成中药堂”联系采购中成药。这样，要查明梁壁纯是不是那个地下交通员，只有找“祥德源国药号”了。

2月16日除夕上午，侦查员胥德深、邬泓去了上海市卫生局，调查到“祥德源国药号”。结果是当年案发后梁壁纯神秘失踪。于是嫌疑的焦点此时聚焦在他的身上。

四、曹家渡大劫案

专案组调查中还有一个收获：从当年的“祥德源”学徒李小庆那里获得了一张1931年“祥德源”吃中秋团圆饭时拍摄的全店合影，其中自然有梁壁纯。这张照片拍摄得很清晰，保存得也好，虽然因为时间久远有些发黄，但请市局技术处的专家稍作处置后就光鲜如新了。

1950年2月24日，侦查员邬泓、胥德深带着这张照片前往杭州请刘志纯辨认，刘志纯一眼就认出了梁壁纯。至此，终于可以确认当年“祥德源”店员梁壁纯就是那个前往松江与刘志纯接头并交割了“特费”的地下交通员。

2月26日，侦查员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对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进行了研究，认为往下要做的就是：揭开当年梁壁纯的失踪之谜。这个谜底肯定与“特费”有关。

当然，寻找梁壁纯当时凭空消失的线索，具有相当的难度。侦查员分析，梁壁纯对于自己的“失踪”是有准备的，也就是说，正是他自己制造了失踪。梁壁纯为什么要制造失踪？显然与他作为地下交通员所完成的任务有关。

可能是梁壁纯在完成交割后有意或者无意间发现他所运送的“货”竟然是一百二十两黄金，从而起了贪婪之心，于是，他就决定侵吞黄金，然后远走高飞。

除此之外，另有一种“非侵吞”假设：就是梁壁纯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侦查员了解到梁壁纯是嘉定县人氏，在上海没有家口，每年大约回家两三次。

梁壁纯婚后生育了三个子女，其妻小名贞姑，黄渡镇人，无业。后来梁壁纯忽然失踪，光靠以前的积蓄难以谋生，就把嘉定这边的房子卖掉后拖着三个子女回黄渡娘家做起了小生意。

侦查员立刻来到黄渡镇，第三天下午，终于获得了一条线索：贞姑后来果然是被其夫梁壁纯接往上海浦东的，现住在浦东洋泾镇!

3月4日晚上，化名“申继谷”的钟表匠、五十六岁的当年的临时中央地下交通员梁壁纯，被请进了上海市公安局。

梁壁纯交代：他曾经是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交通员，他也不知道自己这次执行的是什么任务、运送的是什么东西，只知道必须安全、快速地完成这桩使命，领导向他交代使命时严肃地叮嘱：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这是之前执行其他机要使命时从未有过的严厉措辞。

1931年12月4日上午，梁壁纯携黄金离开了松江。事先，组织上出于安全考虑交代梁壁纯绕道青浦走水路返沪。松江、青浦两县相邻．当时没有公路，两个县城之间的往来靠走水路，有一班小火轮。

从青浦走水路前往上海，先是在大盈江一直行驶到也属于青浦县的一个小镇白鹤，在那里进入苏州流往上海的吴淞江（流人上海后就称为“苏州河”），顺着这条江一路往东，终点是上海市区西侧的曹家渡轮船码头。

吴淞江在当时乃是强盗出没之地，当地不少住户白天伪装良民下地耕作，晚上去吴淞江上做蒙面大盗。因此，从白鹤到北新泾乃是一段危险之旅。

不过，梁壁纯那夜并未遭遇强盗。这倒不是因为那天晚上太冷，老乡们赖被窝，而是因为梁壁纯所乘坐的小火轮并非强盗的“作业范围”。

盗亦有道，当时活跃在吴淞江上的强盗的规矩是：不抢官船、客轮、邮船；不抢郎中、邮差、教书先生和老弱病残、叫花子，至于妇女，那是属于他们的工作对象的，但只限于抢劫，不能劫色，否则就要执行“内部纪律”。

梁壁纯到了曹家渡码头，叫了辆黄包车欲去其法租界住处时，黄包车还没行得一两分钟，他就遇劫了！

曹家渡那时有座横跨于苏州河的木桥，叫“曹家渡桥”，内河航运轮船码头位于木桥的北侧。梁壁纯登上码头后，迎面来了一个年轻车夫，冲他点头哈腰道：“这位先生，您坐车吗？”

梁壁纯点头：“去法租界金神父路，多少钱？”

车夫说：“那段路有点儿远，天又冷，您可怜我们穷苦人，赏个六七角吧。”

车夫拉着梁壁纯经过曹家渡桥，这座木桥又高又陡，往上拉是颇有些吃力的。车夫正拉得吃力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个人来。

冬天的早晨六点钟，外面天色尚暗，路上灯光电力不足，梁壁纯又是近视眼，还没看清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时，那个佯装帮车夫推车上桥的家伙忽然一伸手将一团散发着药味的纱布蒙住了梁壁纯的口鼻，梁壁纯顿时失去了知觉。

等他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头脑犹自一片迷糊，挣扎着动了动，撑起半截身子，借着从窗外映射进来的微弱灯光打量四周，发现是一个房间，陈设极简单，唯一床一桌一椅一床头柜。正奇怪自己怎么躺在这样一个地方时，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有人闪了进来，开灯招呼：“先生醒啦！哎，您这一觉睡得可真长啊——一早上到现在，一口气睡了整整十八个钟头呢！”

梁壁纯还是没有想起自己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于是问：“我怎么来这里了？你们这里是……”忽然发现对方一身旅馆茶役装束，于是恍然，“你们这里是旅馆？”忽地一下子想起自己是怎么昏迷过去的，下意识地一跃而起；“哎呀！我的行李！”

茶役指着床尾说行李在这儿，没丢。梁壁纯心稍一松，可是，起身去看时，那里只有一个小旅行包，那是装零星东西用的；另一个装黄金的小皮箱，哪里还有影子？

当下一阵急火攻心，险些晕倒。梁壁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检查了行李包，里面的东西包括钱包在内一样都没少，劫匪抢去的就是那个小皮箱。

这个皮箱里装的是什么？领导交代使命时没说，也许领导自己也不清楚，可是梁壁纯和上线交割时一看那白铜盒的体积、重量，就知道那肯定是黄金了。

这么些黄金，价值几何！难怪领导要说“人在货在”了。现在，人在，货已经不在了。应该怎么办？报案？那是自投罗网。辜负了组织上的重托，执行任务时出了如此大的事故，即使领导事先不说，梁壁纯也知道自己绝无生路。在那个年代，许多事情发生后是没有条件调查的，组织上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解释，那就只有执行纪律，而执行纪律的方式统一称为“锄奸”。

梁壁纯认为，如果自己确实是“奸”，那被组织上锄掉也是活该。可是，现在他却不是“奸”，尽管他的行为已经给组织造成了比普普通通一个叛徒、内奸远远大得多的麻烦，可是，若就这样被锄掉，那真是太冤枉了。

因此，梁壁纯决定趁此刻还有决定权的时候，给自己留条性命。那就赶紧离开吧，还磨蹭个啥呢？不，梁壁纯不能保证自己真的能逃掉，因此寻思得留下一段真实的记载，即使被组织上当“奸”锄掉了，这段记载也会告诉后人：梁壁纯是无心之失，而不是叛徒、内奸。

于是，梁壁纯就问茶役：“你们这是哪家旅馆？”茶役已经察觉到不对头，小心翼翼回答：“曹家渡大旅社。”

“你们老板姓什么叫什么？”“敝东是蒋博捷，管事的是经理乐书秋。”

“立刻把你们乐经理唤来！”“他不在店里，明天上午会过来的。”“不行！立刻去叫他。

发生的事情之大，别说经理了，就是你们老板也负不了这个责任！一不留神，上海滩就再也没有曹家渡大旅社了！你信不信？”

茶役被梁壁纯的声色俱厉镇住了，点头退出，稍停重新进门，告知说已经派人去请乐经理了。经理家住梵航渡路，不远，半个钟头可以赶来的。

梁壁纯要跟旅社经理谈一谈，要求旅社方面出具一个书面证明，为他证实自己是在着了劫匪的暗算之后。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丢失了那个重要的皮箱。

这个证明，“曹家渡大旅社”肯出吗？肯，尽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如若不出，梁壁纯一报案（他们哪知道其实绝对不可能去报案的），“曹家渡大旅社”就将卷入一桩巨案。在那个年头，被警察局搞成“劫匪同谋”也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当乐经理睡眼惺松地从家里赶到旅社后，听梁壁纯说他丢了一箱黄金，惊得目瞪口呆。

梁壁纯生怕对方被吓昏了，于是就赶紧指出尚有补救之法，乐经理自是乐意。于是旅社出具的文字证明内容，简述如下：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五日晨六时零七分，两个穿深色棉衣的年轻男子领着一辆黄包车来到敝号，车上坐着一个浑身散发着烧酒气味的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男子。

茶役王老三把来人迎进门，在门外帮着把黄包车上的两件行李取下，一是旅行袋，一为小皮箱，后者有点儿沉。穿风衣的男子向账房先生章依发登记单人房间两间，时间为一昼夜，预付了房钱。另一男子和车夫将醉酒男子抬进一楼三号房间，该男子留下入住对面的四号单人房间。风衣男子即携小皮箱坐黄包车离开。

“醉酒男子醒后称其名叫梁壁纯，丢失褐色小皮箱一个，内有百两以上黄金；又出示船票称昨晨其刚乘坐青浦至沪的小火轮抵达曹家渡码头，雇乘黄包车欲往法租界寓所，黄包车经曹家渡木桥时突遭袭击，昏迷中被匪徒掠人曹家渡大旅社。”

旅社方面在上述内容的三页文字上均加盖店章并由经理乐书秋、账房章依发亲笔签名以作证明。

梁壁纯收起后，叮嘱说日后不管何人来此询问今日之事，若非系我梁壁纯所托，请避而不谈。

如来人见面即自语“念漆”（当天系1931年12月6日，阴历十月廿七，沪语“廿七”的读音是“念漆”）作为暗号，你们听到这暗号方可讲出今日真相，可保你们无恙；如果不予道明，势必怀疑你们系劫匪同党，到时候后悔就晚了！说着，起身拱手作别，出门而去。

梁壁纯对于自己今后的出路已经作了考虑，他不能再以梁壁纯的名字在上海市区生活下去，甚至不能居住在市区，至于嘉定老家，那就更是必须立刻切断关系了。

于是，他就决定弃家出走。他去了浦东洋泾镇。那里有一座破庙，有一次他去洋泾执行秘密使命时曾去躲过雨，，与庙里唯一的一个老和尚很谈得来，当时意识到那里可作为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时的栖身地，于是就对老僧说起过以后来做居士。

现在，真的要去做居士了。梁壁纯在洋泾破庙做了两年居士，后来，老僧病逝，临终留给他一些钱。梁壁纯以前学过修理钟表，从此就化名“申继谷”在洋泾镇上开了钟表摊。9年后将全家秘密迁来定居。

梁壁纯做完上述陈述后，第三组请示领导如何处理，“悬办”领导请示局领导后，说先予留置，生活上可给予适当优待。

五、谁是十八年前的案犯

五、3月6日，“专案组”开会，对案情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把梁壁纯所说的情况结合他跟家庭长达九年的断然分离、“曹家渡大旅社”方面的证言等综合起来看，“特费”被劫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这样，目光就该转向十八年前那个寒冷的清晨发生于曹家渡桥头的抢劫巨案了。这是何人作的案？为何能铆得那么准，竟然一下子就盯上了梁壁纯，然后果断下手，抢的就是那个小皮箱？这难道是一起有专门针对性的抢劫案，就是为了抢劫梁壁纯运送的那笔“特费”而来的？

侦查员对此作了反复研究，最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

第一，这是一桩由临时中央直接布置的极为重要的绝密使命，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养着那么多专门力量用来侦探此类机密的敌人一方尚且不知，江湖上的江洋大盗又是凭什么知晓这项机密的呢？

第二，劫匪是在曹家渡码头盯上梁壁纯，将其骗上车后出了码头在曹家渡桥下手的，这说明对方并非与梁壁纯同时坐轮船从青浦来沪的旅客，这又可作为排除作案必然性的依据。

那么，应当怎样侦查这起历史悬案呢？侦查员的想法是：调查历史悬案，应该去找历史人物。这里所说的历史人物，就是旧上海的刑警。

于是先去找民国二十年时管辖曹家渡的警事机构，开座谈会，会上一个老刑警说：“我冒昧地打听一下，四位政府同志所说的被劫黄金数量巨大，究竟是多少？是不是超过五六十两了？”蒋文增说：“实不相瞒，被劫黄金是超过百两的！”

老刑警说：“那这个案子肯定没有破获，也没有接到过报案，否则，别的不说，报纸还不大登特登了，甚至闹得全上海皆知！”他的观点获得了所有与会刑警的认同。

最后，这些旧刑警热心地为侦查员出主意：你们可以去提篮桥监狱向那些建国前就已经被判刑，以及虽是建国后被判刑但在建国前有过抢劫、盗窃案底的在押犯进行调查，也许，他们中有人曾经听说过什么人跟该案有涉也有可能啊。

专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起草了一份协查通知发往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收到协查通知后，通过开会和监区广播对在押犯进行宣讲，要求凡是知晓1931年冬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线索的，随时可向政府检举，检举内容一旦查实，将视为重大立功表现，可以报请法院减刑或者提前释放。

这项调查进行了三周多，监狱方面虽然向第三组提供了他们所了解到的多条由在押犯人提供的线索，可是，侦查员调查下来，要么落空，要么无法查下去。于是，这个原先寄予着很大希望的调查方式无疾而终。

4月7日，“曹家渡大旅社”的经理乐书秋忽然跑到市公安局来找专案组长蒋文增，说前天晚上他值班，跟职工裘青聊天时说到当年那起案子，裘青说他前两天晚上睡觉时做梦，梦中见到了当初强盗作案时使用的那辆黄包车，是“大牌照”，号码是300169。

乐经理初时也没在意，回家跟学医的儿子说起时，儿子说国外有科学家研究成果称，做梦中回忆到的情形很多是当初真实一幕的还原，把人催眠后与其进行对话，可以获取隐藏在潜意识中的事实真相。所以，儿子认为裘青所说的牌照号码可能是真实可信的。乐经理听儿子说得有鼻子有眼，于是就来向侦查员反映。

侦查员这边正陷于山穷水尽的境地，听说此事不禁产生了兴趣。他们四人都是山东老区过来的，从事公安工作最长的不过四年时间，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初中二年级，根本没接触过外国资料——国内的也还没机会接触。

他们向市局技术处的留用老专家请教，专家说国外确实有过这方面的实践，应用于案件侦查、事件调查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效果的。于是，第三组就决定试着调查裘青梦到的那个牌照号码。

旧上海分为三个地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界当局都有权发放车辆牌照，不过各自发放的通行范围仅限本界。这样，就给各类车辆的全市通行造成不便。于是，“三界”当局经过协商，决定发放一种区别于本界而可以全市通行的牌照，这就是“大牌照”。

乐书秋反映的涉案黄包车的牌照就是那种牌照，30系1930年的简称。后面的0169，大约是1930年发放的第169块牌照。

侦查员了解下来，抗战胜利后，公共租界的一应档案资料均交给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解放后，这些资料留下来到了我们的公安局手里。于是就去市局交警处查询，得知有这部分资料，还原封不动放在那里。

侦查员于是就去翻阅，查了两天，总算查到了300169“大牌照”黄包车的车主，是公共租界北京路上的“云间跳舞学校”老板曹胜林。

曹胜林承认他以前有过那样一辆黄包车。那么，1931年12月上旬那个时段，那辆车给谁使用了？曹说没给谁使用啊，一直是我自己在用，那是我的私家车，我干吗自己不用给别人去用呢？侦查员问有谁可以证明，曹说要么你们去问我的车夫吧。

车夫老凌在上海，这时已经翻身当了主人，是人力车行业工会的脱产委员了。侦查员找到他了解下来，证实曹胜林说属实。这样，线索就断了。

专案组人人沮丧，但还是得打起精神继续盘算该怎么行动，议来议去，寻思监狱调查过了，没有获得线索；看守所还没有调查过，全市二十余家看守所的人犯中是否有人有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的线索呢？

正当侦查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线索出现了！

六、大盗伏法

前面说过，3月8日，专案组曾经召集了十八名建国前供职于国民党警察局、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的旧刑警开过一个座谈会，相帮分析案情。

线索的发现，有一名旧警察没有参加座谈会。这个人叫曾丰，五十四岁，原是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华捕，后来去一家船舶修理厂当管理人员，在家里赋闲。今年3月间第专案组邀请他去参加座谈会时他在休养没有参加。

一天半夜，曾丰被几个公安局的便衣带走，等来了第一次提审。曾丰这才知道原来不是他犯了事，而是要问他当年几个巡捕房同事的事儿。

那几个同事，是和曾丰一起考进法租界巡捕房的，有的进了政治部，办的是政治案子，有的和曾丰一样进了刑事部，当了刑警。因为是一起进门的，所以几个人很谈得来，还曾磕头结拜了兄弟。

后来，法租界被收回，巡捕房转为汪伪政权的警察局，大家也就各自散伙，好像只有—个留下来替汪伪政权效力的，后来又干过国民党的警察，再后来，上海解放了，谁也不知道谁了。

现在，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一处的民警要曾丰交代当年他的那几个同事在法租界办过的几起案件。曾丰压根儿就没有办理过跟政治相关的案子，觉得实在没啥可交代的，但这事光靠口头说没用，又找不到旁证，于是寻思只好坐牢了，坐到警方调查清楚为止。

曾丰坐的班房属于第二看守所里的一个大监房。其时解放不过一年，还在清理阶段，抓的人多而杂，曾丰那监房一共关了二十来个人犯。

那时候看守所还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人犯待在里面不需要劳动，整天除了等着提审、吃饭，就是闲磕牙瞎聊天消磨时间。同监的人犯听说这个老头儿以前乃是巡捕房的刑警，如获至宝，都盯着请他聊聊以前破案的事儿。

曾丰闲着也是闲着，就跟人家聊了起来。聊了几日，有一次就说到了曹家渡那桩黄金抢劫案。曾丰毕竟是老刑警，看似信口开河随便说说，心里却明白，每个案件都是按照他所知晓的事实说，这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也是这样，他说这是1931年入冬后没几天发生的，当时竟然没有报案，案子一直拖到解放后，如今共产党的警察在进行调查。

说这个案子那天是1950年5月10日。过了一天，有个同监人犯悄悄把曾丰扯到监房一角，向他咨询一个政策问题：人民政府说“坦白从宽，将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如果有谁检举像您老昨天说的那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那样的解放前的案子，算是立功吗？

曾丰是老刑警，一听顿时明白有戏，于是说这个自然，现在是人民政府在办该案，谁为公安提供线索协助破案，那当然是立功行为。小老弟你若是知道那个案子的线索，倒还真是值得检举一下的，肯定有好处啊！这样吧，反正咱有的是时间，你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你出个主意，看应该怎样检举——这检举也有说法的，以前旧社会有人检举不得法，不但没有好处，还把自己的性命送掉了呢！

对方吓了一跳，于是就把情况一五一十向曾丰和盘托出。这个人犯名叫冯安宝，三十四岁，资本家出身，他的老爸冯定飞是开机修厂的，以维修汽车、摩托车等机动车为主，因为是以修理摩托车起家的，所以行业内给其起个名号叫作“摩托阿飞”——阿飞是昵称，并不是说他是花花公子。而他唯一的儿子、此刻正准备提供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线索的冯安宝，倒是一个纨绔子弟，喜欢拈花惹草，这次就是因为被控强奸而折进局子的。

冯安宝要说的是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事儿，那年他虚岁十五，因为小时候患过“奶痨”，发育不良，所以十五岁的少年看上去也就不过十二岁样子。冯安宝有个表兄，名叫吉家贵，那年二十五了，已经娶妻，那是家里给他张罗的。

但他似乎对家庭生活并无多大兴趣，喜好的是结交朋友，舞枪弄棍，做过几份工作，但多做不长。1931年的时候，吉家贵刚刚辞去一家舞厅看门人的工作，说要考察市场，改行做生意了。

冯安宝年少体弱，却好动调皮，平时在外面玩耍时免不了受人家的欺负。他吃了亏，就告诉吉家贵，让表兄替他出头。吉家贵是会国术的，又有一帮子朋友，所以只要他出面，别说对方也是少年了，就是把老爸抬出来，人家也得服帖。

而吉家贵呢，贡献也不是白白作的，他的家境远不如表弟，就时不时到阿姨家来蹭饭，有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还经常怂恿表弟向家里要钱买这买那，买的自然都是他需要的东西。冯安宝是独生子，娇生惯养，家里谁都顺着他，反正他只要跟着表兄折腾，随便叫他干什么都是愿意的。

1931年10月16日是冯安宝的十五岁生日，家里自要好好庆贺一番。早在前几天就开始筹备了，刚从舞厅辞职的无业人员吉家贵自然要来帮忙，于是就住进了冯家。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竟然一直住到12月上旬。

对于冯安宝来说，那是极欢迎之事，因为这个表哥太会玩了，而且还会邀请他的两个结拜兄弟阿古、小克来一起玩。那二位比吉家贵小两三岁，也是习练国术之人。

冯安宝记得那段时间表哥经常玩的就是拉黄包车。冯安宝的老爸“摩托阿飞”六七年前置办了一辆私家黄包车，那是一辆二手车，用到1930年就换了一辆崭新的日本进口的新车。

“摩托阿飞”的财运似乎很好，仅仅过了一年又有了一辆七成新的轿车，那是人家作为债务抵押给他的。小轿车进门后，那辆黄包车按照通常人家的处理方式，就要“出送”（沪语，送出门处理掉之意）了。可是，由于冯安宝跟着表哥他们把黄包车作为玩具拉着玩，家里就同意他的要求先把车子留着，等他们玩厌了再“出送”。

这样玩了两个来月，吉家贵、阿古、小克三个已经能把车拉得像模像样了，特别是阿古，一招一式活脱就像职业车夫。而冯安宝呢，渐渐就玩厌了，他不拉车，当乘客。

这样，这辆黄包车一直拉到大约这年的12月上旬的某天，吉家贵忽然把车擦拭得光洁一新地送回来了。从此，吉家贵对黄包车就不感兴趣了，而且人也不大过来了。

整个寒假，冯安宝一直盼望着表哥过来带他出去玩玩，或者叫几个朋友来家里玩玩扑克打打康乐球也好，可是，吉家贵除了过年时和其父母来拜年以外，整个寒假影子都不见。

后来听说吉家贵去做生意了，在公共租界开了一家“吉家欢南货店”，竟然经营得很好，几年后还在城隍庙旁边另开了一家分号。

而冯安宝呢，老爸的生意倒还是做得风声水起，可是，渐长渐大的冯安宝却不成器，成了一个纨绔子弟。尽管十年前冯安宝就已经结婚，而且早已有子女，可是他什么职业都不干，整日就是吃喝玩乐，重点是玩，以玩女人为主。

终于，他被人告进了公安局，说是强奸，于是就直接由市局治安处下令拘捕。这在当时通常是市中级法院直接承办的刑案，判刑至少十年。

冯安宝初时尚不知晓，时间稍长方知大事不好。于是他开始关心自己的命运，听说“坦白从宽，将功折罪”，于是就挖空心思想立功，只是因为他以前在社会上一起厮混的都是小开，没有罪行可以检举。

这回听曾丰在监房里聊起曹家渡黄金抢劫案，不知怎么由案犯作案时使用的那辆“去年的新车”联想起当年自己家里的那辆黄包车，寻思那不是有点儿像吗？时间也对得上号，还有案犯人数也是三个。当下心念一动，就想那起抢劫黄金巨案不知是不是表哥和阿古、小克他们三个作的。

当下，曾丰听冯安宝如此这般说下来，寻思听上去有点儿像，不过以他的办案经验，这种举报的准确性是比较低的，尤其是举报人在知晓案情后的举报内容，往往容易有意无意地朝案情方向靠。所以，是真是假，得由公安局调查。曾丰于是就对冯安宝说，这案子太大了，你可以要求直接向看守所所长报告。

看守所所长接到冯安宝的检举后，立刻跟市局专案组取得联系。于5月11日夜审检举人冯安宝。侦查员在认真听取了冯安宝的当面举报内容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家的那辆黄包车是什么牌照？”

“公共租界工部局发的大牌照，号码是300196。”

四个侦查员几乎同时一个激灵：“曹家渡大旅社”提供的也是公共租界“大牌照”，号码是300169，看来是茶役错把尾数96记成69了。这后面有戏！

侦查员当即调集了数名警察，立刻出动，连夜拘留了“吉家欢南货店”老板吉家贵，同时对其住所和店铺予以搜查，搜得白铜盒—个，后经梁壁纯与刘志纯辨认，正是当年经手交割的那个。

吉家贵被捕后，对这桩已经相隔十九年零五个月的抢劫巨案作了交代一案犯一共三人，除他之外是其狐朋狗友刘阿古（阿古）、庄克（小克）；策划者是他，其动机是筹款开店，原准备作案多次，筹足款项方可歇手，

哪知一出手就是一百二十两黄金，三人各获四十两后就此歇手。向表弟冯安宝家借黄包车玩耍，纯是为筹备作案工具，以及学习拉车，作案后即把黄包车还给冯家。为防止引起外界怀疑，三人从此就基本不接触。抗战胜利后，吉家贵曾在外滩偶遇阿古，方知小克已死，阿古现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商行。

1950年5月12日晨七时，第三组拘捕了另一案犯刘阿古，并对其所开的五金行及住宅进行了搜查，未获赃物，但有黄金首饰十四件，疑系用其所劫黄金打造，遂予没收。

另一案犯庄克，生前住卢家湾区杜家园蟠桃坊，侦查员登门，得知庄克于1934年经人介绍，拜海上闻人杜月笙为师，1937年抗战伊始受杜派遣参加由戴笠组建的“抗日别动军”，次年与日寇作战时阵亡，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侦查员对庄宅进行搜查，其父母主动交出庄克1937年参加“别动军”时交给他们保存的两根“大条”——黄金二十两。这两根“大条”经侦查员请当年瑞金县城金匠辨认，确系出自其手。

至此，这起发生于1931年的巨案终于破获。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刘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壁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当时尚未有“玩忽职守”、“重大责任事故”等相应的罪名，他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决的，但判决后却将其释放了，以“反革命分子”身份交由地方监督管制，于1959年病殁。

因检举而立功的小开冯安宝半年后释放；旧刑警曾丰的行为也被视为“立功”，且经调查认定其确实与原同事无涉，于当年7月间释放，由区政府将其安排到物资公司当了一名看门人。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