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泽东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授衔，共授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7人。

王平便是57名上将之一。他1926年投身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生涯屡立战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五次反围剿身先士卒，长征中四渡赤水、保卫遵义，清剿延南地区匪患，保卫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平同志受命前往阜平发动群众，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便组织了数千人的抗日义勇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平同志和平解放大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平同志曾担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参加抗美援朝、在军事政治学院任党委第一书记。

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9月中下旬，八路军总部派王平同志到晋察冀担任临时省委军事部长一职。

临出发前，朱总司令叮嘱道：“现在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着一一五师政治部和教导大队，就驻在阜平，你们人手不多，到阜平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罗荣桓主任。”

就这样，王平、刘秀峰、一个警卫员、一个马夫、一头牲口，四个人赶了二百多里山路，在第三天上午抵达阜平。

9月26日，王平和刘秀峰在地下党员石德义开的店安顿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县城西关外的一个小庭院里，看望罗荣桓主任。

他讲述了总部想在晋察冀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然后提出从政治部抽借一些人帮助他工作。

阜平位于太行山腹地，地域广阔，人口却只有寥寥9万多，是有名的“糠菜半年粮”的穷乡僻壤，不会成为日军的攻打对象。

另外，这里山岭连绵，沟壑纵横，全靠山间小道上的人背和牲畜驼进行运输，而且距离铁路、公路很远，交通十分不便，即使日军想侵占也并非易事。对于人数和装备不具备优势的八路军而言，这正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选择。

而且阜平曾经是直奉军阀混战的战场，不少枪支弹药流落民间，也是有利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条件之一。

此外，阜平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31年便建立了“中华阜平苏维埃政府”以及工农红军。但是后来暴动失败，阜平县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而破坏暴动的罪魁祸首就是张仲孚。此人现任阜平县国民党县长，当地的群众对其无一不咬牙切齿。更加可恨的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张仲孚不思救国，反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动辄罚款。

如今，阜平城里只有一个所谓的“抗敌后援会”。结合上述情况，王平和刘秀峰两人简单地做了分工：刘秀峰主抓党的建设，王平则主抓组织武装。

9月27日，王平决定前去会一会张仲孚。县政府一片死寂，和街头热气腾腾的抗日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王平等了一会，张仲孚才出来迎接。

王平仔细观察着张仲孚。此人四十出头的年纪，个不高，一身中山装，八字眉下两只小眼睛滴溜溜泛着狡黠的光。

王平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表示自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派来组织“阜平县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张仲孚满脸堆笑，看似配合，却又以阜平太穷、老百姓缺乏教育、担心“动委会”没有经费支撑等为由推脱。

王平态度严肃地告诉他：现在华北已经成为了前线，太原也已经成立了“总动委会”，阜平改组“后援会”为“动委会”势在必行。必须组织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张仲孚看王平态度坚决，假意恭维道：“王先生，你讲的很对。我提议你担任动委会主任”。王平见状顺水推舟：“好，就由你来当副主任。”

王平住处，一群“抗敌后援会”的青年学生满满当当挤在屋子里，等着他回来。他们的抗日热情高涨，早已对“抗敌后援会”的工作表现不满，热烈拥护组织“动委会”。

他们的革命热情给了王平极大的信心。28日，“动委会”筹备会召开。王平发表讲话，提请大家审议组织细则与统一对敌斗争的任务。

由于他湖北口音太重，当地人有些听不懂，青年学生李耕涛还主动“翻译”。会上，王平当选“动委会”主任，张仲孚与张毅忱为副主任。

十月初，一块牌子挂在阜平简易师范学校的门旁，白底黑字写着“阜平县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

四乡的年轻人纷纷涌向县城，要求参加“动委会”。仅两天功夫，“动委会”的宣传、组织、武装等七八个部门就健全起来了。

原本空荡荡的简易师范校舍，这时也十分热闹。“动委会”办公的第一天，几个人在街上买点馒头就能解决吃饭问题；第二天，人多到需要成立伙房；第三天，还得分批吃饭。

“动委会”成立后，取消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停付一百元以上债务，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阜平县“动委会”的成功让周围各县很是羡慕，纷纷派人前来“取经”。一个多月后，全县的“义勇军”便发展到四千多人。看到如此情形，王平相信，洛川会议的决议，在这里生根发芽了。

眼看革命形势发展势头迅猛，抗日武装队伍日渐强大，张仲孚坐不住了。他召集学生，说什么“共产党、八路军在阜平不会待很长时间，一一五师政治部根本就没有兵，日本人一来，他们就得跑，不要相信共产党。”

马上这些话就传到了“动委会”，王平等人赶紧以“动委会”的名义召开群众大会，并以“指导”的名义邀请张仲孚出席。会上，王平等人详细列举了抗战以来平型关、察南等多场战役胜利的事实，说明只要全面动员，一定可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张仲孚在台上听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哑口无言。学生和群众却听的十分起劲，最终会议变成了又一次总动员大会，当晚城区的“义勇军”就从一个班发展成一个排，不到三天又扩大到一百多人，成为一个连。

10月12日，日军占领了石家庄。原本驻守王快镇的朱怀冰仓皇撤退到阜平后，不顾王平等人共同在河北抗战的挽留，和张仲孚一起连夜逃跑了。

第二天，王平走马上任成为阜平县县长兼保安队队长。罗荣桓主任提议应该把冀西地区几个县的抗日义勇军组编成大队、支队，在阜平县城成立“抗日义勇军第二路总指挥部”，统管冀西地区抗日义勇军。

为筹备组织抗日义勇军的经费，王平以“动委会”和县政府的名义，召集全县的士绅开会，动员他们协助解决经费问题。

在了解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八路军取得的胜利后，他们当场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场认捐了四万多元法币。按照当时的物价，一斤小米三分一厘钱，一尺棉布五到六分。四万多元法币暂时解决了义勇军的经费问题。

随后王平开始组织改编，把抗日义勇军整编为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总共三个大队。阜平县“动委会”仅用了一多月，便打开了各条战线的局面，将群众充分发动起来。

后来，阜平成为晋察冀边区唯一没有一个敌人的长期据点，被誉为“模范根据地的模范县”。

围而不打和平解放大同

王平对党忠诚，待人宽厚，胸襟坦荡，在变幻莫测的战争年代从不拘泥于经验，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决策。他率领部下和平解放大同就是很好的证明。

1948年12月24日，张家口解放后，中央军委即电令北岳兵团前往大同，意在将其迅速包围，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监视大同的敌人，防止他们向东、向西逃窜。

大同是晋北重镇，位于平绥、同蒲两条铁路的交汇处，东通京张，西贯绥远，北毗邻内蒙古草原，南达太原，是山西北部的军事要塞，又是重要的煤炭基地，有着“煤都”之称。故而多年以来，阎锡山不肯放手，傅作义为之垂涎。

1948年5月，雁北十三县悉数解放后，大同彻底成为了一座孤城。城内守敌总兵力一万七千余人，由国民党第二战区副总司令兼大同军事指挥官于镇河指挥。

军事上，敌人加宽加深城郊外壕，修建了许多防御工事，意图借此与我军抗衡。政治上，孟祥祉再次加强特务统治，费尽心机地维护破败的局面。

部队按照部署进入阵地后，王平立即在小白登召开主要领导干部会议。

考虑到大同在兵力、装备上并不处于劣势，而且敌军已经做好负隅顽抗的准备，最终决定利用强大的政治攻势使其“四面楚歌”，同时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挫其锐气，迫使其缴械投降。

几天内，上千万张传单和宣传材料以各种途径在大同市内流传，敌人私下议论“我们困守孤城只有死路一条”“上司保官保财，我们光棍一个，何必为他们卖命”。

猛烈的政治攻势下，敌人惊慌失措，大同人民也更加坚定了早日解放的信心，为我军和平解放大同创造了有利的内部接应条件。

12月29日，孟祥祉迫使田尚志派部队武装侦察我军部署，还想顺便抢一些东西过个“肥”年，王平同志决定“诱敌深入，一口一口吃掉”，将敌军团团包围，从清晨到中午，歼灭300余人，俘虏500余人。战士们称之为“向一九四九年元旦的献礼”。

一月份到三月份，在围城部队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大同的形势一片向好。敌人在得不到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困守孤城，本就不多的粮食日益匮乏。

敌人时不时派出小队人员去四周村庄抢粮食，被我军一一击溃。市面上金圆券暴跌，百姓们对此怨声载道，纷纷外逃。

4月27日，守敌头目孟祥祉等人到三十里铺与我军商谈投降，提出要按照北平方式解决大同问题。王平同志严肃地说道：“现在不是要和平起义，而是要无条件听候改编。”

4月29日，敌军无条件接受我军提出的五项条款。5月1日，大同宣告解放，敌军放下武器接受改编。5月2日清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响彻全城，大同人民挥舞着彩旗欢庆解放。

王平同志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令，服从华北军区的正确领导，最好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依靠人民的支持，最终实现了大同的和平解放。

初心不改一片丹心为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平同志继续活跃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1958年11月，王平同志担任军事学院政治委员，1960年1月，担任该院党委第一书记。在王平同志的带领下，学院着力培养高素质指挥人才，多次受到军委领导的肯定。

后来，由于历史原因，王平同志有将近8年时间不曾工作。待业在家一年后，王平同志给叶帅写信要求分配工作。8月8日，便接到总政部的通知前往北京。

叶帅指示总政主任李德生负责安排王平的工作，到达北京后，李德生说：“你的问题没有什么，先恢复党组织生活吧。身体还不错，将来还可以工作嘛！”

王平在招待所待了几个月，期间上百位老战友前来探望。2月份离京之前，王平去看望邓小平同志，问小平同志自己可不可以工作，并对邓小平同志说：“要求做工作不犯法。”

1975年1月，王平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返回南京等待分配工作。

过了大概3个月，4月13日，王平被任命为军委炮兵政治委员。到炮兵前，王平特意去看望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鼓励他放手去干，不要害怕，要有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气。

4月下旬，王平到炮兵上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炮兵机关的同志不再怀疑王平的工作能力，说：“这老头子还行，工作真有点魄力。”王平同志在炮兵工作不久便被调往武汉军区担任政治委员。

无论是在炮兵还是武汉军区，王平同志都坚决贯彻叶剑英、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落实干部政策、调整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以及部队建设。

小结

“大高个”王平将军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忠于党和人民，勇挑重担，不畏艰难，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去。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王平同志锻炼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能文能武，军政兼优。他是我军逐级成长起来的著名将领，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参考文献

[1]王平著. 王平将军自述[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06.

[2]鱼汲胜,李越.健在的十位开国上将[J].党的建设,1995,0(12):41-41.

[3] 王平著. 王平回忆录[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2.10.